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人，如何打工？“如此打工30年”

“为啥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了？”

在如今围绕“打工”的舆论场上，这个追问隔三差五就会引起一波讨论。年轻人宁愿送外卖、送快递，也不愿意下车间，正在成为传统制造业的困境。也许问题的答案未必在经济发展的“虹吸效应”中，也不在对“这代年轻人”的拆解中。在这些解答之前，还有一些无法绕开的问题，以前的“进工厂”“下车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它曾经许诺给那一代打工者的“希望”是什么？以及那个“希望”是已经不存在了，还是对更年轻的打工人不再有吸引力了？

多年来一直在拍摄打工生活的占有兵也注意到了这个差异。他1995年到广东，先后在工厂、酒店做过保安、行政管理等工作。2006年起，他开始用相机记录工厂打工人的生存实况，截至目前，已累计拍摄150多万张照片。他从中选择了127张，写下照片背后的故事，于是有了《如此打工30年》这本书。

透过这些真实记录的照片，我们能够看到那个年代打工人的日常生活，消失的BB机、工牌和打卡表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激起同代人的共鸣，而那些物件早已在短短几年间完全退出了人们的生活。一同淡去的还有那时人们脸上的表情，那种氤氲在工厂上空的雾蒙蒙的憧憬与想象。八月，我们在北京见到了这些照片的拍摄者占有兵。

以下图片均来自《如此打工30年》。





《如此打工30年》

作者：占有兵

版本：东方出版社｜真故 2025年7月

八月上旬，占有兵从广东东莞的长安镇北上，来北京密集参加新书的几场活动。他比几十年前在工厂做保安时更“忙”了，手头同时在写三本书，还在不断拍新的照片，搜集各种当年的实物，据说在东莞的出租屋已经有一个6吨的库藏。

那天采访时，他匆匆从室外走进来，脖子上挂着相机，镜头盖还没合上，手里还拎着一个鼓囊囊的大袋子。落座后，他熟练地掏出一个录音设备放在桌上，说“要记录录留存”，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设备之专业也让人一时恍惚这桌前的人物关系。交谈之中，占有兵是少有的那种不怎么需要提问的被采访者，他可以从一张照片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很多彼此串联的故事，还会不断在不同的照片之间来回跳跃；讲到兴头上，他俯身从脚边的那个“神秘”的大袋子里掏出一个个卷轴，展开后是各个主题之下相关照片的整理合辑。这些卷轴有着各自的编号，打开后还会有一整面的主题阐释，任谁都能看得出这背后所下的功夫。

是的，也许你也感受到了。那次采访中，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有一种扑面而来的表达“急迫感”。这很难不激起一种与这次的采访主题也许不太相关的好奇：他的这种“急迫感”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我们先后聊到了很多他拍的照片。在翻到这张写着“鸿图”的一页时，他无意中说起隔天的新书活动就用的这张做海报。“也许他们是从一个‘文化层次’的角度在理解这两个字。”占有兵笑了笑。的确，照片中央醒目的“鸿图”二字与前面蹲下来的五个打工人形成了一种反差。



正在吃晚饭的人们。

“但实际上，‘鸿图’凑巧是这个工厂的名字罢了。”占有兵回忆起他当年拍下这张照片时，感兴趣的既不是这两个字，也不是这种对比，而是“蹲着的这几个人”。“他们当时正好在厂门前吃晚饭。”

“注意看他们吃的东西，基本都是很快就能吃完的。”占有兵解释说，这对他们来说只是暂时充饥，吃完还要回去加班，等晚上10点加完班后，他们回到各自的出租屋才会再正式做个晚饭。

视角的差异不经意击中了如今关于打工人议题的讨论盲区。随着近些年相关深度报道和田野研究的出现，这个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在经历着“符号化”，甚至在一些时候成为分析那些被认为是“更重要的问题”的材料。但他们真实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占有兵说，他要拍的就是这些人的生活常态，“我关心他们怎么上班下班、一天中都吃些什么、怎么回家”。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间他会反复拍同一个主题，甚至在同一个场景反复举起相机，“一条路走过一千次后，你看到的东西一定不一样”。在他看来，只有这群人的处境被越来越多人看见的时候，改变才有可能发生。也许这是“最笨的办法”，但这是他唯一能找到的办法。

