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学者形容2012年是中国独立影像的“强拆年”，有北京独立影像展开幕影片放映不到半小时，放映厅遭拉闸断电。
13年过去，2025年，身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导演朱日坤也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他筹办的首届纽约中国独立电影节（Indie China Film Festival）最终不得不停办。
从业者形容中国当局打压独立电影已形成“一种历史”，手法没变，工作“越来越娴熟”。
“我现在好像比所有人都敏感”
首届纽约中国独立电影节受压后被迫取消。
10月30日凌晨，朱日坤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在寒暄之后问道：“你有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朱日坤明白：“肯定有人找他了”。
那时，朱日坤正忙着办电影节——父亲打来电话这天，距离11月8日影展开幕还有九天。
朱日坤2003年开始在中国办独立影展。2014年，独立电影受当局强力打压，他离开中国，搬到纽约。
父亲的电话，是一场风暴的开始。接下来数天，朱日坤在北京的工作室被搜、租客被带到派出所；近八成参展导演陆续要求退出。有人语气严厉，要求朱日坤删除所有有关自己的电影宣传，以后不要提起；朱日坤想回讯息，发现对方已经把他微信屏蔽掉。
中国独立导演林一凡（化名）是其中一位受压者。影展前三天，他接到北京警察的电话，对方寒暄过后，表示希望上门“看看你”。林一凡冷静地回：“我知道你找我什么事，我退出就行了，我肯定是配合的。”
林一凡一直在中国拍独立电影，同类的事他至少遇过两三次，“所以我有很充足的心理准备”。他和朱日坤是老朋友了，他给朱日坤打了个电话，无奈说：“这种情况下，肯定我们在国内的作者是没办法参展的”。
但他没有想到，一下子大家全退出影展了，这种退出人数规模是“第一次发生”。
在影展公告取消前，图中红色划线部分为宣布取消放映的电影。
朱日坤说，从导演、嘉宾、工作人员甚至志愿者，与影展沾边的人似乎都被当局“打过招呼”。
有一些人会告诉朱日坤详细情况——自己被广电总局找上，说明如果参加放映，电影不会给过；有人怀孕八个月的太太被叫到派出所询问，还有在海外的中国学者，所在大学的校长被中国大使馆找去。
放映场地也收到投诉信。纽约HERE艺术中心向BBC中文核实，11月上旬曾收到自称“一群目前在纽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的电邮，表示担心部分放映影片“可能无法准确反映中国社会的现实”，要求场地方考虑取消或限制活动宣传。
翻閱片单，这次电影节触及的题材多样，涉及性少数群体的酷儿议题、关注上海底层漂泊者的状况、拍摄中国医生高耀洁的最后时光，也有讲述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
但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电影都触碰政治敏感议题，比如卓楷罗的《辽河的士》入围了平遥国际电影节计划，预计在2028在中国院线上映。
事情发生太快，朱日坤很想理出一个头绪：为什么一个小小电影节 ，需要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就像一个国家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去打压你。”
他曾让受压的人向“对方”带话，表示自己愿意直接沟通、解释活动的初衷，但从来没有官方的人找上他——受压的全是身边的人。“（对付）国家敌人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 这个是我没法想象。”
当局针对的是自己吗？还是影展本身？朱日坤不知道，但他明显觉得，“我现在好像比所有人都敏感， 比什么民运（人士）这些人都敏感。”
朱日坤在放映场地入口设置的招待处
打压是“一种历史”
