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府突然对小红书发出一年的限制令，理由是该平台“诈骗案数量攀升”，且未回覆台湾当局的资讯安全改善建议。台湾政府突然对小红书发出一年的限制令，理由是该平台“诈骗案数量攀升”，且未回覆台湾当局的资讯安全改善建议。事件引发当局是否以打诈为名“筑起网路长城”的争议，也触及到两岸之间“法律管辖权”的敏感问题。https://t.co/zwW8GUijVY
— BBC News 中文 (@bbcchinese) December 5, 2025
目前台湾有300万小红书活跃用户，以年轻人和女性为主，他们12月4日起点选小红书应用程式页面，将会呈现网路转圈圈或连结不上的状态。
禁令引发巨大争议，不少台湾小红书用户表示反对，指使用该平台是看美妆、旅游、生活或女性主义等非政治类内容，未来恐怕要“翻墙”，在野党也质疑当局以打诈为名“筑起网路长城”。
有学者对BBC中文分析，由于小红书等中资应用程式目前在没有“落地台湾”，这次限令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亦有专家点出，此事触及到两岸“法律管辖权”的敏感议题。
小红书涉诈金额有多少？
台湾内政部警政署12月4日召开记者会，以“诈骗攀升”及“资安检测不合规且无回复改善要求”为由，即日起针对小红书，发出限制令，暂定为期一年。
内政部警政署指，针对资安检测不合格及涉入诈案数量攀升，台湾政府在今年10月14日发函要求改善，但小红书母公司在20日之内期限内未有任何回覆。
内政部依《诈欺犯罪危害防制条例》第42条“诈欺犯罪防制紧急事件”规定，对小红书应用程式发出“停止解析及限制接取”的行政处分，启动相关技术屏蔽小红书。至截稿前，小红书未有公开回应事件。
据台湾警政署统计，小红书在台涉诈去年有950件、总财损为新台币1亿3290万余元（约美元424万元；人民币3000万元）；今年1至11月有756件、总财损达新台币1亿1477万余元（约美元367万元；人民币2600万元）。
两年合计共1706件诈骗案，造成近新台币2.5亿元（约美元800万元、人民币5600万元）财产损失，涉诈手法包含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假投资、假交友、色情应召诈财等。
警政署公开数据则显示，台湾今年11月平均每日的诈骗财损为近2亿。换言之，小红书2024及2025年的两年诈骗财损总额，仅相当于台湾每一日的总额。
台湾数位发展部“网路诈骗通报查询网”也显示，Facebook仍是诈骗媒介的最大宗，该平台过去30天共有51,468件；Threads列居第二（10,232件）；Instagram列居第三（6,862件）。小红书的两年1706件，远远不及Facebook一个月的案件数量。
针对为何美国、日本企业旗下平台诈骗案件数量远超小红书却未遭限制，台湾“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挥官马士元表示，Facebook、Google、LINE、TikTok等其他跨国平台，皆已配合台湾法令设置“在台法律代表人”，而小红书却没有，因此执法单位无法调閱资料、协助民众追查犯罪成员，“严重侵害中华民国的数位主权”。
台湾人权促进会副秘书长周冠汝对BBC中文表示，台湾政府“以诈防条例”停止解析小红书，虽在法律依据上无问题，但当局没有具体交代小红书的违法全貌、与小红书沟通的情形等，因此难以判断全网封禁“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路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员曾怡硕向BBC中文表示，他过去都反对以“认知作战”为由封锁中国应用程式，但如今当局以诈骗案件已有“具体事证”，仅依法行政要求小红书配合打诈调查，属实合理，“基本上已符合法律要件的话，政府就是去执法”。
淡江大学兼任教授、政治评论员方恩格（Ross Feingold）则告诉BBC中文，此次限令虽确有法律依据，但若要以资安理由落实封锁，台湾政府还需更多沟通说服，“否则许多人都会认为这不是资安问题，而是政治动作，是因为两岸问题”。
是否打意识形态？
小红书自2013年在上海成立，被称为“中国版改良的Instagram”，以女性用户居多。
目前台湾有300万小红书活跃用户，约每十人就有一人使用。据台湾传播调查资料库，台湾国高中生有85%使用Instagram，82%用Facebook，小红书则为29%。
禁令出台后，有人在社群媒体Threads上表达支持，指“有疑虑的东西不要用，何况是敌国”、“细腻版的统战”。
但也有不少网友表示，使用小红书主要是看美妆、穿搭、旅游、追星等非政治类内容，指该平台的氛围比较“女性友好”，“没有乌烟瘴气的口水，也不用被男凝（male gaze）骚扰”，甚至是在小红书获得“女性主义的启蒙”。
有网友询问“有没有VPN推荐”可以翻墙继续使用小红书，也有人质疑禁令是否“违宪”，并称“真正的风险不是‘禁小红书’，而是‘我们默默接受了政府可以开始管制我们的资讯入口’。只要接受了第一个，之后要禁什么就变得非常容易”。
除了用户本身，小红书禁令遭在野党批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发文表示，小红书在众多社群平台中是公认最无涉政治，民进党政府假借打诈构筑网路长城，以国安为由箝制台湾引以为傲的网路自由，“从封杀中天、到现在封禁小红书，民进党终究活成了自己过去最讨厌的样子”。
