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大智慧

第三篇

　　自律自制，修身养性，要“每日三省”。程颐说：“君子遇到困难险阻时，一定要思考反省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错误而导致这种困难的发生。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就纠正它，没有过错就用它来自我勉励，这是修养自身的美德。”

　　在人生旅途中，大多数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缺点。只有那些头脑清醒的人，能够充分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多多要求责备自己是圣贤们为人仁厚公正的表现。如果不这样的话，只是一味责备别人，埋怨别人，很多不合理的意见凭空产生，人们互相指责攻击，好像踩进坑道、壕沟一样，怎么能迈开脚步呢？

　　人有两只眼睛，一只眼睛应用来观察别人，一只眼睛应用来观察自己，无论观察别人，还是观察自己，都必须抱着“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的态度。有句俗话“乌鸦落在猪身上，只见人黑不见己黑”，也就是所谓的“见人之过易，见己之过难”。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没有说过假话？谁没有说过大话？谁没有嫉妒他人？谁没有伤害他人？谁从来不好女色？谁从来不占他人便宜？谁敢拍着胸膛对自己或者苍天说，我从来不做亏心事？没有，从来没有。只有过错的大与小，多与少，或者你所犯的过错是人人都会犯的，是人们可以原谅的，可以接受的，但不能说你从来就没有过错。只要是人，有七情六欲，就有人的弱点和局限。曾子为什么“吾日三省吾身”，就是为了少犯过错啊！

　　《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尚书》也说：“改过不吝（吝啬）。”这一方面告诉人们过错是难免的；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要有过必纠、有错必改。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很多人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可真正让他改正过错，那就很难了。

　　圣人之所以少，是因为知错必改的人太少了；况且很多过错都是美丽的——看见一个美丽的姑娘，情不自禁地想她，虽然自己不会伤害她，也不会告诉她，只是情不自禁地想她，甚至过了好久也还是想到她。这个过错太美丽了，以致很多人都不认为它是一个过错。

　　知己之过失，承认它，并且改正它，毫无吝惜之心，这是最难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在这里。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还有那修饰装点的丑态。

　　过错虽然美丽，但改正过错就更加美丽，况且很多过错却是丑陋无比的！改正一个过错，哪怕它很小、很轻，它都会使你身心更加轻松、无愧无悔。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不妨体验一下改正过错的感觉，虽然有那么一点难堪或难过，但是同时你也感到踏踏实实、坦坦荡荡、自由自在。

　　还是说你见到一个美丽的姑娘，你意识到了情不自禁地想她是不好的，如果你改变一下思维呢？这个姑娘很美丽，所以这个世界也很美丽；她很幸福，我曾看见到这个姑娘，所以我也很幸福。同样是见到一个美丽的姑娘，动机不同，心境也不同。

　　一个省心修身的人，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他所犯的过错不一定是坑蒙拐骗之类的淫恶，往往是一些不为人知、不足挂齿的小隐私。不断地涤除这些小隐私，他就会一天比一天高大起来。明代著名谏臣杨继盛说：“或独坐时，或深夜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说得太好了。

　　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所作为，不在于他能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卑琐灵魂的严厉审判者，他是自己淫邪恶欲的无情拷问者，他是自己羸弱身躯的猛烈抨击者，这是他得以洁身、保身、全身的法宝。

　　2博采众长，自立自强

　　原文

　　逆夷据地求和，深堪发指。卧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时事如此，忧患方深。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

　　临难有不屈挠之节，临财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反诸身，况立威于外城，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诸己哉！斯二者似迂远而不切合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无形。

　　译文

　　外国人占领了我国地盘，却要求停战议和，这令人极为愤慨。古人云，卧榻之侧，岂能容忍他人自在鼾睡？最近国家不幸艰难到这种地步，令人非常忧虑担心。要想改变这种局面，被外国人敬畏臣服，国家就必须自立自强。装模作样、虚张声势于事无补。而面对危难有不屈不挠的顽强气节，面对财物有不贪不爱的清廉操守，是树立威信的根本。《周易》中议论一个家庭自立于社会，尚且需要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具备令人信服的威望。更何况现在是我们国家要树立威望于外国，要求被他国人信服呢？怎么能够不从自己做起？这威望和信服两点，初听起来让人觉得迂阔遥远而不切合实际，其实却正是简单、明确，可以在无形中消除许多祸患。

