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初中毕业后，张赛先生做过多份工作，他要养活自己，后来也要养活家人。他进过卫生巾厂、鞋厂，在饺子馆打过杂，蹲过保安岗亭，听闻快递赚钱，他去送过快递，现在他在送外卖。白天，他骑着电瓶车穿梭在武汉的大街小巷，牢记哪家餐馆更好说话，哪个小区没有电梯。晚上，他是一位作家。他的新书刚刚出版。记录着他打工生涯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十余年中，文学和写作是他烦冗生活的避风港。
我们邀请张赛写下这篇文章，关于他的劳动与写作。他的写作具有这样的可贵之处：劳动者常常处于被熟视无睹的境地，我们似乎了解他们（工人、外卖员、快递员等等），但不甚关心，与其说忽视，不如说麻木。必得有张赛这样的作家写下他们自己，用一种幽默但不失冷冽的笔触，为我们展示其中的艰辛和生活的参差。和劳动一样，写作也是一种身体力行。
大新闻
外卖群里发生了一个大新闻。
前同事小潘，敲客户的门，客户在屋内说放门口，小潘没听到，因为客户备注不准打电话，小潘一共敲门三回，无法送达只好带外卖下楼。下楼途中接到客户的电话，小潘只是解释，并没有脏话之类，但引起客户的不满与投诉。配送主管把这件事定义为“服务态度问题”“与客户起争执”，依据制度，罚款两百元。很多人在群里为小潘打抱不平。我比较无聊，把同事们的话汇总一下，这样评价小潘：一群人里总有几个脾气特好的人，如同一堆石头里的一块美玉。外卖员把外卖群当成出气筒，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烦心事颇多不敬语，小潘发言总像和稀泥，说我们不易，客户不易，平台不易。他这样的人都能被投诉，实在难以相信。
没多久，在配送主管的通告里，小潘再次因为话多，和客户起争执。我注意到，这次没多少人替小潘说话。小潘不服，被当场辞退。群里的他也第一时间被群管理员清退。
小潘退群后，有一次被人提及，说他性格有问题。马上有人附和，“太死脑筋了”。
至此，一个大新闻生成。
这是我第三次来武汉送外卖了。送外卖分为两种，一种是有组织的，跟打卡上班差不多，另一种没有组织，就是众包。有组织的主要是系统派单。
前两次我都是选择有组织的，站点对时效要求严格。当月超时第一单罚款20元，当天超时第二单罚款200元。规则大概是这样的，超时第三单罚款多少，我没搞明白过。那家外卖公司并无明文规定，全凭站长自由发挥。
骑手想多带单，于是想出一个办法，提前签收，再给客户打电话。大多数客户好说话，不好说话的需要编一些理由，比如车子坏了人摔了，比如万恶资本超时罚款500元，把要活不下去的心剥开给客户看。有个同事撒谎摔跤，临到客户楼下，地上打一个滚。
人到中年，越来越不自由，追求自由的心却愈发强烈，众包主要靠自己抢单，单少，好处是没有领导，一般的投诉奈何不了众包。
我决定这次去跑众包。
早上没定闹钟，没领导定什么闹钟，又不怕迟到。之前没跑过众包，但听说过外卖圈的口号“众包永不为奴”，“众包是外卖界的主人翁”。太兴奋，于是，早上六点半我爬起来上线，以往都是七点多上班。
六点半到七点半正是早餐高峰，我一趟都是四五单。早高峰过去了，一下子没单。我把电动车停在路边，支大架，坐上去，十几分钟里变换了几十种姿势。忽然来单，且好事成双呢，来了两单。都不是电梯房，一个爬六楼，一个爬七楼。跑外卖里面众包最自由，这种自由是主动选择爬六楼还是爬七楼的自由。
到一家汉堡店取餐，问店员出餐没有，他不回答。我下手朝那一堆小票里面翻，店员大叫起来，死跑外卖的，瞎翻什么。我没空不舒服，我需要在心里标记这家店：不准翻小票。我心里有一个笔记本，记载下许许多多知识，比如武汉有一家早餐店叫德华楼，德华楼印象城店的小票不让翻，德华楼武商奥莱店的小票让翻。鸡米饭家的小票需要反复确认，因为他们家在网上有四个店名。
?一边打工一边文学
晚上，《单读》的编辑给我发信息：张老师，听说最近你要来北京，见个面呗。
白天我是死跑外卖的，晚上我是张老师，这不是逆袭爽文，这是我的每一天。
2020年初，我朝《单读》的邮箱投了一篇文章，没想到很快收到反馈。此后五年间，我将稿件大部分投了过去。粗略算来，平均每个月的稿费是两百元。
