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任何打着“反诈”旗号的行动，都似乎自带正义光环。反诈本身的目的当然也是好的，但咱这儿似乎总是有一种“把好事滥用扩大化变为坏事”的冲动。
一个医生的电话停机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根据媒体报道，杨女士和丈夫都是湖南某地的医生，丈夫在手术台上突然失联，只因为他的手机号被中国移动的“反诈模型”自动关停。
原因很模糊：系统检测到“使用异常”。怎么异常了？不知道。
接下来，一连串荒诞复杂的行政手续就开始了：要复机，得本人去长沙的指定营业厅，还得拿上“无犯罪证明”。
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要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诈骗犯”，得请假、花钱、奔波几百公里。
当他们试图通过线上申诉解决时，杨女士自己的手机号也随即被“保护性关停”。理由是她“通话频繁”。客服给出的解释居然是：可能怕被诈骗分子利用。
“怕你得病，所以先把你关进医院”——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这叫啥？预防性拉黑。
技术的失控是一方面，根源上来说，还是权力的惯性。
“涉诈模型”、“保护性关停”、“风险等级”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术语，本质上是一种缺乏透明度的权力机制。它依靠算法、系统和“安全”名义构筑起一道技术壁垒——既无人负责，也无人能质疑。
还有媒体报道的一件事：四川一位律师，用了11年的手机号被停机。她一审、二审皆败，法院都判了她输。
然后，她只是多次拨打市场监管局的电话，就被判定为“高频呼叫、异地通信”，系统自动将其列入涉诈名单。她的手机号被宣判“死刑”，所有社会连接被切断，工作、支付、社交、验证……一夜之间全部崩塌。
为啥一打政务电话就被“反诈”了？呵呵……
我为此发明了一个词——“算法清洗”。由机器代替人来决定你是不是坏人，由模型来判断你是否有资格继续存在于数字社会之中。
背后，都是那个傲慢的权力。以前你还可以申诉、投诉，但现在有了“数字屏障”，正好给了他们方便屏蔽你投诉的机会。
“反诈”之名，本应是为了保护公民的财产安全。但如今它越来越像是一个万能的挡箭牌。
我个人今年也两次被反诈“误伤”，一次是我的银行卡莫名其妙被封，至今在线额度还限额在2000元以下，想要解封也需要极其复杂的手续，还不一定行。
当时为了保住这2000元的额度，我甚至要提交向我妻子转账的证明和原因。荒诞吧？
另一次是我的微信登了台新电脑就被封，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封，否则我可能就要和那些加我微信的读者朋友们说再见了。
运营商的客服根本说不清规则，公安、工信、运营商三方之间的权责也非常模糊。
电话为何被停、谁下的指令、能否复审、何时恢复——全是“系统自动”。连营业厅工作人员都只有一个答复：“模型规则我们也不知道，反正系统判定就是这样。”
一个号码的“生死”，不再掌握在人手中，而被交给了不透明的算法。人只是算法的附庸，你的一切社交都有可能瞬间“社死”。
而且，这种关停可以无限叠加、循环触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