接下来，我们从他传播度最广的这张照片说起，走进去看看当年那群打工人日常的生活。



从一位女工的照片说起：

流水线的具象化



从无尘室回到更衣室休息的女工。

新京报：可能许多读者以前都看过这张照片。

占有兵：这是我拍摄的照片中目前传播度最广的一张。

新京报：当时为什么想记下这个瞬间？

占有兵：这张照片是在2011年初拍的，当时无尘室的一些女工正回到更衣室休息，她们脱下帽子和鞋子，让紧紧包裹了几个小时的身体能休息休息。按理说无尘室是不让拍照的，但那天我所在的工厂正好在举行安全消防检查，我是保安主管，需要拍一些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发给各个部门整改。

新京报：照片中正好有一位女工看向了镜头。

占有兵：是的。她原本是没有看过来的，但听到了快门声她就回过头来了。有人觉得这些脱下来的无尘服很像挂在那里烘干的腊肉。高科技生产流水线中人的生活状态，隔着照片似乎都能感受到。后来我一直很想联系到这位女工，但很遗憾，一直没联系到。



“密集”的打工生活与“希望”的年代

新京报：接下来我们看一些当年车间厂房的照片。这些照片里经常是“密密麻麻的”。比如这张，有很多厂牌的名字，好像生产什么的都有。



厂牌。

占有兵：这个在东莞过去叫工业区，20世纪80年代，许多村子里都盖了不少简易的厂房，然后开始向外招商。每来一个厂，就挂一块牌子，比如招了10个厂之后，就在外面竖很大一块牌子，可能有十几米宽、几米高的板子，作为这个厂区“竞争力”的体现。慢慢就挂满了，就说明厂子都租出去了。今天这些牌子早就都拆掉了，它们中绝大部分都是当年的“来料加工企业”。

你仔细看这些厂名，其实很有意思。当时一个厂子来了是不能生产的，比如做玩具的，它需要上游给它供应各种各样的材料，还需要有很多运输公司来为它服务。当它进驻时，就带来了以它为中心的一整条工业链，而每一环又有各自的链条，这些链条在这个厂区交织。过去有句口号叫“JIT（Just in Time）”，它强调的是供应链的各个环节能在10分钟内供应上是最好的。



工卡。

新京报：这些密集排列的纸片是做什么的？

占有兵：这是工厂的打卡区。

新京报：相当于现在的“钉钉”……

占有兵：当时的打卡方式就是点名，后来变成了这种。每个人一张卡片，正面打15天，反面打15天，每天要打六次——早、中、下午、晚上、晚上加班、晚上下班。人事的考核员每月就根据这个计时。工人每次来找自己的名字很麻烦，后面的人还会催你，于是大家会用黑色记号笔编号。

这就不得不提以前“流水线”似的工作方式。一个成品不可能只有一道工序，一旦这个“流水线”开动起来，线上的每个人都要同时工作。这意味着哪怕其中有一个中途想上洗手间，都需要找人代班才能去。线上有个专门的岗位叫“助拉”，这个岗相当于一个“万金油”，他/她每道工序都会，专门负责暂时顶替有突发情况的人。



卡、证。

今天的我们已经几乎无法直观感受到，一个流水线是如何通过具体的手段来控制人的行为的。需要临时离开的员工需要领到“离岗证”才能出去。一般一条30多人的流水线上，最多只分配两张“离岗证”，并且还会规定上班后一小时、下班前半小时不能使用。因为这种走动的机会很稀缺，不少工人当时上工期间尽量少喝水。这也是为什么生产线上会有大量的结石患者的原因。

