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20日，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年11月19日-2017年1月9日）在意大利摩德纳
他的思想与生活高度一致
“鲍曼的社会学是一种道德实践。”
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彼得·贝尔哈兹（Peter Beilharz）在其编辑的《鲍曼读本》（The Bauman Reader）中指出，鲍曼不是那种书斋里的学者，他的理论思考与人类的切实处境正面遭遇，在学术象牙塔与公共领域之间架起了一座罕见的桥梁。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年11月19日出生于波兰。1939年，为躲避纳粹迫害，14岁的鲍曼与家人向东逃往苏联，开启了“流动的一生”。他先后流亡苏联、以色列，一度成为军人，投入反法西斯战争，最终前往英国定居，成为英国利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家园、身份、语言，作为犹太青年，他早早就学会在几小时之内失去一切。对苦难和屈辱现象的批判性反思，成为鲍曼一生思想的核心伦理。
在大屠杀之后的知识分子反思浪潮中，汉娜·阿伦特关切受害者如何成为“可牺牲的他者”，追问“为什么是犹太人？”；克劳斯·费舍尔等人聚焦暴行的历史文化传统，深究“为什么是德国？”；鲍曼则将大屠杀置于普遍的伦理机制中审视，诘问“为什么是现代？”
“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例外，而是其潜在逻辑的体现。”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正是现代的工具理性、官僚制度、分工体系和效率至上原则，共同制造了公众的道德盲视。
“液态现代性”（又译为“流动的现代性”）思想延续批判社会学的血脉，揭示了后现代“流动性”对个体境况的挤压和异化：伦理责任的碎片化、亲密关系的脆弱易逝、消费主义对身份的裹挟……
鲍曼一生留下77部著作，为理解当代个体生存的核心困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他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初版于1998年，书中对工作伦理和消费社会等的解读，与他的包括流动的现代性在内的许多观点一起，成为今天社交网络讨论的热点。
贝尔哈兹观察到，鲍曼的文本思想与他的日常生活实践高度一致：他批判消费主义、流动性和过剩，一直在利兹过着简约、稳定的生活；他珍视沉默的力量、恒久的关系，对妻子忠诚，热爱家务劳动，慷慨接待每一个具体的人。
彼得·贝尔哈兹与鲍曼有着长达30年的友谊。他是国际社会理论期刊Thesis Eleven的创刊编辑，曾任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现任四川大学批判理论教授。贝尔哈兹常常与鲍曼一家同住，在早餐与晚餐之间的无尽闲聊中捕捉着鲍曼理论的肌理，他也是重要的鲍曼研究者，撰写了八部鲍曼研究著作，梳理出其繁杂思想的核心脉络。
1999年，贝尔哈兹带着一家人去利兹拜访鲍曼，并为约克郡的旅行征求意见。鲍曼喜气洋洋地走进房间，拿出来一张破烂不堪的地图，他在信里写满了给贝尔哈兹一家的旅行建议，准备了丰盛到过剩的食物让他们带上。离开的时候，鲍曼让妻子还有贝尔哈兹一家四口都坐在厨房里。他告诉大家，“我们应该这样静静地坐在一起五分钟，然后静静地分开。这样，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贝尔哈兹被沉默的巨大力量震撼。这仪式来自犹太人还是波兰人的传统？抑或是突如其来的偶然？他已不想去追问一切的来由，只是带着潮湿的眼眶踏上了旅途。
这个刻意而为的沉默告别式，仿佛是鲍曼温和的抵抗，他终身批判“流动的世界”，因而主动创造出一个个永恒的稳固瞬间，作为自己对人类关系持久性的肯定和祈愿。
如鲍曼所言，“在不确定中寻求善，在流动中承担责任，这本身就是道德生活的开端。”
2025年11月19日是齐格蒙特·鲍曼诞辰100周年。10月，《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鲍曼的多年老友和研究者彼得·贝尔哈兹，他与我们聊了聊鲍曼思想中关于道德和伦理的核心部分。在当前技术浪潮的裹挟下，鲍曼的伦理洞察对我们的道德生活有着惊人的预见性。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对生命被荒废的批判
南方人物周刊：鲍曼被喻为“狐狸型”学者，研究的议题十分广泛，一生著作达77部，代表作《现代性与大屠杀》致力于向大众揭示现代性的阴暗面，后期的大量小书则试图讨论“流动的现代性”对我们日常生活（道德、爱、社会交往等）的种种影响。很多鲍曼研究者都试图串联起他各个时期思想之间的联系，为其找到某种贯穿始终的一致性。在你看来，贯穿鲍曼繁杂思想体系的核心脉络是什么？