BBC中文曾联系过少数没有退出影展的导演。有人表示自己仍在中国拍摄，不便评论。香港导演梁思众是极少数没有直接受到中国当局压力的人，他的纪录片《血在烧》讲述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
他在邮件中回覆BBC中文，表示认识朱日坤十多年，他是一个“勇敢的”电影人，为其他人“可能不敢放映的中国独立电影提供平台”。
据电影节的简介，放映的影片强调不审查，核心问题不是“讲中国”，⽽是“如何⾯对中国现实”。这跟朱日坤过往在中国办的独立影展一样。但在当局眼中，独立电影是件敏感事。
这不是朱日坤第一次受压。他说过去中国独立电影节“一直都有问题”，只是力度的分别。
2001年，朱日坤北大毕业后成立了“现象工作室”，制作独立电影。他希望给独立导演搭建交流平台，于是两年后创办“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北京独立影展的前身）。但办到第二年，已经因为没人愿意借出场地而取消。
影展是到2006年，在中国著名艺术评论家栗宪庭的帮助下，才在北京宋庄安定下来。栗宪庭成立了电影基金，为朱日坤提供放映场地，后来又设立电影资料馆收藏电影、办电影学校。
独立电影最蓬勃时期，中国每年都有三大影展：“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中国独立影像展”，以及朱日坤的“北京独立影像展”。林一凡形容，这些影展当时是电影制作人很重要的一个通道，“作品可以被人看见，然后传播得更远”。
中国独立电影最蓬勃时期有三大影展：“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中国独立影像展”，以及“北京独立影像展”。
但干预和监视也一直都有。林一凡记得，当年影展放映赵亮拍了12年的《上访》，观众群中早有数个“工作人员”，“但是那时候他（官方）并没有直接干涉”。
当局会约谈拍摄敏感议题的导演，电影人也会有默契地用流动的方式规避审查，比如在影展中加入拿到“电影公映许可证”的电影、不断转移放映地方等等。
相对温和的情况在2012年彻底改变，那一年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当局的行动变得粗暴。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曾形容，2012年是中国独立影像的“强拆年”——北京独立影像展开幕影片放映不到半小时，放映厅遭拉闸断电。
2013年，警察称电影学校不合法，强行用大巴载走20多位学员；2014年，影展开幕当天负责人栗宪庭和策展人王宏伟被带走。最后，主办方被强迫签署保证书，承诺不再办电影节，基金会的1500部馆藏影片也被没收。
林一凡形容，中国当局打压独立电影是“一种历史”，手法没变，只是工作“越来越娴熟”。
朱日坤在这一年离开中国。他说，离开有个人因素，但那时候“我也是有点烦那块地方”。因为打压不断，朱日坤在宋庄变得“不受欢迎”，“把我列成一个危险分子”。
搬去纽约后，朱日坤很少给电影策展。更多的时间，他忙着打理农场，回归艺术家的身份拍片子。他感到一种很久未有过的放松。“你想说什么，直接通过作品就说了”。
但这些年，他一直收到他人反馈，中国独立电影环境越来越恶化，“甚至可能觉得独立电影已经没法存在了”。疫情过后，看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去在海外，在各地散落形成社群。朱日坤心想，好像可以做些什么了。
第十一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导演们声援被捕的栗宪庭和王宏伟。
海外是安全之地？
林一凡说，做独立电影的人，始终最怕的是自我审查。
“我们都是被训诫过的人，（知道）拍什么是有前途、什么没前途。”当年影展受压后，林一凡身边不少导演已经没再拍片，离开中国的人也换了一种生活；因为不想承受风险，国内地下放映也特别艰难。
艺术家蒋不见证这种转变。他在2012年进了北京电影学院，经历独立电影受压时期。2014年后，蒋不仍积极在独立影展帮忙、选片。他举例，2018年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投稿的纪录片有160多部，但2019年收到的不到80部，少了不只一半。