新京报：这个“离岗证”上还写着具体的名字。

占有兵：是的，这个是这条生产线上那个“拉长”的名字。拉长下面才是那几个“助拉”。图片中的“休息证”“流动卡”都是类似的功能。

这个“新员工证”也很有意思。新来的员工一般会胸前挂这张牌子，说明这是工厂里最新来的员工，“最容易犯错的人”，需要“重点关注”，他/她做的产品也需要特别跟进。



加班卡。

新京报：这还有“加班卡”……

占有兵：这是当时一个员工记录的他在一个月中每天加班的时长。像2号是那个月的节假日，加了10个小时，正常工作日一般8小时后再加2个小时。最后这里的1.5倍是指，周中1.5倍加班费一共22个小时，周末2倍加班费一共40个小时。

新京报：这上面好像没有看到相关的盖章或审核的标识，如果有编造怎么办？

占有兵：这一般是工人自己留存的，他们为了发工资的时候核对自己领到的钱有没有少，他们不放心工厂会不会骗自己的工时。这相当于“底账”。

这是我当年做保安时统计的。2001年到2010年间，我所在的工厂员工每月平均加班时长。这是真实的统计，没有任何虚假的成分。我们的《劳动法》要求工人一个月不能超过36个加班时，但你看，这一个月就把一年的干了（笑）。



工时统计。

这个数据还是很恐怖的，我们没看到这种统计时脑子里没有概念。实际上，劳工权益的保障是从一开始完全没有起步的。我妹妹1993年底来的，她当时从早上7点干到凌晨3点，第二天7点又得干，有时候甚至连续干48小时，中间只有吃泡面时闭一会儿眼睛，其他时间不能休息。要等出了货柜，才能集中放半天假休息，然后又接着干。一个月30天，只有发工资那天放一天假，让你去附近买东西、去邮局汇钱、写信，或者去照相馆照一张照片寄给家里报平安。

我有一个专题就叫“布景上面的中国”。那时深圳还没有什么高楼，但是已经建起了国贸大厦，照相馆的背景布上就画一个“国贸大厦”，上面写着“深圳”，每个人就站在前面照一张，寄回去告诉家人“到过深圳”。这就是那时的打工人对“城市”的一种想象。



招聘会。

新京报：你的照片中经常会有密集的人群。当时为什么想留存下这些画面？

占有兵：“密集”是很长时间里，打工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它既意味着资本的利用效率最高，也意味着个人的生存空间最小。你看这些流水线上的工人，为了让整体生产线的效率最大化，可能每个人只做固定的动作，做到最后哪怕是半打瞌睡的状态下凭肌肉记忆就能完成。这里面对工人的伤害不只是枯燥，比如过去我是一个鞋匠的学徒，跟着学三年，我一定会做一双鞋子，可是现在我如果是鞋厂流水线的工人，也许做了五年十年，我可能还是不会做鞋子，我只会系鞋带，不知道前面和后面的工序。流水线对人的管理，就是要让人知道的越少越好。



一工厂的各生产部门。

新京报：这些画面上的人如此密集，以至于可能眼睛扫一圈都未必能记得某个具体的人的样子。

占有兵：就像穿了无尘服一样。在生产车间里，穿无尘服的人只露出一双眼睛，别说是你，可能他们的父母来了都不一定能认出他们（笑）。但是，这条生产线的那个“拉长”肯定能认出来他，“拉长”天天观察那条生产线上每个工人的眼神。那时的工人和工人之间也彼此不太认识，因为他们上班的时候不能走动和讲话，说话就会分心，分心就会出错；下班的时候还要排队出去。说实话，和现在的“智能机器人”是一样的，只是不用写程序，简单培训就能快速上岗，而且吃饱饭就行。

可是那时候，那个“希望”也是真的存在的。1995年我出来打工，第一家工厂给我的工资是400块，而我姑父在我们县里当时是正科级干部了，他那时才200多块。



走出车间：

普通人如何在那个年代活下来？

新京报：车间之外，回到宿舍以后的生活呢？这些挂着的是宿舍钥匙吗？



宿舍钥匙。

占有兵：对，当时一般一间宿舍住12个人，但通常只有一把钥匙。谁最先回来，就领走钥匙去开门，同时把自己的工卡挂在这“抵押”。为什么不能人手配一把？因为当时的员工经常离职，如果每个人都配一把，宿舍的东西很容易被偷，更不可靠了。

