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马驹桥附近的一个劳务市场找日结工作的工人，摄于今年7月某日凌晨4点左右。每天聚集在这里寻找赚钱机会的人来自全国各地。
凌晨4点，这个十字路口很安静，但并非万籁俱静。通宵营业的早餐摊点着日光灯。人们——以男性为主——三三两两地闲站在人行道上，默默地啃着馒头。所有人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
大约4点30分时，第一缕曙光出现，众人所等待的缘由也变得清晰起来。
包工头们骑着电动车来到这里，没下车就开始大声报出日结工资——170元！180元！早起者将包工头们团团围住，听听有什么活：在建筑工地浇筑混凝土、包装瓶装饮料或打扫建筑物。越来越多的务工男女从附近廉价的宿舍涌向这里。到太阳完全升起来时，位于北京南郊马驹桥的这个十字路口已挤满了数百人。
到凌晨5点，马驹桥十字路口附近已聚集了数百人。
这里是北京最大的日结工市场，每天凌晨，全国各地的人们聚集在这里，争取一天辛苦工作的机会。运气好的坐上面包车前往打工场所，有些人自带安全帽或拖把。运气不好的继续等待下一个包工头，或者回家。到早上8点时，人群已经散去——至少在那天，打工者的命运已定。
几十年来，随着务工人员从农村涌向城市，推动中国崛起，类似场景在中国各地不断展现。日结工市场是新来者找到立足点、开始为过上更好的生活努力的地方。北京一个有名的说法是：“落难必闯马驹桥。”
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放缓。“落难”者似乎已经多到超过了马驹桥的应对能力。
房地产市场难以为继，所以建筑工地的岗位和工资都在减少。工厂想要更年轻、有更多专业技能的工人。这意味着许多年龄较大的打工者受到冷落。
一些工人随身带着他们要用的工具。
经济萧条不仅表现在工作岗位减少上，也表现在日结工市场日渐冷清，打工者临时居所的条件更差。电线杆上贴的合租房广告每晚租金最低25元。尽管如此，在手机维修店、饺子摊等店面的褪色招牌下，有些人露宿街头。
日结工市场里不时迸发出打工者与包工头谈判的声音，其中夹杂着无奈的低声抱怨。
“当不当演员？”一个骑着电动车的男子喊道。他在找年龄在16岁到50岁之间的女性去片场当临时演员。
一群人将他围住，大声询问给多少钱（100元），工作多长时间（两到三个小时），以及她们是否需要自己找办法去大约一个小时车程外的片场（是的）。大多数女性没接这个活儿，她们嘴里嘟囔着不划算。包工头耸耸肩，推着电动车走向人群中的另一个地点。
走开的女性当中有一位叫王丽媛（音）。她扎着马尾辫，说话时声音充满活力，浑身散发着青春气息。但问题是，她已经43岁了，至少在包工头眼里已不再年轻。
“40就开始退休了，”她摇着头说。
王女士自2022年被一家制药厂辞退后，便开始来到这个劳务市场寻找工作。她原本在药厂做药片，她说自己因年龄原因被解雇。这也是她难以找到新工作的原因。由于常年站立工作，如果站时间长了，她的脚会疼。她初中肄业，而更年轻的竞争对手们都有高中学历。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难以为继，所以建筑工地的岗位和工资都在减少。一些打工者露宿街头。
就连建筑工地也变得挑剔起来：“还得选人跟选妃似的，你干得好不好，你知道吗？干得麻溜不麻溜啥的？”来自东北省份黑龙江的王女士说。
尽管几乎每天都去马驹桥劳务市场碰运气，但王丽媛说她每周一般只有四天或五天能找到工作。最好的日子她能挣180元；一年前的劳务费不仅更高，还管饭。她已经不再缴纳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因为她担心，等她有资格领取时，政府的养老保险基金和医保基金将会耗尽。她也减少了给儿子的零花钱，儿子今年13岁，和外祖父母一起住在黑龙江。
“本来要给孩子过好一点的生活，”王女士说。“现在完了。”
尽管如此，王女士有自己的择业标准。当一个男子走过来说有一份卸货邮车的工作，工作12个小时，劳务费160元时，她摆手拒绝。
“我知道邮政，”她说。（她也在建筑工地干过，当过清洁工和水疗中心的服务员。）“让你干啥你就干啥，你吃饭也就半小时，不能坐着。”
实际上，尽管所有来马驹桥的人都抱怨工作难找，但许多工人说，他们也不会什么活都接——这反映出，随着中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人的期望值也在提高。
在十字路口向打零工者兜售廉价防护装备的人。
霍淑霞（音）来马驹桥劳务市场已经四年了，她说，与自己以前在书库的固定职位相比，她更喜欢打零工。没错，打零工不稳定：她估计自己一个月只有半个月能找到工作。她每月的房租是600元，每天的伙食费预算是18元。她随身带着一个装着塑料碗和筷子的包，准备带去当天干活的印刷厂。
但打零工胜在有更多的自由。她想休息时就不去打工。如果需要回山东探亲，她能说走就走。也不用担心老板随意克扣工资或跑路。
她说，她干以前的工作时，“让你几天、哪天休，你才能哪天休。”
倒不是说她有多少选择。反正稳定的工作也很少。
缺少选择不利的一面是，无良中介可能会趁机剥削那些处境艰难的工人，比如提取劳务费的大头，或让工人去干没有保障的工作。这个问题如此普遍，以至于官员们已试图对日结工市场加强管理。
早起者将包工头们团团围住，听他们说需要什么零工。
就在霍女士说话的时候，一名身穿印有“市场监督”字样的黄马甲的男子出现了。他把工人们从街上赶走，叫他们去几千米外一个停车场上新建的政府运营的劳务市场，那里有卫生间，还有免费早餐。
但许多工人说，他们更喜欢这个十字路口的熟悉环境，而不是新建的劳务市场，那里在那天早上基本上空无一人。
官员们还有另一个原因要整顿马驹桥劳务市场：它让政府不大承认的经济困境暴露无遗。
那名市场监管工作人员对记者说，政府禁止媒体在路口采访。“有些负面的不允许看到，”他说。
如果说马驹桥劳务市场有看似自在的人，那就是包工头了。早上7点刚过，顾金山（音）正站在人行道上吃一个早餐卷。他身边站着20几名他雇来的女子，她们的工作是包装水果，劳务费每小时16元。顾先生说，等再找到两个，大家就出发。
与那些已经在那里待了几个小时的工人不同，顾先生说，他是大约20分钟前到的。
“好招我觉得，好招，”他说，“现在活少人多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