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抗命：中国家庭教会浮沉录

文章回顾了家庭教会维权行动的演变。从21世纪初以蔡卓华案为代表、维权律师积极介入、争取公共空间和法律权利的“公民社会活跃期”，到如今的“严冬”时期，教会的抗争策略与外部环境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早期，以王怡、范亚峰等为代表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和律师，试图通过法律途径推动宗教自由，并使教会公开化、合法化。然而，随着政府推出新版《宗教事务条例》和强力推进“宗教中国化”，打压全面升级，标志性事件包括浙江强拆十字架和成都“12·9秋雨教案”。面对系统性压制，教会的重心从追求世俗权利转向为信仰本身作见证，将“为信仰坐监”视为一种独特的良心见证，即使被迫转入地下和原子化，也坚持信仰的纯洁性与独立性。

以下为本文内容节选：

三十年前，一首由赞美诗唱作人小敏谱写的《中国的早晨五点钟》，成为中国宗教政策相对宽松时期家庭教会在农村复兴的写照。它在家庭教会内口口相传、甚至成为彼此相认的暗号。如今，李英强视“中国的下午五点钟”为家庭教会“后三十年”的开始——2018年，随着基督教全国两会宣布正式启动《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激烈的政教冲突将再次来临。在李英强看来，基督教中国化政策的本质是驯服，这与同化乃至消灭教会无异。他希望借祷告会凝聚和激励更多家庭教会和传道人，在这个时代站出来。

“中国公民社会今天几乎寸草不生。教会作为其中有机且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够继续活跃、保持生命力、在艰难中成长，为主坐牢是极其重要的。在系统性、结构性的不公不义面前，社会转型总要有人付出代价。”李英强说。在他看来，真正重要的不是早年维权运动所关心的权力（power）或权利（rights），而是福音本身，“为信仰坐监的基督徒群体是一种独特的良心见证现象，不止震动监狱，也要震动整个社会的良心。”

蔡卓华案被称作“中国家庭教会第一案”。宪政学者范亚峰发起组织了八人维权律师辩护团，除他外还有高智晟、张星水、金晓光、滕彪、许志永、陈永苗、王怡，其中后三位因手续问题被拒绝出庭辩护。借助互联网和国际组织的舆论声浪，长期处于地下的家庭教会由此迈入公共空间，信仰自由问题成为当时轰轰烈烈的公民维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滕彪当年写下的庭审实录，法庭辩论中，首先发表无罪辩护意见的张星水律师，直指世俗法律不应践踏宗教自由的原则。然而，有关信仰自由的论述，被法官游涛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打断十余次，一位陪审员甚至当庭称“再这么讲我就弃权退出法庭”。对此，高智晟律师严肃抗议，提醒法官和陪审员承担法律义务，理性和平静地面对律师发言。

当事人蔡卓华也在答辩中推翻侦查阶段口供，直言被诱导和威胁作供，“国保（国内安全保卫）的人威胁我说，传播圣经是信仰问题，和政治挂钩，很严重的。要往经济上靠。”

2005年，《亚洲周刊》将14位中国维权律师评为当年的“风云人物”，赞赏他们“不畏强权，以宪法为武器，善用互联网力量，为十三亿中国人民维护宪法赋予的权利，推动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其中，代理蔡卓华案的律师就有5人，高智晟和王怡更是在代理案件后决定皈依基督教。而当时，已有评论指出，不应忽略维权运动中的基督徒维权人士或律师，或是维权运动发展中的基督教元素。

在中国，“家庭教会”可以上溯到上世纪50年代。1949年中共建政后，政府强调“宗教必须与帝国主义决裂”。1950年，在以自由派为主的基督教领袖推动下，《三自宣言》发表，标志“三自爱国运动”启动，要求教会“自治、自养、自传”，接受政府领导。1958年，在政府推动的“联合崇拜”下，许多教堂关闭，不同宗派的教会被强制合并。以王明道为首的基要派基督教领袖，坚决认为“三自”属于“不信派”而拒绝加入，后被指控为“反革命”入狱。

在他们的影响下，各地转入地下聚会的“家庭教会”逐渐萌芽，尤其当“文革”时期宗教活动被取缔、“三自”教会也被迫解散时，家庭教会成为保留信仰的火种弥散开来。

中国宗教问题专家张坦曾在公开讲座中分享道，中国家庭教会发展早期阶段的特点是“农村包围城市”。有河南农村传教人分享称，他们当初聚会只能深更半夜进村，“不但躲避人还要躲避狗”，因为一旦狗叫，就会引来民兵围剿，传教人抱着圣经赤脚拼命奔跑，逃出围困时才发现脚上已经血肉模糊。

“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宗教政策相对宽松，基督教家庭教会率先在农村复兴，尤以河南、安徽、山东、江苏及浙江温州等地的农村最为蓬勃。这批民间自发兴起的教会，重视祈祷医病、赶鬼、异梦等经验性的“神迹奇事”，更容易形成以教会领袖为中心的家长制“人治”模式。它们强调“他世”而不关心现世，避免涉入社会公共事务。

2023年9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评估中国宗教信仰情况的报告认为，自2010年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便停滞不前。该机构综合分析了多家中国境内学术团体的调查及官方数据表明，中国自认基督徒的成年人从2010年的2320万人下降到2018年的1990万人，参与 “有组织的宗教” 活动的比例也从40%降至35%。

“在一个日益敌视宗教的环境中，谁会愿意回答有关宗教的调查问题？”杨凤岗曾公开质疑调查结论，认为它离真实情况有距离，但报告仍有让他“感到盼望或正向的部分”——“尽管中国当局对宗教的压制加剧，但有相当一部分宗教信徒敢于向陌生人公开承认自己的宗教信仰及宗教活动。换句话说，调查里的基督徒比例意味着，这些基督徒是最坚定、最敞开的基督徒，他们敢于在日益恶劣的政治环境里公开自己的宗教信仰。”

据杨凤岗观察，尽管目前中国教会正处于“严冬”，仍有许多新的信徒接受洗礼。“人们聚会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一些基督教会采取游击战术，经常变换聚会地点。如果他们的聚会被警察和宗教事务官员发现，可能会遭到破坏和驱散。教会领袖可能会被拘留或罚款。然而，中国基督徒仍坚持遵守‘不可停止聚会’的教导。”

“12·9秋雨教案”后，在牧师缺席的情况下，秋雨教会被迫放弃过去20年在“教义、教制、教职、教产”等方面的建造和积累，退回原子化、小组化、地下化的状态。在公安部门威胁下，教会坚持不改名，也不与王怡割席。

“一步退，步步退，信仰的持守往往就是从细微的地方开始松懈、退缩，以至于到后来一退再退、退无可退、溃败崩溃。”李英强在一封牧函中这样解释“坚守阵地”的初心，“逼迫者的目标不是让我们‘合理合法’，而是要我们放弃信仰中非常重要和关键的许多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