曾国藩大智慧

第四篇

　　“虽明知蕞尔螳壁，不足以当车辙，而九弟既非在外服官，即宜在家承欢，非同有职位者，闻敬而告假，使人笑其无胆，骂其无义也”，他把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割土地，赔金银的悲惨结局说成是清政府的“和戎之策”的结果，是中国对英国侵略者所定的“抚局”。他说：“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要据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显而易见，曾国藩并不承认中国战败，并不承认签订不平等条约是英国侵略者武力胁迫和外交讹诈的结果，相反他把这种结局说成是为了“安民”而主动对外国侵略者的“和”“抚”。他内心虽痛恨指责投降派的腐败无能，但仍满怀信心地预言，通过“和”、“抚”而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即使割地赔款，只是暂受损失，而中国从此将不会有事，以大事小确是上策。他说：“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造成曾国藩这种似乎“狂妄无知”，夜郎自大观念的原因何在呢？曾氏是中国传统文化浸染而成的士大夫，他与当时一般守旧士大夫以国粹主义的方式来应付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挑战时，本能地用一种传统的文化优越感和安全感的心理作为后盾一样，认为“洋夷”们对中国的侵凌和困扰，并不足以构成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的根本威胁；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失败，仅仅是受到一些人为的、偶然的因素的干扰，即上引材料所说的“汉奸助之为虐”所致。因此，西方列强迫使中国“割地、纳款、互市”，在曾国藩的思维中，唤起的只是类似历史上契丹、女真、蒙古等边陲民族对中原王朝困扰的那种历史联想和恼恨心理。他对“洋夷”的愤慨和鄙夷，也仅仅是“文明人”对不知诗书达礼的野蛮人的强悍无理行径的情绪反应。这样，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失败和屈辱，就在曾国藩对传统文化的同化力的乐观信念中，在他的中国文化优越感和安全感中得到了苏解、缓冲、补偿和安慰。

　　上述这种文化上的安全感，具有一种强烈的麻痹思维神经的力量。最初而来的民族危机，被这种安全感过滤之后，则会在士大夫的思维中大大地淡化。曾国藩心目中埋下的传统文化思维模式，作为一种浓厚的精神氛围，也就难以突破原来的保守观念的构架。在这种情况下，客观地认识西方事物和应付西方的挑战，对曾国藩来说，乃是不可能的。

　　然而，像在学术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株守儒家学说，而是博采众学，兼收并蓄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事实的了解，曾国藩对西方文化也采取了了解、吸收的现实主义态度。这是他不同于顽固守旧士大夫的根本区别所在。基本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既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又带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多重色彩，尤其是他在领军从征，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及与洋人打交道的实践中，有机会较多地了解和接触到西方文化，这是整日困居书斋或居京悠闲作官的人所不能领略得到的。

　　曾国藩自点翰林居京作官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的2０余年间，对西方列强的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因而当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及其结束后的十数年间，他对中国局势持乐观态度，对洋人的侵略并未产生危机感。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情形就不同了：疾风暴雨般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政权，摇撼着封建统治，大清王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英、法等资本主义列强乘虚而入，“堂堂华夏”竟然被“区区外夷”打得京都不保，一败涂地——卑躬求和，割地赔款，利权日渐丧失。这种严酷现实，对曾国藩的心灵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同时对他也是一剂不可多得的清醒剂。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期间，曾国藩深为天津兵败而忧虑不安：“惟天津兵败，洋鬼猖獗，僧邸退至通州，京师人心皇皇，实为可虑。”闻京城岌岌可危，“圣驾”拟离北京他往热河的消息后，曾国藩“且愧且愤，涕零如雨”。于是，他奏请皇上允准他或胡林翼两人中一人带兵北援，“冀效尺寸之劳，稍雪敷天之愤”。又在家书中说：“分兵北援以应招，此乃臣子必尽之分……今銮舆播迁，而臣子付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万一京城或有疏失，热河本无银米，从驾之兵难保其不哗溃。”虽然，他认识到此举并非善策，一因江南太平军势力浩大，一旦撤兵北上，将牵动“剿匪”大局；一因北上“勤王”能否成功，实无把握。但他凭着对皇帝的一片赤诚之心和对“洋夷”气焰嚣张的痛恨之情，决心不计个人利害得失，义无返顾，欲成此行。他说：“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先后不过数月之间，孰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笃忠义？纵使百无一成，而死后不自愧于九泉，不治讥于百世。”故“成败利钝，不敢计也”。虽然此举因英、法、俄等国胁迫清政府迅速订立不平等条约结束战争而未能如愿，但当他接到不平等条约的副本以后，忧虑、恐惧和愤慨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在日记中写道：“阅之，不觉呜咽，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为难堪。”较之他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签订的所谓和约的看法，判若两人。这时的曾国藩，对局势不仅不抱乐观态度，进而为之悲愤填膺，难以名状。