新京报：你当时也负责工厂的安保，这个方法确实降低了偷窃案发的几率吗？

占有兵：当时工厂里分工非常细，高峰时一个厂子就有两万三千多人，比今天的“大厂”还要大。专门有一个“宿舍管理科”，大概十几号人，这是他们反复衡量后的方案。



宿舍。

新京报：你还拍了很多当时宿舍内部的照片。

占有兵：这是当时很多女工的生活。这个布当时最便宜是5元，现在可能8元到10元一个，用两到三块布把床位围起来，它虽然不隔音，但只有钻进里面时才是真正属于她的“个人空间”。在此之前，在车间里，她是“公共的”，在集体宿舍里，她是“公共的”，实际上，可以说一个人几乎一天中大部分的生活都展露在公共视野之下。

我也拍了很多当时的打工人的爱情。展出时有不少人询问，为什么他们都在大马路上搂搂抱抱？这和影视剧中呈现的法国街头的那种罗曼蒂克是不一样的。他们真的很少有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

也不用觉得这有多么劳苦（笑）。这背后有个大的前提是，在1959年之前我们的人口还是可以自由流动的，直到开始实行城乡户籍管理，人就不能动了。这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人“锁死”在土地上了，无论如何耕作，土地就只有这么多，而家里的人口还在持续增加，每个人的口粮就越来越少，不论多么辛苦地耕作既有的土地，都只能最多保持在温饱之上一点点。只有当涌向城市后，我们才有钱回家翻修房子，有更好的生活待遇。实际上，不是我们自己要跑来城市的，是因为当时人人都觉得有机会改变生活的模样。



彩票站。

新京报：印象很深的是，当时不少厂区里有许多彩票站。

占有兵：那时候都是在广场上，叫“公开摸彩”，两元一张。一天的销售额是非常可观的。人在买彩票、盼中奖、开奖落空中重复。当时我拍这张照片时还有个插曲，我是爬上广场舞台边那个铁架台拍的，上去前我还特意询问广场的治安员，他说你可以爬。但当我爬上去后，又来了一个管治安的人，叫我下来，还要扯我脖子上的相机。当时我儿子也在，他只有6岁，吓得都哭了。我还安慰儿子：“别哭，你爸没有做坏事。”

当时的彩票刮开之后，有非常多的“10块”“20块”或是“一台电风扇”之类的小奖，时不时就会有人喊“我中了”，然后搞一个大舞台让你上去，再放一个礼花，全场人都看过来。这实际上也是制造一个假象，让人们觉得“很容易中”。

新京报：除了工作，当时工人们其他时间有哪些娱乐？

占有兵：我所在的工厂当时待遇是很好的，有台球厅、卡拉OK厅、投影厅，都是在厂区内部的。就像现在的大厂给员工盖健身房一样。



饭菜。

新京报：你还拍了很多具体的饭菜的照片。

占有兵：对，这些都是我们家的。当时每天回家，我老婆做午饭，菜都是我妈买的，我就会问一下菜价，然后有意识地用卡片机，每天拍一张。这就是我们家日常的生活，比如你看这道藕，一看还是湖北的做法，广东很少这么做藕。

为什么要拍这些？我总觉得，这么大的华夏历史，人们能记住的大多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但普通人如何吃饭？如何穿衣？如何在这个时代活下来？这些是没有什么可考究的东西的，而我们又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有很多便利的可以记录的工具，为什么不把它们保留下来？



补习班。

新京报：这些也很有意思。这是厂里面组织的“补习班”吗？

占有兵：不是，这是她们自己报的班，自己掏钱上夜校、周末班。当时有的教室的后墙上就直接挂着横幅，写着“告别流水线”。为什么那时的工人们有这么大的热情？是因为当你学好英语后，工厂很多国外订单就可以处理，老板就会提拔你，薪酬都会连带提升。那个上升的机制是非常明确的，只要这么做了，立马就会看到回报。它不像今天，可能你有“一身武艺”，但没地方施展。又或者现在的工厂对人的要求越来越多，但去了发现，干得又好像只是个螺丝钉的事儿。