小时候我家里就有书柜，因为妈妈喜欢看古典文学。小学四年级我开始看《红楼梦》，看不懂，可是喜欢看。看的多了，忍不住开始写点东西。
书柜分三截，上层放电视，中间摆饰品，下层关着书。
客人来，夸奖说：“好哎，电视柜。”我连忙打开下层的柜门，证明书柜是书柜。
爽性中间也摆书，看你们还说什么电视柜。
客人来，说：“咦，电视柜不错，还送个书柜哩！”
2003年，初中毕业我就到南方打工，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写作。我进过许多工厂，做过许多工作。在卫生巾厂，机器老是出故障，我老是无所事事，我把《羊脂球》带进车间；在鞋厂，流水线上没有一点空闲，我把唐诗宋词写纸条上，上厕所时瞄一眼；哥哥在武汉开饺子馆，喊我帮忙，我答应了，准备上午看名著、下午练书法、晚上学电脑；在保安岗亭，大把的时间我用来打游戏，打游戏不忘文学，我在日记本上给玩过的游戏写评论：
《连连看》 有一种吃大餐的丰盛，胃口大开。《大鱼吃小鱼》也开胃，但吃撑，越吃越撑。另有一个《躲大粪》则有惩罚性，大粪如雨，小人左右闪躲，何止天地不仁，天地不洁啊。《绿巨人》里巨人每一发飙，作狮子吼，我听来总像打嗝，难道战争就是吃饱了撑的？
进工厂之前我对工厂生活充满想象，在学校我们班八十多人有十几个喜欢文学，一家工厂上百人，总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吧。我错了，来工厂的是考不上高中的那一批人，没有一个喜欢文学，而且讨厌文学。我说话文艺腔，自然成了被讨厌的人 ，大家觉得我幼稚，清高，装逼，孤僻。我毫不在乎，下班后沉浸在书的世界 。我被李白征服，他没用比喻的句子干净极了，谁能不要比喻来写写看；我被王梵志征服，他的诗就像随意写写，随性写开；我被李敖征服，我被贾平凹征服……我做事笨手笨脚，被工厂征服，常常被领导骂，工友们也瞧不起。我在日记里瞧不上周围的人，他们连个成语都不会用。我给《人民文学》《上海文学》投稿，我要奋斗，坚持投稿。
张赛在卫生巾厂
事实使我惭愧，上了一天的班后，并没有自己想象中斗志昂扬，常常看几页书，不脱衣服便昏昏睡去。在车间和宿舍，工友们喜欢在纸上胡写乱画，“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打工打工，两手空空”“我的心太累，需要人安慰”。我的日记，我的创作，除了辞藻华丽，和工友的意识流并无本质区别。只是一句：我好累。
投稿全无回应，我不再投稿，但继续读书写字。书里没有人指责我，文学成了我的避风港。这样的生活持续了12年。
2015年，结婚前后，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听说送快递月入过万，便离开工厂去送快递。我变了，把所有的时间投向工作，所有非必要的事情从生命中挤出去。但一切都太晚了，我已经戒不掉读书写字，有一次，实在忍不住，把电动车停下来，把诗写到快递面单上。
2020年，我在武汉送外卖，我记录我的工作，写我珍贵的同事们：
因为系统这个紧箍咒，我们和接触到的所有人都会发生矛盾。司机恨我们闯红灯，住户烦我们乱按电梯，保洁嫌我们脚底太脏，保安不想频繁给我们开门……
那天接到一个单子，客户只买一瓶矿泉水，名字写的是“外卖小哥最伟大”。我看了很感动，觉得下单的人定是一位善良且美丽的小姐姐。我兴冲冲敲开“外卖小哥最伟大”家的门，迎接我的是我们站点的胖子。胖子喊我：“张老板！”我说：“好评。”转身要走。胖子说：“来个槟榔？”我接过槟榔，转身要走。胖子把我递给他的水还给我。胖子说：“兄弟，给你喝。”
有的同事休息时喜欢下这种单子，增加大家的收入，挑逗大家的情绪，客户名字往往恶搞，有时候写“爸爸”，有时候写“爷爷”，这是我们同事间互相娱乐的“福利单”，我愿意称之为“幸福单”。
文章能够发表，并不影响每天12小时的工作。不过每次稿费来到后，我都愿意空出一些时间，多给写作一些时间。
?“大家好，我叫张赛”
这次来北京，是参加一席的演讲。
小时候跟姥姥一起住，她回村时拣选一条绕远的路。我问姥姥为什么不走近路，姥姥说那条路人多，总要说话。