　　这种忧惧与危机心理，在有关湘军首领之一的胡林翼的一段史实中，也形象地作了反映。当年，胡氏伫立在长江岸边一个山头上，正在为即将从太平军将士手中夺取军事重镇安庆而踌躇满志时，他猛然看见两艘游弋于长江水面上的洋人军舰，迅如骏马，朔江而行。胡林翼顿时变色不语，勒马回营，并在中途呕血，差点堕下马来。从此之后，每当有人与他谈及洋务，他就摇手闭目，闷闷不乐，口称“此非吾辈可能知也”。胡氏原先本有病在身，由于这一刺激而病情加重。数月之后，便郁郁而死。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胡林翼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在他的内心中交织着一种自身无法解脱的矛盾——既凭藉他自己敏锐的感性认识，发觉西方列强的近代军事实力为中国军队所望尘莫及；又因自身头脑中传统文化中固有观念的根深蒂固，使他无法找到中国如何通过学习西方的长处来摆脱困境。这就是说，胡林翼内心的文化安全感似乎已经崩溃，而新的出路一时又无法找到。因此，他不能不为清王朝未来的命运而担忧。这种心理紧张状态和不祥预感，使他怎么也无法解脱心中的忧郁之情。

　　与胡林翼的文化心态相类似，曾国藩更进一步认识到：“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从而，他首次提醒清廷，此次款议虽立，和局虽成，但再不能盲目自傲，做什么“四海晏然无堵”的美梦了。这种忧惧感的发展和深化，同时表现于对中国文化整体的思考上，使得曾国藩很自然地产生一种比胡林翼更深一层的危机意识。这种基于中外政治、思想、文化，尤其是中外实力的对比上而产生的危机意识，在他的家书、日记和信函中均有所体现。

　　曾国藩作为湘军的最高统帅，从太平军手里领教过“西洋之落地开花炮”的厉害，确实“惊心动魄”，因此，也购买过同样的东西来对付太平军。于是，战争使他真正懂得了西洋船炮的效用，以前那种凭道听途说而形成的“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的理性认识，已经成为阅历之后的切肤感受。因之，畏惧之心随之而生。

　　他曾以湖南乡下通俗之语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畏惧心理：“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在曾国藩身上，惶遽怵惕之情超乎个人生死，而又带着啃心噬肺之痛：“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优势面前的极大危机感。历史地考察，相对于当时绝大多数内省和朝廷国粹派士大夫的虚骄的清议高论，曾国藩的“只怕洋鬼子”与对洋人“无以御之”的毫无掩饰，直截了当的内心表白，无疑是对西方文化挑战的严峻现实在认识上的深化，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所产生的危机意识，既非那种视中国传统礼乐教化不如西方近代文化的自卑心理，也非那种视西方文化源于中国说，或者西方无礼乐教化可言、唯我中华独有的狂妄虚骄之论。它的基本特征，在曾国藩眼里，具有至善至美的儒家礼乐教化的中国人业已受到了在“技艺、“机巧”和“术数”方面更为强大、更为先进的域外远人的侵凌和威胁。进而，他还认识到，洋人的这种侵凌和威胁如果继续深入中国腹地，则有可能危及中华民族现有的生存环境和稳定秩序。

