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相指责、操控诡辩、冷处理、以偏概全——中美之间的对话已经呈现出一种极度有害、功能失调的关系特征。
几个月来，谈判在短暂的停火与激烈升级之间反复摇摆。最近的一次争执，几乎导致原定于10月底在韩国举行的多边峰会上，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晤计划泡汤。目前，这一计划似乎已恢复：10月24日前后，双方将在马来西亚举行新一轮筹备会谈。
不过，外界对达成任何超越脆弱停火的成果都不抱希望。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沟通渠道极度贫乏。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双方通过所谓的“库什纳渠道”来应对沟通难题。令美国贸易和安全官员感到沮丧的是，特朗普常常通过这条后门渠道进行谈判，由他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与当时的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直接对话。
中国问题强硬派对此愤怒不已，认为这阻碍了他们的计划。但白宫内部一些人表示，这一渠道为头两次“特朗普—习近平”峰会奠定了基础，并最终促成了2020年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如今，这类可靠的秘密渠道已经不存在。由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主导的正式会谈，自5月以来已进行四轮，却陷入僵局。
迄今为止，双方连如何总结前几轮谈判都难以达成共识，更遑论敲定贸易协议、确定双边峰会在北京的举行时间。贝森特甚至最近公开抨击何立峰的重要助手，称其“精神失常”。
贝森特和何立峰并非无能之辈。贝森特曾管理一家大型对冲基金，何立峰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行政官员。两人都深受各自领导人信任。但他们缺乏与对方谈判的经验，也不够了解彼此的政治与经济体制。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中国时任最高经济顾问、哈佛毕业的刘鹤建立起了专业默契，现在已经没有了。
由于库什纳目前忙于中东事务，外界开始寻找其他中间人。包括特斯拉的马斯克、英伟达的黄仁勋和黑石集团的苏世民在内的一些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企业领袖，被视为潜在的中间人。
部分人或许能在两国领导人之间传话，但没有人足够贴近任一方，能在涉及台湾与贸易的谈判中充当可靠渠道。
美国的政治氛围也使扮演此类角色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在华关系改善的支持者，常常被指责为“叛徒”或“共产党人”。
中国方面的政治环境同样复杂。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加上习近平的权力集中，使得中国官员在双边谈判中愈发不愿主动，生怕被视为软弱。
最近，中国清洗了两位与华盛顿关系密切的高级外交官——秦刚与刘建超，加剧了官员的紧张情绪。秦刚在2021年接替崔天凯担任驻美大使，后任外交部长，仅七个月便被免职。目前的中国驻美大使在美国人脉远不如前任，也被认为在习近平面前缺乏影响力。
而王岐山于2023年卸任国家副主席，也关闭或大大缩小了另一条沟通渠道。王岐山出身银行业，与包括保尔森和桑顿在内的华尔街巨头有密切联系。
更让美国方面混乱的是，特朗普削弱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架构，导致白宫在中国事务方面失去了专业能力，也使得在涉及多个机构的中国政策之间难以协调。特朗普也没有意愿效仿2023至2024年期间，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中国外长王毅之间的沟通模式。
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现供职于咨询公司Macro Advisory Partners的莎拉·贝兰指出，美国政府“内部矛盾的本能”最近再次显现，一方面商务部对中国实施严厉新措施，另一方面白宫又游说中国购买更多大豆和客机。
她道，双方对前几轮会谈成果的理解不同，说明他们没有就公开声明的措辞和细节达成统一意见，也未为中层官员在后续谈判中提供足够基础。
特朗普阵营内部也存在严重分歧，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强硬派与科技业高层之间。一位陷入其中的潜在中间人是英伟达的黄仁勋。今年他已多次与特朗普会面，并陪同出访。他在中国也关系密切，自1月以来至少三次访华，并与包括副总理何立峰在内的官员会晤。
他的游说在今年夏天似乎收到成效，特朗普解除了一部分英伟达AI芯片对华销售的限制。
但中国对白宫官员暗示“希望让中国依赖美国技术”的说法感到震惊。9月，中国禁止大型科技公司采购英伟达的AI芯片。黄仁勋后来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中国问题强硬派”这一标签是“耻辱标志”，此言引发特朗普支持者的强烈反弹。
特朗普前顾问班农甚至说，黄仁勋应该被关进监狱。
这使得中国官员愈发摸不清到底该和谁接触。清华大学中美关系专家达巍在一次会议上表示，“特朗普2.0团队更像是一个忠诚者俱乐部，而不像1.0时期那样拥有一些强硬且经验丰富的官僚”。
他说目前甚至很难判断，在国家安全强硬派中谁真正代表特朗普立场，一些人主张对中国更具对抗性，另一些则更关注美国本土问题。
不过，中国方面仍未放弃寻找秘密渠道。最近，中国重新启用2021年退休的崔天凯，试图与特朗普亲信或家人接触。今年以来，崔天凯至少两次访问华盛顿，与企业高层及智库进行会谈。他也试图与政府官员会晤，但成效尚不明朗。
在某些具体领域，双方仍有可能取得进展。贝森特与何立峰曾促成9月关于短视频应用TikTok转为美国控制权的协议。而让中美领导人之间直接沟通其实并不是坏事。
事实上，美国官员长期以来都推动这种方式。
问题在于，两位领导人对外交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特朗普依赖自己的个人魅力和谈判技巧，希望与习近平面对面达成协议。相比之下，习近平更强调程序，没有明确议程，他几乎不会轻易同意任何内容。
另一个可行方式，是让库什纳或其他足够亲近特朗普的人重新担任可靠的秘密沟通人选。也可以让贝森特更多地依赖财政部和其他部门的丰富专业知识。
但如果不彻底改革沟通机制，双方恐怕只能在一些零碎交易性议题上取得有限进展。即便勉强达成更广泛协议，也存在很快破裂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