参加一席，唤起我的幻想。我写不好，还说不好吗。一席没有提词器，要求自己写稿并背诵。稿子我一天写好，7012字，没有立马背诵，算好时间，去北京前三天再开始。稿子的第一句是“大家好，我叫张赛”，我对着自己十岁的孩子们不停背诵这一句，逗得他们哈哈大笑。我信心倍增，我写的文稿每一段都有笑点，我不成名谁成名。
我给孩子们完整讲了两遍，胸中的竹已是竹林。
到北京，携带着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来北京第一次化妆第一次登台的兴奋开始试讲，一共卡了三次，大脑一片空白。
入住的酒店离天安门两公里。在农村，周围人提到人生愿望，很多都会说，这辈子一定要去一趟天安门。爸爸就多次这样表达过。我在离天安门两公里的地方睡着了，次日还要赶回武汉工作。
正式演讲开始了，不知道是不是照顾，大家安排我第一个登台，早登台，早解脱 。
我把前半生放进演讲稿，我特意设计了一下，像我爱看的周星驰电影，笑点和泪点交替出现：
有一天，接到一个骚扰电话。大家遇到骚扰电话，应该都会挂掉，外卖员这个行业不会，什么电话我们都得接，万一是客户打的呢。那个骚扰电话说，你是不是张先生，你的房子在某某小区某某房间，找我装修吧，张先生。哎呦，他叫我张先生，打工20年，我竟然在骚扰电话里得到尊重。
送快递，我根本没时间看书，但是枕边还放着一本张爱玲的小说《小团圆》，这一天赚了200块，我就翻开《小团圆》的第200页，瞄上几眼。我可以很骄傲地告诉大家，很多时候，我不会打开它，因为这本书只有280多页。
灯光打在脸上，完全看不到观众，除了上场和下场的掌声，听不到任何反馈。
我想听听其他演讲者，大家叫我坐在第一排。身后的观众拍拍我说，老师，你太高了，能往旁边坐坐吗？
听了几个演讲，台下笑声不断，我直打哈欠，这才想起自己昨晚失眠，赶紧闪。
演讲视频在一席发布后，收到诸多差评。我把视频转发给老婆，我说你客观评价一下。于是，老婆打了差评。
我不敢再看评论区。差评把我打醒了，我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又自卑又膨胀，又自信又虚妄。我看不清客观的自己。这次演讲本是菜鸟的一次试飞，我却痴心当作一场凤凰涅槃。
认识到自己看不清自己，这是好事，可是对于来听演讲的朋友们，这就抱歉了。我辜负了大家的期盼。
从北京回到武汉，继续送外卖，感到踏实，原来这是我的舒适区，不是舒适，是熟悉。顾客摆脸色的时候，我熟视无睹，感到了安全感。
“卖知识分子”
这是我送外卖的第三年，很多事情和第一年时一样。商场的门面，挂英文招牌，下单写中文店名；新安小区的电梯，去七楼要按八楼，不然开门是六楼；欧景苑五期2栋，门栋上写着“24栋”，24栋又紧挨着四期2栋。这些都是小事，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却很难只把它们看作小事。
张赛跑外卖
生活就是一堆小事。
116小区西门，大门锁着，留一道口子，勉强并排通过两个行人。电动车也从这里过，有时车让人，有时车和人皆有佛性，百年修得并排过。真的只是因为骑车的人没素质吗？为什么不把门开大一些？
工业路和友谊大道交汇处曾有一个天桥，天桥底下有个约四十平方厘米的坑，电动车掉进去差不多都要摔倒或将要摔倒的样子。
萧红在《呼兰河传》里讲街道上有一个大泥坑，下雨天存了水，人掉进去能没顶，大家都晓得这个坑的厉害，但总有人赶着马车从这里路过，常常陷在里面。说一辈子不走几回险路不算英雄的人有，说用土把坑填平的一个也无。
那个四十平方厘米的坑后来不见了，因为修路，整条路都新了。
116小区的西门，何时能开大一些呢？
因为最近收到稿费，我现在有时间坐在青山图书馆里面想这些事，送外卖时很难思考，不安全。我是外卖员，看过几本书，基于人的虚荣，我不是知识分子却希望自己是。于是，我封自己为外卖知识分子，简称“卖知识分子”。
作为“卖知识分子”，我认为外卖软件有一些小事可做。