　　于是，曾国藩在这种危机意识的基础之上，相应地产生了以摆脱危机为宗旨的避害反应和避害价值尺度。尽管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农民起义尚未镇压下去，但他多次对友人说：“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为最巨”。他念念不忘“海国环伺，隐患方长”。他反复提醒清廷：“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由于这种危机感和责任感，是在曾国藩对现实危险的新鲜的警觉和感受中直接产生的，而主要不是从尧舜孔孟的圣人格言中直接引伸出来。它直接听命于他那保国保种的生存意念的呼唤，所以这种基于生存意念基础上的危机意识和价值尺度，便首次并有力地冲破了原先笼罩在他身上的文化安全感的心理氛围，本能地抗拒和抵制着某些不利于实现避害目标——“自立”、“自强”的传统观念和价值规范以及思维习惯；并通过这种抵制和抗拒，力求在他自身所形成的新的观念王国中为生存而赢得一席地盘；同时迫使他反躬自省，面对严酷的现实而采取避害措施和挽救危机之方。然而，经过反复思索，他认为对付洋人如仍沿用“古方”，则不能应付变化多端的局势。他在家书中说，“与外国人交涉，别有一副机智肺肠”，才能补救危局。这种认识也就为在避害反应中相应采取措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契机。

　　曾国藩的避害反应较为集中地表现在对西方文化中“技艺”和“术数”的功用的积极肯定之上，因为，在曾氏看来，洋人的技艺已经显示出巨大的杀伤力。所以，从避害角度来说，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则是完全必要且异常迫切的事情了。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之时，他在奏折中除提醒清廷不要因款议之立而盲目乐观，而应采取实力防备之外，还提出了“将来师夷智以造船炮，尤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总之，这种以危机意识为基础而产生出来的避害价值尺度，使得曾国藩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文化心理模式和传统思维习惯的某些藩篱，做出比一般守旧士大夫更为现实、更为冷静的也更符合自卫之道的反应——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事业，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之下雄心勃勃地开展起来。这至少可以表明，曾国藩已经认识到，以“华夷”对峙时代形成的对外部世界一概闭关自守的态度模式来应付西方对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愚妄之举。因此，我们认为曾国藩在当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识时务”，力图冲破极度封闭僵化的历史文化背景，在他的知识与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去实现民族自卫目标。相对于大多数站在更保守立场上来指责洋务派人士的顽固守旧言论，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是在认识上的一种深化和进步。

　　姜铎在1989年发表的《略论曾国藩》一文对曾国藩发起和倡导洋务运动的功绩，曾列举了六项事迹，并提出其中有五项，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均属首创。一是1862年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军械所，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揭开了中国用手工自制轮船的序幕。二是1863年派容闳赴美国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1865年，容闳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办了百余台机器设备运回上海，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进口的第一批机器。三是1865年6月，同李鸿章共同筹设上海江南制造局，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使用机器的近代军用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四是1868年鼓励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传播西方科技知识，它出书的时间和北京同文馆差不多，而出书的种类和数量则超过之。五是采纳容闳建议，会同李鸿章和丁日昌，奏请清廷选送一批幼童赴美国学习，这是中国最早派选出国的官费留学生。上述历史事实，证明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化的首创之功功不可没。

　　人生智慧

　　博采众家之长，使国家强大，是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事情，也是中国文化能够渊远流长的主要原因。早在汉代就有张骞出使西域，凿通“丝绸之路”，唐朝时更是一个容纳别国文化技艺的时代，而明朝的徐光启尤其做出巨大贡献。