彼得·贝尔哈兹：齐格蒙特·鲍曼的思想项目究竟是什么？答案有很多。作为他的阐释者之一，我曾试图从多个角度定义它：对现代性的批判、对秩序的批判、韦伯式的马克思主义、东欧批判理论、过剩人口社会学等等。但我始终认为，其思想的核心轮廓是“过剩社会学”。
资本主义的过剩体现在其贪得无厌的欲望：对劳动力的掠夺、对无限增长的追求、对商品销售的狂热，以及在消费驱动下的剥削——它消耗我们，消耗地球，尤其消耗那些比我们更不幸的人。对“过剩”的批判，本质上是对“浪费”的批判：对人类废品的批判，对生命被荒废的批判。
这种批判指向一种“有度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平衡至关重要，生命以“有限感”为框架，谦逊是核心准则。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著作《后现代时代的亲密——与齐格蒙特的友谊》中提到，鲍曼的文本信息（对消费主义、流动性、过剩的批判）与他个人的生活方式是高度一致的。是什么让你有这种感受？
彼得.贝尔哈兹：对我个人而言，最令人愉悦且深受启发的发现是：在鲍曼身上，文本所传递的思想与日常生活的实践高度一致。几十年来，鲍曼一直生活在利兹，过着质朴的生活，与同一位伴侣相守在同一个家中。在他称之为“流动的现代性”的世界里，有些事物始终未变，没有什么比他们的关系更持久。无论他去往何处，她总会在他身边。他有着简约、稳定的生活，珍视沉默而持久的关系。
鲍曼是我30年的挚友。我每年都会与鲍曼一家住在一起一段时间，在早餐与晚餐之间共享无尽的闲聊。我很幸运，跟他一起喝咖啡可能比在书本和课堂上学到的更多。鲍曼拥有堪称典型的20世纪欧洲人的生活：被两次世界大战塑造的人生，经历法西斯主义以及后来的自由民主的洗礼。在鲍曼这里，经验通过实践与理论相联系。他是时代的诊断者，是西方现代性和人类境况的诊断者。
鲍曼的多年老友和研究者彼得·贝尔哈兹（左）每年都会与鲍曼一家住在一起一段时间
个体在承担道德的模糊性
南方人物周刊：鲍曼称现代性为“道德解构机”。他在1989年出版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是工具理性、官僚体系等现代性要素共同促成了公众的道德冷漠，大屠杀是现代性伦理困境的一次“极端爆发”。在他看来，正是现代性的理性化和技术化为大规模的暴行提供了条件，使“文明”与“野蛮”的界限变得模糊。鲍曼在当年揭示出的现代性伦理的阴暗面，在今天有什么新的表现形式？对我们理解当下的伦理风险（如技术伦理、算法伦理等）有何新的启示？
彼得.贝尔哈兹：《现代性与大屠杀》出版时颇具争议。当时，现代性的主流形象光鲜亮丽，而鲍曼却指出“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例外，而是其潜在逻辑的体现”。如今，我们承认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技术失控”是西方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命题之一，可追溯至启蒙运动后期对“理性过度膨胀”的警惕。就像歌德的叙事诗《魔法师的学徒》中所描绘的那样，学徒掌握了使用技术的方法，却不懂背后的逻辑，既无法停止魔法，也无力收拾残局。
我喜欢用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来思考这些问题——不可逆性和变形。
在西方，我们仍然认为理性和掌控是我们的未来。但是进步，或者说工具理性，是否还有余地进行重大改革或逆转？这是关于人工智能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我向我的中国学生提出了这个问题：现代性是否有一个“关闭”开关？现代性与缓慢、沉思、亲近背道而驰。我们今天如何看待他人？通过屏幕文化。这使得我们更容易互相伤害，或沉溺于冷漠、倦怠、麻木不仁的态度。
至于变形，我们建立的制度会转变为超出我们控制的怪物，变为我们无法识别的形态。在西方，政党和大学体系或许是典型的例子。鲍曼批判道，政党曾是民众参与的载体，如今却沦为赢得选举的机器，大学本应是容纳批判性和思辨的空间，如今却僵化为文凭制造工厂。
这种变形并非偶然，而是由社会生活的加速所驱动的，也就是鲍曼所说的“液态现代性”的产物。鲍曼认为，当“变化”成为唯一的常量，机构无法固守原初使命，它们要么适应流动，并在流动中失去本质，要么走向过时。但“适应”往往意味着“动态中的僵化”：它们看似在运转，实则只是原地踏步，无法实现最初的目标。