送外卖的都憋尿，是公厕太少吗？现在我坐在青山图书馆里面，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厕所。500m内有三个公厕，700m内有七个公厕，这个密度，并不少啊。我憋尿在于送单时间紧张，想着等一下再去，结果单子越送越多，忘记上厕所，等到实在憋不住，就发现身边没有厕所。
在高温天，尿变成汗，大多蒸发了。在阴雨天，订单倍增，工作难度倍增，尿意倍增。
下雨天是外卖员的狂欢日，很多人称之为捡钱日。尿急了好几次，每一次都不比单子更急。等到尿急比单子急时，完蛋了，想站直无法站直，不断夹紧双腿。在电梯里，觉得电梯就是厕所，在雨衣底下，觉得宽大的雨衣是厕所。在大雨之中，在绿化带，在绝境，我尿了。那天，大雨将城市下成一个大水池，亦或，一个大号小便池。
大雨声囊括了尿尿声，亦囊括了不体面与不自尊。我当然可以模糊处理，不说我尿了，但我不能。不说出问题，不能解决问题。
当我尿急，绝不是崔健式的，《我想在雪地上撒点野》。
我尿下的，不包含一点理想主义，不包含一点艺术成分。
我尿下的，是一个现实问题。虽然我感到羞愧，很难道歉，我亦是一个承受者。我拥有基本的生理需求（权利）。
不光我憋尿，我的老婆也憋尿。她在十堰的工厂，一天只上两次厕所。我的孩子们也憋尿，他们贪玩，常常在课间忘记上厕所。他们不敢上课时去厕所，因为老师训斥过其他同学，“一上课就上厕所，早干嘛去了”。
最近孩子们告诉我他们换了班主任，我到家长群里一看，新班主任在群里发言，客套之余，尽是“不得……不得……”。完了，又是一个工具人。当一个人眼里只有规范，只有秩序，只有权力，他说的再多美好，再多祝福，再多热情，都是粪土。
憋尿背后是学术问题哲学问题。为什么要憋呢?为什么不爱自己呢？为什么可以无耻地接受一个随地小便又不道歉的自己？为什么默许憋尿的环境？
外卖软件如果在地图里加入公厕提醒服务，会在无形中为文明注入守护力量。
我的15分钟
盐嫂听说我递交辞职，问我为什么回家。
我说，就是回家啊。
盐嫂说，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呢，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我说，有啊，就是回家。
盐嫂说，除了结婚、生病，还能有什么重要的事？
《在工厂梦不到工厂》
张赛的《在工厂梦不到工厂》手稿
8月，第二次去北京，参加新书《在工厂梦不到工厂》的发布会。
2021年，因为送外卖摔断腿，我回到阔别六年的工厂。这一次不一样了，我的身份还是普工，心里面成了一个领导，不是管制人的“领导”，是关心工友精神世界的“领导”。我依旧笨手笨脚，所幸机台开始自动化，不需要我多么麻利。机台自动化，故障变少，人的操作变少，我站在机台前，有了空闲，有了走神。想到什么，就把关键词随时记在手机上，上厕所时拓展成句子，下班后整理成日记，几篇日记成为一篇文章。两年后，汇集成这本书《在工厂梦不到工厂》。
我刚进厂时，工友普遍像我爸爸，自带鞭子：
“我和你舅舅当年在广东打工，别人都下班了，我们不走，缠着老板再给我们一点儿活儿，老板拿我们没办法，让我们接着加班。”
我像一头牛，爸爸的话像一条鞭子。
现在，每个月固定请假两天的工友，已经丢掉鞭子：
白公子请假，管理叫我顶替。装箱工见是我来，说：“他每个月请两天假，又没个正经事儿，妻儿老小又不在，真是个鸟人。”
此言差矣，白公子不是鸟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年到头不请假的我才是鸟人。
白公子还是一位工厂哲学家：
到白公子宿舍玩，公子取出一瓶香水，问我要不要喷点，又往萌宝身上喷。萌宝直皱眉，说：“上班闻香水还没闻够吗么。”白公子说：“上班闻的香水不能叫香水，下班闻的香水才叫香水。”
从北京顺道回驻马店看爸爸，爸爸今年断续低烧、咳嗽，辗转几个医院，无果，额外查出有强直性脊柱炎。
爸爸情绪低落，我用豪言安慰他，等有钱了带你去北京看病。
书出版后，看淘宝的销量，不断看，不断想，怎么还没人买啊。
我有想过我会很出名，我也想过我会一直送外卖下去。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一种混合的状态，一边进工厂、送外卖，一边出书。家人不认可这种状态，觉得我还是二十年前的那个书呆子。清华大学的严飞老师叫我跟学生做分享，爸爸知道后问我是不是碰到骗子，一天之内打两个电话提醒。出书后，哥哥很着急，他说普通人能有几次机会，千万别犯傻，别人让做什么我们一定照办。