　　原文

　　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人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译文

　　凡是拿自己有而他人没有的东西，进行夸耀，是世之常情。忽视经常见到的，震惊极少见的东西，也是世之常情。轮船速度的飞快，洋炮射程的遥远，在英、法两国是夸耀自己独特拥有，对于我们中国人却感到非常罕见而吃惊。如果能购买轮船大炮，据为己有，那么中国就会对它习惯常见而不惊讶，英、法两国也就渐渐失去所倚仗的优势。买回来之后，招募精思灵巧之士，智慧奇巧的工匠，开始演练熟习，然后尝试制造。不过一二年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的必备物，同时还可剿除太平军，巩固国家长远战略设施。

　　原文

　　师夷之智，意在明靖内奸，暗御外侮也。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师其智，购其轮船机器，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粤中猖獗，良可愤叹。夷情有损于国体，有得轮船机器，仍可驯服，则此方生灵，免遭涂炭耳。有成此物，则显以宣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

　　译文

　　学习洋人的智能技术，目的在于明处是平定内乱，剿除奸徒。暗地里还可充分准备，抵御列强欺侮。列强是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强敌，学习他们的才智，购买他们的轮船机器，重点不是为了剿办太平天国，而是着重在陆续购买，为我所有。广东一带，洋人猖獗，实在令人可恨可叹。洋人这样放肆实在有损国家威严。有了轮船机器，就可利用来驯服他们。那么我们的老百姓，就可以免遭劫难了。有了这许多机器，从外表看，可以稳定国内人心力量；从深处讲，也可以折损列强侵略我们的预谋。各地都仿效推广，以此作为我们中国自强的根本。

　　曾氏体悟

　　曾国藩洋务观的形成，有其历史与现实的根源，反映了近代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

　　被称为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的曾国藩，其理学经世思想为众人所知。作为一名儒学大师，他在义理、词章、经济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晚年，面对着列强环伺，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他却积极主张“师夷长技”，并躬身实践，兴办洋务，成为清朝末期著名的洋务派。理学家与洋务派，二者在思想上是尖锐对立、互不相容的，然而在曾国藩身上却兼而有之。那么，在曾国藩的思想上，是什么使它们统一起来的呢？究其原因：一是他对各家学派采取了开放、宽容的态度，摒除了门户之见；二是他积极倡导经世致用，讲求实用之学。

　　曾国藩在潜心研究理学的过程中，继承了朱熹“理一元论”的宇宙观。他主张：“含生负气，必有以得乎乾道之变化，理与气相丽，而命实宰乎赋界之始。”即以为理在气先，由理来主宰世间的万事万物。出于捍卫这个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纯洁性和正统性，他对于“气一元论”的朴素唯物主义，又采取了坚决批判的态度。作为封建社会的士子，他在哲学思想上坚持“理一元论”的宇宙观，完全是出于对封建伦理作为统治宇宙的无上法则观念的维护。“以身上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纳维乎五伦者，命也。”也就是说，他将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关系中的仁敬孝慈和纲维五伦的道德规范，视为由“性”和“命”决定的。而在理学中“性”、“命”、“理”属于同一范畴，于是，封建的伦理原则遂于至高无上的真理相等同。

　　在曾国藩看来，自觉地服从封建伦理纲常，是人臣的本份。正是从这一高度出发，自觉地维护以君权为核心的封建伦理，便成为曾国藩一生的政治准则。“臣子于君亲，但当称扬善美，不可道及过错；但当谕亲于道，不可庇议细节。”进一步说：“于‘孝悌’二字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清王朝所面临的各种统治危机，并不是单凭“义理”所能解决的，理学“罕言其利”的伦理观念与现实危机之间产生了矛盾。为解决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在认识论上，曾国藩更为重视“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的格物致知认识方法。曾国藩认为，“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栋、戴震之流，钻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这表明曾国藩在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形下，认识到了实事求是在认识上的影响和作用。为了地主阶级的一致利益，需要“克己以和众”，来加强统治阶级的团结。因而，一定程度上摒除门户之见，进行学术兼容，互相吸收和弥补，是很有必要的。