民众党表示，按照政府的逻辑，交友软体Tinder一样没在台落地且有高达790件诈骗案，质疑内政部是否也要同时禁止相关平台，“民进党是真的有心打诈？还是只会打意识形态？”。
总统府发言人则表示，尊重内政部的决策。民进党立委沈伯洋也发帖支持禁令，表示台湾必须守护好整个数位边界，包括资安、诈欺、儿少隐私和“资讯的操作”，“我建议可以有更多行政措施，也要继续跟社群平台攻防”。
台湾的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就强调，封锁小红书的处置乃针对诈骗、假讯息等问题，“这个不是与两岸有关的”。
此前，中国的《观察者网》曾引述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回应称，民进党的藉口是“资安”，暴露的是他们内心的“不安”，“他们害怕台湾民众透过各种方式了解中国大陆的真实情况，害怕自己费尽心机构建的‘资讯茧房’被打破，害怕两岸同胞藉由资讯互通增进了解、走近走亲”。
资安疑虑
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黄兆年接受BBC中文访问时分析，社群平台上诈骗及假讯息猖獗，政府一般的管理方式是要求跨境平台业者“落地台湾”，并纳入台湾法律管制，当局也可依法要求业者配合假讯息及诈骗相关调查。
然而，目前小红书并无落地台湾，也不受台湾法律管辖。黄兆年认为，政府颁布一年的限令已是在现有的政策工具之中“没有办法中的办法”，算是“相对有所节制”的管制措施。
针对资安问题，黄兆年也强调，台湾政府在颁布限令的同时，也必须积极充分做足社会沟通，尤其提升民众对于中国体制特殊性的识读，例如中国平台需要遵循当地《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要协助政府做内容审查、必要时提供用户资讯等。
“这是中资业者不得不配合去做的事，与本土或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APP有本质上的不同。”
此前，台湾国家安全局针对中国应用程式的资安检测，共计15项的检测，包括蒐集位置、蒐集通讯录、蒐集剪贴簿、蒐集截图、读取装置上储存空间、过度填写个资、过度要求权限、强迫同意不合理隐私条款、未充分保障个资权利、未启动时上传非必要个资、迳向第三方软体开发套件（SDK）共享个资、封包有无导向中国境内位置、蒐集程式清单、蒐集设备参数、蒐集脸部资讯。
中央社引述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挥官马士元指，小红书在上述15项检测“全数不合格”，而其他中国应用程式抖音、微博、微信及百度云盘，也普遍有蒐集敏感性资讯和数据回传等六大资安风险。
报导引述数发部常务次长叶宁强调，若应用程式的营运环境在中国，中国政府可依法要求企业将用户资料提供给国安、公安及情报工作部门，因此台湾用户的个资，可能被中国特定单位蒐集及运用，带来隐私与安全高度风险。
台湾数位发展部2022年已将小红书、抖音及TikTok（国际版）列为“危害国家资通安全产品”，公部门相关设备禁止下载使用，惟私人的设备不在此限。今年7月，内政部再下令所属人员彻底卸载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及百度云盘，理由是这些中国应用程式会搜集手机所在位置、抓取截图及录影等资料，造成国安危害。
司法管辖权
这次事件也触及到更敏感的“司法管辖权”问题。
台湾政府曾在10月14日透过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基会），向小红书母公司中国行吟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发出的改善要求。海基会是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所成立的机构，在涉及公权力的事项中，受台湾政府所委托及授权直接与中国大陆就进行联系与协商。
小红书对台湾当局的要求“已读不回”，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挥官马士元提到，中国公部门多次开罚小红书应用程式，美国德州则直接禁用，可见小红书“刻意回避中华民国法律管辖”。
学者曾怡硕表示，其他平台都有配合，小红书不愿配合“很奇怪”，“背后北京有什么考虑？是不是要用这个来做法律战？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台湾民主实验室 （Doublethink Lab） 执行长吴铭轩也告诉BBC中文，当前诈骗案件多以“跨境协作”方式进行，绝大多数平台都有配合台湾司法单位协助调查，像小红书这样已读不回非常罕见。
“这某种程度也表示，小红书并没有想要积极的对使用者被诈骗，负起一部分的责任来协助追查。”
国立中正大学传播学系教授罗世宏则在《东森新闻》发布专栏指出，禁用小红书的争议曝露了台湾数位治理制度的缺口，问题癥结不在于哪个平台诈骗多，而是“诈骗是否能够被侦办”。
“小红书在台湾既无资料窗口，也无法律义务配合调查，而背后的资料处理又完全不受台湾监督。对执法与个资保护而言，这是一个‘无法治理’的困境。”
罗世宏表示，台湾政府当前仅靠着跨境平台业者的“善意配合”，实质上缺乏类似于欧洲《数位服务法》（Digital Services Act, DSA）的机制，目前当局以行政处分来封禁小红书，虽可立即阻断风险，却无法作为长期治理的适当策略，“民主社会依靠的是制度，而非临时行政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