南方人物周刊：你所提到的这种制度化之后的变形，似乎也体现在伦理层面。鲍曼认为，现代社会通过法律、宗教等强制规范，将道德纳入制度的框架，从而将伦理也“制度化”了。由此，现代性弱化了个体的自主伦理判断，人们以“服从命令”、“遵守规则”为由，逃避道德责任。他又谈到，与现代社会不同，后现代社会将伦理责任重新“归还个体”——个体需在缺乏普遍规则的情况下自主选择，承担道德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你在著作中解释，伦理“回归个体”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伦理机制的核心差异。那么，伦理机制是怎样从“制度化”逐渐回归到个体的？鲍曼所谓的“流动的现代性”（或者说后现代性）是如何改变昔日的道德形态的？
彼得·贝尔哈兹：鲍曼在《液态现代性》中提到，流动的现代性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解放，固态现代性结构的崩解导致了社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由此带来了一种个体的释放，即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这种个体化不仅象征着个体的选择范围和权利的扩大，同时也意味着个体需要承担的责任发生了变化。
后现代社会的道德观因传统断裂、多元观念竞争而呈现“弱决定性”：既没有统一的价值体系提供行动指导，又因全球化带来的复杂风险，使得每个人都必须面对“不得不选择却缺乏权威指引”的两难。这种困境的本质，正是后现代伦理“要求个体自主负责”与“社会无法提供稳定伦理框架”的矛盾的体现。
我们通常将“伦理”视为内在导向的（关乎个人内心的价值判断），将“道德”视为外在导向的（指向对外部社会规范的遵循）。要么坚守自我选择的道路，要么选择顺从，追随他人的脚步。而个体化进程模糊了这二者的界限：我们总觉得自己拥有“自主选择”的自由，但实际上，我们不过是在寻求或购买各种东西：购买消费品、购买爱情、购买身份认同。我们只是作出许多消费性的微小选择，却误以为这些选择是在“塑造自我”，或是在追求更宏大的共同社会目标。
问题或许在于：在个体与制度之间、微观与宏观之间，起到联结作用的是什么？在这个“中间地带”，是什么维系着社会凝聚、提供着团结感和意义感？传统上，我们认为社区（community）就承担着这个中间地带的角色。但“液态现代性”（liquidmodernity）却推崇“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并将其置于优先地位。如今，我们需要创造新形式的社群、共同体和相互依存的关系。
《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
知识分子应从“立法者”转向“阐释者”
南方人物周刊：基于你提到的种种道德困境，鲍曼指出，后现代伦理的核心应当是“对他者的责任”，并强调“面对面的道德”。他认为所有道德责任都源于个体与他者的直接、具身性的相遇，这种相遇是道德能力的发源地。这种责任不同于传统伦理的“规则服从”、理性计算或利益权衡，而是个体对他者脆弱性的天然、本能的回应。
但当下全球化和技术中介带来的文化区隔和身份对立，让“他者”常被标签化为“对立者”而非“责任对象”。在鲍曼看来，数字时代，个体该如何突破身份壁垒，在差异中建立伦理联结？作为当代知识分子，你是否感受到这一议题的现实紧迫性？
彼得.贝尔哈兹：在西方，如今似乎没人再对任何事负责了。即便有，至多也只是宣称对“自己人”、对“同类群体”负责。每一天，各种灾难要么不断上演、突然爆发，要么悄然蔓延、持续恶化。战后福利国家的鼎盛时期过后，我们撤走了曾帮助人们向上流动的“阶梯”。此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新一轮全球化，在欧洲和美国催生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复兴。陌生人被想当然地视作敌人，我们正在失去欣赏差异、包容多元的能力。
鲍曼认为，后现代社会的“亲近”更多表现为认知层面的知晓或美学层面的感官接近——我们通过媒体图像“看见”远方的苦难，通过消费符号“加入”某个群体，却鲜少进入道德层面的“面对面”相遇。这种接近无需承担责任：当我们在屏幕上浏览灾难新闻，或通过购买某类商品标榜身份时，我们与他者的关系停留在“观看”或“符号认同”，而非对他者的具体责任。后现代社会将“关系”转化为“符号消费”，导致道德层面的“面对面”责任承担缺失。
因此，当我们与中国友人相处时，我们会主动去寻找彼此的共性，去学习他人的生活方式，而非在亲身体验前就贸然评判。这正是后现代伦理的核心：对他者的责任，始于倾听、学习、与他者对话而非代他者发声的意愿。
在液态现代性中，知识分子不应固守“立法者”的旧角色。鲍曼认为，应该拥抱“阐释者”的角色：在不同文化间转译，在分歧视角间搭桥。阐释者不寻求消除差异，而是让差异可沟通——将“陌生人”转变为对话伙伴，而非敌人。