　　在接踵而来的民族矛盾和阶段矛盾的冲击下，曾国藩意识到，无论汉学还是宋学，都无力解决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于是，曾国藩在坚持以义理为本源的程朱理学基础上，并不固守前辈旧有的理学阵地，主张“一宗宋儒，不废汉学”，他认为：“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疏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能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明确表示应兼取汉、宋二家学说之所长，使儒家学说在新的形势下能更好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因此，曾国藩在治学过程中，没有将自己局限在哪一个领域，只要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他都加以吸收。在跟随唐鉴、倭仁学程朱理学之前，他就在潜心钻研古文和经世之学，虽然唐鉴告诫他“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但在学习程朱理学的同时，仍然对古文保持着极为浓厚的兴趣，以致于对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的文章达到“日夜以诵之不厌”的程度，曾国藩自踏上仕途起，对“仕途积习益尚虚文的现实十分忧虑”。他希望能从前史中寻找到一二“济世”良方，其中，他倍加推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说：“窃以先哲纪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评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之外不刑之典也。”

　　曾国藩并不是一名单纯的学问家，他始终将自己置于国家藩屏的位置，为挽救清王朝所面临的灭顶之灾，他不是从学术的角度，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去吸收和利用学术领域中某些合理因素，为封建统治渡过难关而服务。因此，他不能不把经世致用之学放在重要的学术位置上，在他之前，人们常把学问分成义理、词章、考据三种，经世致用之学是包括在义理之中的。曾国藩却认为：“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他赞同将经济之学从义理之中独立出来，从而将经济之学放到和义理、词章、考据一样重要的位置上。

　　曾国藩对于经世之学的研究，主要是反复研读了《会典》和《皇朝经世文编》。他觉得“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为此，他确曾进行了详细的探究。在任工部尚书时，为搞清舆地，曾国藩“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其中”。在研读《会典》和《皇朝经世文编》的过程中，曾国藩对秦蕙田所著的《五礼通考》一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觉得该书“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荟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但深为此书“食货稍缺”而感到惋惜。于是，曾国藩“乃取盐课，海运、钱法、河堤各事，抄辑近时奏议之切当时务者，别为六卷，以补奏议所未备”。

　　经世致用作为一门关于国计民生的学问，虽在明末由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所提出，但在“康乾盛世”之时，却一度低落。道光年间，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伴随着内忧外困，龚自珍、魏源、包世臣、林则徐等人，再度高举起经世致用的大旗。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面对日益落后的清王朝，提出“师夷之长技”，目的就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反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从某种意义上理解，“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经世致用思想在“内忧”、“外患”的“千古奇变”情况下的发展。曾国藩早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计求经世致用，并接受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向西方寻找救国之良方，也是顺理成章的。

　　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促使曾国藩所产生的民族危机感，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事情。在此之前，他并没有自觉意识到“碧眼赤珠”、远道而来的“文明”客人们会对中国局势造成什么致命的威胁。因此，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战争结束后的这段时间里所写下的家书、日记和信函等，涉及到外国侵略者的字眼，更多地体现了他本能的痛恨和对前线战败、官吏指挥失措的种种忧虑。例如，当英国侵略者因林则徐在广东严密设防，入侵不能得逞，遂改道攻占浙江沿海一带宁波、定海、镇海等地时，他把带来这种后果的原因首先归咎于中国败类之助纣为虐，而并未真正明了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要对弱小民族进行侵略蚕食，以掠夺这些弱小民族的极大财富的侵略本质。他说：“英夷滋扰以来，皆汉奸助之为虐。此辈食毛践土，丧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灭！”

　　与此同时，他认为中国有外国无与伦比的“纲常名教”有驾驭局势的“圣明君相”在上，而外国侵略者则是一些尚未开化的“夷狄”。他们的不法行径虽可“痛恨”，但螳臂怎能挡车？他们必然要以失败告终。他说，“英夷在江苏滋扰”，虽曾攻陷镇江一带，并威胁到江宁、扬州等地，“然而天不降灾，圣人在上，故京师人心镇定”。他批评其弟一闻“英夷滋扰”，便轻信谣言，惶恐不安，乃是无胆无义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