　　徐光启出生于上海徐家汇（今上海市）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其父以课农学圃自给，祖母及母亲亦早暮纺织。他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从小对农业、手工业有较多的了解。他喜爱科学，久不通八股文，屡试不第，只好以教书维持生计。万历二十四年（1596），他在赵凤宁家教私馆，随赵凤宁到广西浔州，过韶州时认识了西洋传教士郭居静，开始接触西学。在此期间，徐光启有鉴于李时珍等人总结古典科学，遂有志于科学技术研究，对农学、水利、算学及军事学产生了兴趣，并着手搜辑农学、算学等方面的资料。

　　万历三十二年（1604），徐光启四十二岁，终于考取进士，跻身仕途，生活和科研条件有了改善。在翰林院学习期间，他把主要精力用在研习天文、兵法、屯盐、水利、工艺等“可施于用”的科学技术方面。同时他利用课余时间向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学习自然科学，并翻译西洋科学书籍，吸取有用的东西来弥补中国学术之不足。后来，他在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协助下完成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等书的翻译，并在家守制期间，开辟了一个小规模的试验园，从事移植甘薯的试验。与此同时，他有鉴于明王朝国穷民困和边患日深的现状，决意从富国强兵的根本之计做起，通过他的科学研究，来解决宗禄、漕河水利、盐务、屯田、边饷、兵器改良等技术问题，由此他曾潜心于数学的研究。他认识到数学是研究科学技术的基础。

　　万历四十年（1612），徐光启译完了《泰西水法》六卷。他深知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农业是“本业”，而水利则是农业的生命。他翻译《泰西水法》，旨在引进和介绍西方先进的水利知识。在全面了解中国原有的水利灌溉方法及工具的基础上，他对西方水利先进方法和工具等方面的知识进行有选择的翻译介绍，而且这些介绍的方法与工具，他都要经过制器和试验，确有实用的，他才编译到书中。在此期间，他的仕途之路不得意，次年告病居于天津，在郊区开辟水田，采用新的水法，试验在北方耕种水稻。又在宅旁辟一小试验园，种植花草、草药和新的农作物、树木等。在稻田试验园和宅旁试验园里，他进行施肥、接种以及把药物制成蔷薇露等种种试验，每次试验的过程与结果都有记录，这些在后来编入了《农政全书》。

　　徐光启在潜心科学试验的同时，逐渐地形成了系统的科学救国思想。他多次提出“富国必以本业，强兵必以正兵”，抨击“名理之儒”不通科学与生产，固步自封，一谈及西学就言中国古已有之，但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既不应用，又不予以总结和研究，以致“失且天下之实事”。因此，他在大量翻译介绍西学的同时，十分注重对中国原有的农学、军事学资料整理与研究。

　　在农学方面，徐光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注重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提出了对农业、手工业进行改革的学说，完成了著名的《农政全书》。《农政全书》作为一部农学著作，除了大量介绍和探索农业科学技术问题外，还阐述了徐光启学以致用的科研目的与思想。他认为中国贫穷的原因，是农民不知科学生产，没有充分认识和利用天时地利，以致明王朝每年只知从南方运几百万石大米供给京师和边防，而西北田地荒芜不垦。漕运东南大米，不仅农民负担日重，而且大量的可以用来种植水稻的水利资源也被浪费。此外，北方之民只知种棉而不织布，北棉南运，北方棉贱布贵。针对这种不懂农业科学技术所造成的问题，徐光启打破古典农书的“风土说”和囿于陈陈相因的生产经验论，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实验，在理论与实践上提出了开垦西北荒地、兴修水利，把一切水源包括用于漕运之水都用来生谷，以北之棉教南之织等农业、手工业的改革学说。

