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终于在鸦片类药物问题上出现转机——直到现在

过去数年，鸦片类药物造成的危害几乎不可阻挡。2020至2023年间，美国因药物过量死亡的人数超过四十万，远超枪击或车祸造成的死亡。2023年，情况出现了转折：自那时起，年度药物过量死亡人数下降超过25%，部分原因是公共卫生创新措施扩大了纳洛酮（Narcan）和舒巴坦（Suboxone）等治疗的可及性，危机似乎有所缓解。

然而，总统特朗普的新国内政策法案威胁到这一进展。该法案透过削减医疗补助（Medicaid）来为富人减税，将使数百万美国人失去医保。对各类患者都会带来伤害，但对吸毒者尤其不利，因为近半数非高龄鸦片成瘾者依靠医疗补助就医。缺乏保险，很多人将中断治疗并复吸。波士顿大学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估计，该法案将使超过十五万美国人失去鸦片成瘾治疗的途径。

近年过量死亡下降，应该是值得庆贺的成果，也是国家领导人应该延续的方向。鸦片类药物是美国近几十年预期寿命停滞的重要原因。1980年代，美国人均寿命与其他富裕国家相近；今天，美国排名倒数。其他富裕国家在2000年代没有经历类似的过量死亡激增。

特朗普、副总统万斯（J.D. Vance）及其他共和党领袖正确指出鸦片危机是国家悲剧，需要行动。但他们非但未延续最近的进展，反而削弱了成效，这再次证明他们未能兑现去年承诺替广大劳工阶层治理国家的承诺。

美国政治领导人未曾严肃应对鸦片危机并非首次。1996年，萨克勒家族（Sackler）旗下普渡制药（Purdue Pharma）推出奥施康定（OxyContin），迅速成为疫情中心。1999至2006年间，药物过量死亡人数翻倍。然而，国会直到2016年才通过重要立法，特朗普直到2017年才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即便如此，成效有限，正如前巴尔的摩卫生局局长温麟衍（Leana Wen）形容，是“仅在边缘修补”。

在2010年代，联邦行动迟缓，地方与州卫生官员却开始取得进展。他们限制滥开鸦片处方，并说服消防员、警察、学校和图书馆携带纳洛酮。一些措施与联邦政府无关，但许多项目依赖医疗补助。奥巴马总统2010年签署的《平价医疗法案》扩大了医疗补助，各州利用这笔资金拓展成瘾治疗。例如，佛蒙特州建立“枢纽与辐射”系统，将患者与治疗连结。研究显示，这类治疗能将死亡率降低50%以上。

成瘾医生指出，患者本就难以接触治疗，他们生活混乱，有时缺乏稳定住所，与家人朋友隔离。许多人依靠医疗补助就医，因为别无选择。

特朗普的预算法案削弱了《平价医疗法案》的成效，也可能间接影响非医疗补助患者的成瘾治疗。失去覆盖和中断治疗，医院和诊所将失去收入，尤其是依靠医疗补助维持运作的机构。根据KFF，近三分之二接受门诊鸦片治疗的患者依靠医疗补助。部分偏远地区医院已警告，削减将迫使它们关闭或缩减服务。

国会在讨论预算法案时意识到对鸦片治疗的威胁，并纳入条款保护成瘾患者免于失去医疗补助，包括豁免工作要求。但获取豁免过程复杂，例如需医生诊断成瘾问题，增加了行政漏洞。换句话说，患者要先见医生才能获得保险，形成“两难”。

特朗普的法案也包括打击边境及邮件毒品贩运的措施，这对缓解危机有帮助，显示他与幕僚认识到鸦片危害。但为了给不需要减税的人提供福利，其余部分削弱了打击措施的效益。

即便近期死亡下降，过量死亡仍远高于世纪初四倍。政策制定者可做更多：推动更多医院、医生与诊所提供救命药物，要求保险公司覆盖治疗，联邦、州与地方政府可结合奖励与威慑，例如用法律压力推动治疗。葡萄牙采用此法，已取得成效。

当务之急，国会应挽回预算法案对医疗的伤害。最严重的医疗补助削减要到2026年底才生效，仍有时间废止削减，并寻求不牺牲最弱势民众利益的减赤方案。去年竞选期间，特朗普曾说：“我们不会休息，直到结束毒品成瘾危机。”这是正确承诺，也应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