还在拍片的电影人把目光投到海外，但海外的影展也免不了有审查和红线。蒋不现在移居巴黎，不时收到独立影展主办方给的名单，请他帮忙看一眼，“哪些片子是敏感、是不能放的”。
在蒋不看来，这是海外影展定位问题：有些人要的是文化交流，希望把中国的影片和文化带给国外观众 ，但另外一种人，是想要把中国人看不到的中国真实和电影带到海外放。
朱日坤想做的是后者。他不考虑观众喜不喜欢这电影、不考虑电影时长——有时独立纪录片长达四、五小时。他唯一思考的是：“如果我在中国做这个电影节，它会是什么样子”。
“别人不知道的导演、别人不知道的作品，但我觉得它需要被别人看到、需要去讨论这些东西，这是我喜欢的。”朱日坤说。
影展取消后，朱日坤每天都到放映场地坐着、放电影给自己看，作为一种静默抗议。这是从放映场地看出去的街景。
“对于我们来说，（影展）其实是一种互相打气，每年都看看大家都还在拍、都还在做。”蒋不说，当看到朱日坤要办影展、名单又全是熟悉的名字，他兴奋地跟朋友说：“朱老师把宋庄搬到纽约去了！”
林一凡觉得，朱日坤还挺“唐吉诃德”。现在形势在变，连年轻作者都不再关心政治问题，甚至不愿意接受“独立电影”这个称谓，只希望尽快进入商业渠道。
“他（朱日坤）还是这个心思、没放下，还是想继续做（独立电展）。”
只是环境不同往日。今年1月，纪录片导演陈品林因“白纸运动”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以“寻衅滋事”罪被判监禁三年半。而在朱日坤影展取消的同期，武汉柏林电影节、北京国际短片联展部份场次也“因故取消”。
“我也可能有点过于放松，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问题，我光明正大，我怎么怕你呢？”朱日坤缓缓说，“我也没想到，对，可能形势已经变化了。”
今年7月，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馆曾要求纽西兰（新西兰）纪录片节Doc Edge不要放映一套有关菲律宾渔民的片子，批评其“充斥着虚假讯息和虚假宣传”。该纪录片节最后坚守策展自由原则拒绝。
中国的审查长臂越伸越远，海外还能成为中国独立电影的“安全之地”吗？朱日坤想了下，“当然可能对生活来说 ，它也不一定有什么太大的威胁。”
“但是比如他在中国还是有家属、有各种人，他都会有所顾忌——说什么话的时候不要太过了、不要得罪政府，你很难脱离个人的成长和现在生存的环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跑到哪里，你身后都有各种大问题。”
影展取消了，朱日坤没有觉得很悲情，“我一向告诫自己，我也没做什么错的事情”。
“独立电影不是一个名利双收的东西”
“每发生一件这种事，你对这个国家多了一种失望、特别失望，实际上是心态会越来越糟糕。”林一凡慨叹，在2014年以前，拍现实议题的电影人会被称作“政治碰瓷”——“用政治来换取某种关注”。
“其实这种话很恶劣......独立电影不是一个名利双收的东西。很多人真是有内心的一种需求，或者是基本的正义感、道德意识他才做这些事。”
蒋不比喻，中国独立影展就像一个公民社会的雏形，人们在里头得到支持、在线上下交流——当局的打压，就是希望打断这些连结。
朱日坤的影展本来就人丁单薄。他在半年前开始筹备，没有团队，只有两个志愿者。
“我有时做事吧，就不太顾后果，”朱日坤苦笑，“这个是个麻烦。”他一有想法就马上发消息邀人来，给出席的导演订机票、约场地。要交钱了才开始想：“我怎么找钱呢？”
最后整个影展下来成本约五万美元，朱日坤靠众筹得到一千多美金，剩下的自己掏钱包。影展原定举行八天，现在取消了，票要逐一退掉，还重新花了一笔手续费。
朱日坤也倔。作为一种静默的抗议，他天天都会独自前往放映地，直到影展结束那天。但他没有觉得很悲情，“我一向告诫自己，我也没做什么错的事情”。
有时候，他还感到很愉快。他想起十几年前在宋庄的时光——那边有个地下放映室，他也是一个人，从早上到晚在那里放自己喜欢的片子，“没有人干涉我”。
他不觉得这次被打压全然是坏事：当局毫无边界的行为，也会给世界一个提醒。
带来的影响也是双向的。朱日坤说，有人会觉得海外影展是危险的、“不要碰”。但对真正想去做独立创作、自由表达的人，事件反而是在提醒他们：“你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