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中的零工：深圳70层大楼里代送外卖的跑腿员

赛格广场是中国深圳最高的摩天大楼之一，有大约70层，入驻了数千租户。在午餐高峰期，等电梯的时间可能长达半小时——这对试图完成尽可能多订单的外卖骑手来说简直就是噩梦。

解决方案？像16岁的李林星（音）这样的人。

8月的一个周一，当午餐时间临近时，他来到大楼入口附近，目光扫视着周围的街道。当一名外卖员出现时，李林星高举手臂大喊：“代送！”

仍跨坐在电动摩托车上的骑手将一个外卖保温袋递给李林星，告诉他要送达的楼层，并扫描李林星挂在脖子上的二维码卡片，向他支付2元人民币的报酬。整个过程仅用了几秒。随后，骑手便飞速驶向下一个目的地。

最后这段路就交给李林星了。他挤进电梯间，和其他几十人——其中许多是代跑腿的同行——一同乘电梯上楼，去往饥肠辘辘的上班族所在之处。然后，他再下楼，重复这样的劳动，从午餐时段一直到下午，再到晚餐，直到晚上8点左右。

这种物流协调上的成就，即一种“零工经济中的零工经济”，是深圳创业精神的又一例证。这座拥有约1800万人口的华南城市率先开启了中国对市场经济的支持。每天在赛格广场外聚集的数十名代跑腿配送员都没有正式合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退休人员，不过在夏季，像李林星这样的青年也会出现。有些人是出于经济需要，还有一些人则是为了乐趣或锻炼身体。

之所以存在这样一个群体，是因为有需求，必须有人去满足它。

李林星是学校放假后，听从他当骑手的叔叔的建议，在几周前开始这份工作的。他说：“本来是想过来看看的，怎么送，后面看着我自己就送上去了。”

他说，从上午10点或11点一直站在太阳底下，直到晚上8点，其实非常累人。这座大楼也像一座迷宫，有几十部电梯，有些只到特定楼层。但李林星坚持下去的原因很简单：“有钱。”

其实赚得并不多。跑腿的人说，他们通常每天到手大约100元，这远低于深圳私营单位工作者每天约260元的平均工资。

外卖骑手通常每单赚取4到8元，所以给代送的跑腿员2元的提成可不算少。但骑手们表示，为了加快配送速度，这是值得的。而对代送者来说，这份报酬也足够划算———对青少年来说是一笔零花钱，对难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的退休人员来说则是一份额外收入。

为了超越竞争对手，许多人会冲刺着率先拦下一名骑手。一些跑腿员已经完善了他们的技巧以实现最高效率。他们会等攒够足够多的订单才上楼，这样才值得跑一趟——有时他们每只手里拿着多达六七个外卖袋。

一位只透露自己姓周的跑腿员戴着紫色遮阳帽，一到达要去的楼层就立刻按下了下行电梯的呼叫按钮。等她完成配送、跑回电梯厅时，电梯已经等在那里了。她说自己是在食堂工作到法定退休年龄50岁后开始送外卖的。“锻炼身体，”她说。“坐在家里我们闲不住，闲着也很累，闲出病来。”

周女士一整天都能接到源源不断的订单，但到目前为止，拿到最高订单量的是邵子友和他的妻子，他们占据了赛格广场前一个绝佳的角落。他们的外卖袋多到不得不将实际跑腿的工作分包给手下的十几个人。这对夫妇每袋抽取1元，剩下的归跑腿员所有。

这种安排之所以可行，是因为根据当地媒体以及根据其他跑腿员和司机的说法，邵子友被认为是第一个在赛格广场外开始代送服务的人，许多骑手表示认识并信任他。

47岁的邵子友说，他从中国东部的安徽省来到深圳，曾在这栋大楼庞大的电子市场里卖电路板。他说，七八年前，他正在外面抽烟休息时，一位路过的外卖骑手抱怨说，这栋大楼的结构太复杂，很难找到路。

邵子友说他可以帮忙送餐。司机提出给他买水作为回报，但邵子友建议不如直接付钱——3元，一瓶水的价格。

他说，一开始他只是想在午休时间找点事做。他表示，有些骑手会不放心把东西交给他：“害怕往里面拿了吃了。”

但消息传开了，到了2020年，当新冠疫情导致电子市场的人流戛然而止时，他和妻子就转为全职做外卖代送。

很快，其他人也嗅到了这个机会：有附近社区的退休人员，大楼保洁人员下班后也加入了。不可避免地，竞争变得激烈起来。有些跑腿员提出以2.5元完成配送，后来降到2元。但业务量依然激增，因为疫情让人们对外卖配送的依赖大大增加。跑腿员们也将服务范围扩展到附近的一些大楼。

“都习惯了，人也懒。有时候送到门口了，他坐在最里面，他说拿来我这里，”邵子友说。“我说要不要喂你？”

邵子友说，他和妻子平均每天会向他们的助手们分派六七百单。如果顾客投诉外卖丢失，骑手就会要求他找回来，否则就得赔偿。（一旦订单丢失，外卖骑手可能会被平台罚款50元。）

关于送错外卖的激烈争执每天都会上演多次。

“5911B 12点才点餐，”邵子友对一个把外卖错送到那个套间的跑腿员说。“我还不知道哪家点餐早，哪家点餐晚？”

“好好好，我来赔，”那个跑腿员最终承认了失误。

不过，虽说有些混乱，这里的气氛总体来说是友好的。订单足够多，而且大多数骑手表示他们不挑剔把外卖交给谁。

也有一个例外。今年夏天出现了一批新的竞争者：儿童，有些甚至还在上小学。他们的父母带他们来，想让他们在暑假里体验一下劳动的辛苦。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视频显示，成群孩子围着外卖骑手，有些扎着辫子或穿着校服，吵着要接订单。

骑手邵杨（音）说，他不会把外卖交给这些孩子。“因为我怕他们找不着，”他说。“全是那种小小个子。”

在这些视频出现后不久，当地政府以安全为由禁止了儿童从事外卖配送。

在中国，正式工作的法定年龄是16岁，所以李林星可以继续跑腿。不过，他没打算做太久。他想找一份工厂的工作。

“更喜欢那样子的工作，”他说。“坐在空调房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