　　为了实践和传播这些思想，他以科学试验来解决技术问题。如对高产作物的甘薯、蔓菁都作过多种试验。又如在北方种稻试验，他解决了南稻北植的许多技术问题，大开北方种稻风气。再如北方种棉不织布，它的主要问题是北方自然条件不利于浆纱刷纱。有鉴于此，徐光启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在肃宁人纺织的经验上，提出了解决北方织布浆纱刷纱的技术问题，由此北方纺织业开始兴起。在纺织工艺方面，徐光启基于原有的技术和设备，不断地改进生产工具和方法。在缫丝技术上，他创造了“五人一灶缫茧三十斤”的方法，比旧时“二人一灶缫茧十斤”方法节省了人力和物力。在纺车制造上，他设计从四（梭管）改进成五，以提高纺织手工业的生产效率。此外，他还亲自试验晒盐法，改革了传统的熬盐法。他的晒盐法试验成功，不仅大量节省了灶户的人力，而且节省了樵薪，给国家农业生产的开发也带来了利益。

　　改革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是实践他“富国必以本业”思想的试验。但是，他并不满足于这一个方向，对于“强国必以正兵”也很关注，并作了大量的实验。万历四十六年（1618），杨镐的四十万大军被努尔哈赤打败，明王朝面临的边祸日重。徐光启曾有意研究兵学，针对明军在战场失败的教训，提出培训作战军兵思想。这一年，他在通州昌平训练新兵，亲自撰写了《选练条格》，亲临院校场，从事实选实练试验。后来由于当政者不予支持，兵源饷械不足，训练计划未能实现。

　　十年后，他从兵器改造方面着手，吸收西方火器技术的长处，重新训练新兵。这次练兵试验，他提出了组织车营、建筑台铳的办法。车营即用火器武装起的部队，其组织办法是“以四千人为一营，每营用双轮车一百二十辆，炮车一百二十辆，粮车六一辆，共三百辆。”西洋大炮十六门，中炮八十门，鹰铳百支，鸟铳一千二百支。战士二千人，队兵两千人。这种运用西洋大炮和中国火器的车营，在军事技术上结合了中西兵器和战术的长处。同时徐光启还提出运用西洋的望远镜。徐光启从军事技术上加强国防建设，是他科学研究与实验的一大成就。西洋大炮的制造与应用，在守卫京师战役中发挥了它的威力。但是，由于明王朝政治腐败，他的军事技术改革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徐光启在我国科学史上对天文历法有卓越的贡献。他会通中西历法，编译《崇祯历书》，修正了当时已经失掉正确性的《大统历》，对我国传统历法进行了重大改革，奠定了我国近三百年来的历法基础。3不怨不尤“坚忍”自重

　　原文

　　昔耿恭简公谓，居官以坚忍为第一要义，带勇亦然。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迪安妙在全不识世态，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雪琴与我兄弟最相似，亦所如寡合也。弟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将来养得纯熟，身体也健旺，子孙也受用，无惯习机械变诈，恐愈久而愈薄耳。

　　译文

　　过去耿恭简公曾说过，做官第一重要的是坚忍不拔，有耐性。其实带兵也是这样，和官场往来，我们兄弟们都忧虑的是略知世态需求却本身怀有一肚皮不合时宜的想法，既不能硬做自我主张，又不能软去迎合世事，所以到处落落寡合。迪安之妙就在于他全然不了解世态，他腹中虽然也有些不合时宜的念头，却能一味浑同包容，永不表现显露。我们兄弟却时刻显露出来，总不是拥有福气的法子。雪琴和我们兄弟最相像，也少有彼此投合的人。弟应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包容，决不显露表现。将来性情修养纯熟，身体也健壮旺盛，子孙也受用无穷。不要习惯于机变诡诈之方，恐怕在官场越久，德行就会越浅薄。

　　原文

　　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而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