南方人物周刊：在鲍曼看来，后现代知识分子不再追求制定普遍规则，而是作为不同文化、生活世界之间的“中介者”，促进对话和理解。他的著作也完美实践了他提出的这种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
彼得.贝尔哈兹：鲍曼倾向于“阐释者”这一角色，但他为其赋予了后现代视角的诠释。我们通常将“阐释”与“诠释学”关联——诠释学的核心是对文本深入的学术研读。而如今，文本已不再单一，而是呈现出多元的形态；与此同时，阐释所要求的表达和倾听也从文本转向了对话。
这一点在鲍曼后期的创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不仅依赖“小书”（篇幅精简、面向大众的著作）这一形式，还大量采用对话体——许多著作是与对话者共同完成的，而这些对话者往往来自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
这种转变意味着“权威的来源”发生了转移：从“作者”本人或所谓的“知识英雄”，转向了公众或社群。共同的问题需要共同探讨，并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知识分子不应再追求成为“英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知识英雄已逝”的时代，或者说是英雄行为、典范举动走向日常化、细微化的时代。
《流动的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是老学者，也是朋友
南方人物周刊：我还想与你聊聊“鲍曼现象”。鲍曼一度是一个饱受争议的学者，如今，他的著作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他逐渐从学术界的“边缘学者”成为某种中心。鲍曼的影响力对当下的社会学界有什么启示？
彼得.贝尔哈兹：在社会学实践日益狭隘化、专业化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在深耕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还需取悦雇主和机构掌权者——鲍曼是个特立独行者。有人干脆鄙视他，认为他的研究都是“凭空编造”，或称鲍曼的“方法论薄弱，思想杂乱无章”。但在我看来，“杂乱无章”恰恰是社会学家应有的状态。鲍曼从不执着于“个人原创性”，他的世界里充满多元的声音，各类创作者都在其中提供丰富的思考资源。
鲍曼虽与学术界保持对话，但他更主动选择直面一群理想的读者——这些读者充满关切和好奇心，与他一样关注个体的未来、地球的未来，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一切。他始终坚定地认为，读者应该是有道德的行动者，而行动者归根结底要对人类状况承担责任。
2010年10月22日，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颁奖典礼在西班牙奥维耶多举行，齐格蒙特.鲍曼（右）和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在领取交流与人文奖后手拉着手走向台前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鲍曼思想中的哪一部分在你困顿时给过你强大的情感支撑？你上一次想到鲍曼这位老朋友是什么时候？是在一个怎样的场景中想起他？
彼得.贝尔哈兹：2000年，他收到我的第一本鲍曼研究著作《现代性辩证法》后，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中不禁发出“哇哇哇！”的惊叹。一本书首先是一个想法，其次是一个承诺。鲍曼在等待我的承诺。他喜欢说，我的任务是让他混乱的写作变得井然有序。我成了他的阐释者，这似乎是他留给我的一份终生工作，一个锚，或者说一个指南针。
鲍曼是一位热衷于解读时代脉搏、洞察宏观图景的社会学家。他既研究“大写的文化”（主流文化、官方文化），也关注“小写的文化”（日常文化、通俗文化），能将理性化、商品化、异化、不平等、对尊严的追求等宏大主题与日常生活的细节紧密关联。他毕生不断追求的批判社会学事业，以及他的核心伦理价值观——对苦难和屈辱现象的批判性反思，这些都是我希望传递的精神内核。他推崇社会主义，而非个人主义；他认同歌德式的务实精神，怀揣适度的希望和未泯的乌托邦理想，始终向往更美好的世界。
我常常想起鲍曼。在日常生活中，我能感受到他的存在、智慧、好奇和幽默。我失去了一位朋友和导师，但他依然活在我的生命里，像其他故人的幽灵一样，成为我的对话者和灵感来源。
请记住，他身兼数职。他曾是受迫害的犹太学童，曾是交警、士兵；曾是丈夫、伴侣和父亲；曾是波兰爱国者、流亡者；曾是摄影师、烟民；曾是那个为了听清提问而支着耳朵站在讲台上的老学者；他是导师，也是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