我不敢在朋友圈转发出书的消息。一天下午，十七八年没有联系过的好朋友忽然加我微信，原来老家的人已然知道。据哥哥讲，老家的微信群为出书的事热闹起来，纷纷说想不到，想不到老狗家的小儿子支棱了。有人说，这事儿如果放在二十年前，县长要亲自来俺们村。
安迪·沃霍尔在上个世纪预言每个人都有机会出名15分钟。作为一个农村人，被陌生人知道不算出名，被家乡人知道才算出名。我遇到了我的15分钟。
我知道大家只是出于好奇。好比我是动物园里的动物，一直都在里面，大家没怎么注意到。忽然有一天动物园宣传，说来了一个新动物，大家听说后都来看，看了以后发现还是我。可是因为宣传，我成了一个新动物。
大家更关心出书赚不赚钱，当我告诉大家，出书的收入只有三万块钱，大家点点头说，跟我想象的一样，写书不赚钱，还是要做正经事啊。
我能写作，还是要感谢我老婆。老婆总说，学个技术才是正道。送外卖时，我想写长篇小说，每天上午送外卖，下午写作。老婆不满，这小说又没人保证出版。这样的生活持续三个月，写后记的时候忍不住哭起来，把音响打开，老婆还是听到，把我抱住。
重回工厂，计划半年写好《在工厂梦不到工厂》，结果写了两年。老婆说工厂这点死工资，什么时候才能把账还完。
版税到手，老婆说，写作还是有点希望，一年多出几本。
8月底去泉州鸟岸书店宣传新书。朋友问会不会顺便去工厂找工友。我说不去，去了会很奇怪，大家千里迢迢来泉州都是为了进厂，我来干什么？出书？工友好奇之余一定会问，赚大钱了吗？我还没赚到钱，难以启齿，不想丢人。
我不断地在淘宝搜索“在工厂梦不到工厂”，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销量仅有一百多本？我的文笔很一般吧？我的外貌实在难以吸粉吧？工厂这个题材很偏门吧？我成了我讨厌的那个人 。
敌意设计
前两次送外卖我出过好几次事故，我撞过别人，别人撞过我，主要是我撞别人。也有第三种情况。2021年秋天的一天，我辞去外卖工作，下班路上，不小心自己把自己摔骨折了，没有工伤，自己兜底。
这一次尽量不那么拼。我很少走机动车道，但我发现非机动车道并没有安全多少，原因很多。很多非机动车道不宽敞，在不宽敞的情况下，有的路中央还安装路障。有一回对面过来一辆电动车，我不确定他要走路障哪边，迟疑之间，我的腿撞到路障 ，淤青好几天。我在网上搜索这种铁柱路障，发现它叫警示柱，又叫防撞柱。明明撞人，怎么还叫防撞？除了铁柱，路上还有石柱，功能和铁柱一样。我注意到，有的铁柱和石柱只剩下柱根，明显是被人弄掉的。也许那人也被撞了，也许他嫌铁柱的间距太窄。
在法院门口，我见到塑料的警示柱，矗立在非机动车道的中间，我摸了摸，好像是橡胶的，有一些弹性。这种警示柱好，设计这种警示柱的人，应该和我一样注意到铁柱和石柱的不安全。塑料柱既起到警示作用，撞到人也无碍。可是每次我经过法院门口的路障，心里还是有些紧张，反复在心里的笔记本记录：法院门口的路障不伤人。
我想做一个统计，一条马路上有多少个警示柱。我选了一条较短的马路：吉林街。从此，送外卖的同时，我开启我的另一重身份，统计学家。
9月，外卖进入淡季。之前跑半天有一百块钱，现在只有五十块钱。既然做统计的成本已经下降五十块钱，下午不送外卖了，做统计去。
马路两边铁柱和石柱交错，所以我在吉林街上来回骑了四遍，才得到以下数据：铁柱320个，石柱275个。
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早有人研究这类问题。前人把这种对人不友好的公共建筑称作敌意设计。
“卖知识分子”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概念，希望有更多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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