　　译文

　　弟信中自认为是老实人，我也自认是个老实人，只因为阅历世途，饱经事变，大略学些机谋权变之术，自己学坏了。其实这些方面远不如人，只是惹人笑话，教人怀恨，有什么好处？近日猛然醒悟，一味向平实方向努力，将自己老实的本质还本来面目，恢复固有。贤弟此时在外，也急需复还老实的本质，万不可走投机取巧之路，日趋日下。纵使有人以巧诈来对我，我仍以浑含应付、以诚愚应付；久而久之，他会改变态度的。假如勾心斗角，表面接近，而内心有隔阂，那么相互报复，将是无止无休的。

　　原文

　　我辈办事，成败听之天命，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耳。

　　译文

　　我们办事，成败只能听天由命，诋毁和称赞也随别人的便。只有自己行事的准则，靠自己来制定，也就是说，不随众人的喜惧而喜惧。

　　曾氏体悟

　　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国藩正是把“恕”当做“夫子”的一项重要的修养目标。“恕”，是对人而言的，自己不愿意做的，不要强求别人做。“忍”，则是对自己说的，“好汉打掉牙，和血吞”，便是善于忍。

　　在一个虚浮伪滑的世界，惟有守“拙”的人才能获得成功，惟有至“诚”才能收实效。取巧和虚伪，固然可以取得一时的便宜，终究必定是失败的。曾国藩的一生事业，就靠着“拙诚”二字而成功。

　　所谓“拙诚”，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埋头苦干”，就是多做实际工作，不作口头宣传。这虽不能完全包括“拙诚”二字的意义，但它的精粹就在于此。所以专说大话而不知埋头苦干的人，是曾国藩最瞧不起的。所以湘军的首领，都是些不善于说话的人。他认为湘军之所以能胜利，其实就是“拙诚”二字的实效。

　　为了贯彻他的“拙诚”主义，他又创立“五到”之说。所谓“五到”者，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至于这“五到”的解说，照曾国藩自己说：“所谓身到，比如当官，要亲自验尸处置偷盗案，亲自私查乡里；治理军队，要亲自巡视营垒，不惜冒箭石之危。心到，就是要苦心剖析事情，有条有理，先分析后概括归纳。眼到，即认真观察人，认真处理公文。手到，可以说是事的关键，要随手写记，以防遗忘。口到，就是交代别人做事和警惕之话，虽有公文也要再三叮咛。”

　　曾国藩这“五到”之说，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并且企图着手实践。细看他之所谓“五到”，无非是脚踏实地不厌烦琐不怕艰难的埋头苦干。看上去虽觉得不是一件难事，但非有自己认定抱着“拙诚”二字决心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曾国藩的为人，不问治军治政或立身为学，都有一种不可企及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坚忍和“吃硬”。

　　当曾国藩既经决定一个主张，并且认为是对的，那么无论环境如何恶劣，前途如何困难，他都是勇往直前、不避艰苦拼命地去干，从死路中求生路。这种精神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实干精神”。

　　所谓“实干精神”，不仅在得意时埋头苦干，尤其在失意时绝不灰心。有一次，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连吃两次大败仗，曾国藩写信去安慰他说：

　　“从前的事就如昨天逝去，以后的事好比今天新生。要另起炉灶，重新打开新局面，开辟新世界，最近两次的大失败，不正可以磨练英雄，使你大有长进吗？谚语谈：‘吃一堑，长一智’。我一生的长进，都在遭受挫折和屈辱的时候。你务必要咬紧牙，磨砺意志，积蓄力量，增长智慧，万不可以自灭其志。”

　　他的弟弟听了他的话，后来果然有所成就。可见，不灰心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基础。

　　曾国藩认为只说不做的人，最是要不得，所以他的军队中，照例不用喜欢说话的人，成为一种风气，因为只说不做，违背了“实干主义”的原则。“实干主义”是要埋头苦干，不重宣传的曾国藩认为惟天下的至拙，可以破天下的至巧。凡是自己认定拙朴的人，才能够厉行实干主义。曾国藩的一生是靠“坚忍”成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