打工人的“断代”：

失去基准的处境与不可触摸的人

新京报：你的拍摄其实横跨了几代打工人。你觉得相对更年轻一批的这些打工人，和你们当年出来时整体上有什么不一样？

占有兵：我们先聊聊，你觉得为什么90后和00后这批打工人出来后好像没那么愿意上流水线了？在我拍摄这些照片的过程中，能够明显感觉到更年轻的这些打工人面临着一种“失去基准”的处境。我们小时候，从小到大，爸爸妈妈和邻居同学都是固定的；而今天，父母可能一会儿在东莞打工，一会儿又换到新的地方，这代打工人的子女也跟着转学，周围可能没有一个朋友是从小联系到大的“比较对象”。再加上现在的人一打开手机就能接入短视频，上面每个人的生活千姿百态，但又好像没有一个人和自己有深刻的联结。

更多打工人的子女，他们从小都在一个父母缺位的环境中长大，那些本该由父母提供的“言传身教”都没有，隔代祖辈又经常是“要什么给什么”，没有什么克制，后来他们进入社会，一旦绑定了信用贷款，能够马上来钱，他们是没有什么概念的。我正计划做这样一个相关的“破产展览”，为什么一个人工资几千块，却能负债百万？这背后的数据是很恐怖的。

新京报：你在书中也询问了不同年龄段的一些打工人，问他们“人为什么活着”。在你接触到的上一代打工人中，几乎没有太多迷茫的感觉是吗？

占有兵：是的。那时候可能你和我都在一家工厂打工，月工资都是600块，这个月你借给我，我先集中寄回家，下个月再换我还给你，留给你寄。每个人很清楚寄回家多少钱，我们也很清楚哪家足够盖房子的、哪家买了电视……而今天，这些都是彼此不说的。一个人你看他表面上穿了很多名牌，但可能背后是连名牌都是信用卡刷来的。人与人都是不可触摸的。

新京报：聊了很多照片的背后，还没听你提过最初是怎么开始拍这些打工生活的？

占有兵：1995年，我从武警四川总队退伍后就开始到广东打工。那时我的老婆、孩子，还有丈母娘都在老家，每年回去，他们总会问起我在广东的生活。尤其是我的丈母娘，她一直想来广东看看，但很遗憾直到去世都没有来过。我很想跟他们讲清楚这里的生活，但无论用什么语言，都无法让他们感受到。于是我就想下次再回来时直接拍些照片，这比所有的语言都要直观些。

当时的工作也特别不安定。我最短的一份工作做了三个月，最长的（工作）也才做了一年。生活中有一种剧烈的不安全感，而人总是需要某个能够安定自己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是什么？不知道。那段时间我也一直在尝试和摸索，也试过用文字记录，但也没有坚持下来。我记得那阵子我也喜欢看报纸，但印象中当时几乎所有关于我们这个群体的报道都有些负面，比如“富士康员工跳楼”“智利玩具厂大火”，而实际上我们出来打工时，24岁就已经算年纪大了，在这些新闻报道之外，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很具体的。我就想用照片记录下这些。

新京报：如今你已经离开工厂，成了一名摄影记者。以“摄影记者”这样的身份再去到一线工厂去拍摄，和当年打工时的拍摄有没有什么不同？

占有兵：我一直是把每次去工厂的机会当作最后一次拍摄机会。有可能某天这家工厂倒闭了，有可能工厂老板起初愿意、后来又不同意你拍了，这些都很正常。

以前有人建议过我，为什么不找几个工人追踪一下，持续地拍摄？这会产生很大的成本，我又付不起这么多钱。我现在所用的是最笨的方法，只在长安镇这一个地方拍摄，持久地拍摄。一条路走过一千次后，你看到的东西一定不一样。

这么多年拍下来，我时常在想，从20世纪90年代到今天，有接近三亿人出来打工，人人都在说“中国制造”的东西已经触达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可是为什么这背后的三亿人如何工作的、如何生活的？我一张一张拍，至少可以让更多人在买到这些东西时，会有某一瞬间想起生产这些东西的人是什么样的，这才真正能让具体的人和这个大的时间段有一个完整的互动。只有我们的处境被越来越多人看见的时候，改变才会有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