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新闻，火的快，过去的也快，上周的热点，这周已经没几个人记得。
瓜田里生机勃勃，但同一个瓜秧下，吃瓜群众聚的快散的也快。但来去聚散之间，真相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
就拿武汉大学图书馆的事，到现在还在网上吵。
尽管这事因为法院判决之后再度引爆，但网上还是质疑重重，对立双方人马仍各执一词。
我在想这要是在以前，会不会有电视台把双方当事人请过来，做一期节目，双方坐一起把事说清楚，再请几个专家，几十个观众一起理性的说道说道。
但是，这在现在已经很难办到，或许已经绝无可能。
我看了很多评论，都是带着自己的情绪，锚定自己的观点。但你对这件事的评论，真的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上吗？
我越来越发现，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公众对事实的冷漠，而是——我们已经很难接触到真正切实的信息。
传统媒体衰落之后，核实这个信息本身的那道“关口”，已经悄无声息地被撤掉了。
高质量的新闻，从来都是很贵的。
它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在过去，传统媒体有一套完整且严格的采编流程——
① 派记者到现场采访
这意味着要报差旅费、住宿费。大一些的新闻，需要甚派几个人，去每个人不同角度进入事件核心。
② 联系相关各方当事人
记者要反复打电话、登门拜访，甚至在门口蹲守，只为让当事人开口。
③ 信息汇总与选题讨论
采访结束后，记者要把资料带回编辑部，和主编、副主编讨论切入点和写作方向。
④ 执笔与多轮修改
由一名记者汇总各方信息执笔成稿，再由编辑修改、领导审阅、法务把关。
⑤ 严苛的校对
一些严谨的报社，十万字最多只能出现三个错别字，校对至少三遍。
这样一套流程下来，一篇几千字的新闻才能成稿发布。
那时的报道不仅信息扎实，还经常以极强的公共责任感推动社会进步。比如一些载入史册的新闻报道，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
● 孙志刚案（2003年）
《南方都市报》揭露外地务工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收容致死的事件。报道引发全国震动，最终促成收容遣送制度废止——新闻直接推动法律变革。
●三鹿奶粉事件（2008年）
《东方早报》——首次点名曝光三鹿品牌，揭露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的内幕。新华社跟进披露信息。蒙牛、伊利、光明三家巨头负责人首次共同在央视《对话》节目中公开道歉，承认行业系统性失责。报道过程承受巨大压力，但最终推动食品安全大整顿。
●汶川地震现场报道（2008年）
地震发生后，《南方周末》《新京报》《东方早报》等派出大批记者奔赴灾区，第一时间传回一手照片与文字，既有泪水，也有反思。
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点：记者必须亲临现场，听到不同立场的声音，把事实核实到极致，再公正呈现。
为什么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少？
原因很现实——高质量新闻的成本，没人愿意出了。
在注意力稀缺、流量至上的今天，如果我花二十天跑一个选题，等稿子精雕细琢发出来，这个事件的热度可能早就过去了。
平台的算法会用冷冰冰的点击量告诉我：不值得。
更残酷的是，即使内容质量很高，很有可能未必能发得出来。
而且一旦说了一点点不太正面的东西，还会有一堆人骂我，把我开盒，这都有可能。
相比之下，我不如在家里随便炮制一些东西，不用跑现场，不用核实，只要符合大众心理需求，就已经火了。
今天的新闻生态，更多是平台算法在主导。
一则内容是否能被广泛看到，不取决于它的公共价值，而是取决于它能否制造情绪波动——愤怒、恐惧、嘲笑、震惊……
这些情绪让人停留更久、转发更多，平台获得更多广告收益，新闻价值反而被边缘化。
于是，“新闻”变成“内容”，记者变成“内容生产者”。
在这个人人自媒体的时代，真正的记者已经从我们视线消失了许久。
当然这不是记者们的问题，也是我们要反思自己的问题。
张雪峰不建议去报考新闻专业，不无道理，时代变了。
我们从“以事实为基础”，退回到“以情绪为导向”。
过去，你看到的报道是多方核实、结构严谨的长文；现在，你刷到的是30秒视频加几行夸张字幕，背后可能只是未经证实的微信群截图。
更糟的是，用户的媒介素养在被削弱——习惯快速接受情绪化“观点”，却不再耐心看事实。
现在的任何新媒体账号，都已经不具备背书功能，我们也没必要对它们有滤镜。不管它背后有多大的一个机构，它只要是新媒体的，它就一定要考核流量，而且还有人可以下单推流。
一些传统媒体的线上账号，每天也是炮制一些垃圾给我们看，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事情在哪个电视台或者报社的账号里出现就说明这个事是真的了。
从前，一旦报道出来，政府会调查，社会会讨论，事实会推动改变。
而今天，这种信任感几乎已经消失。
想让新闻质量回到一二十年前的水平，已经不可能了。
不是没有优秀的记者和编辑，而是缺乏支撑他们长期投入的土壤。
资本不愿花钱，平台不愿等时间，受众也不愿花精力看长文。
新闻的价值，本该在于它接近真相的能力。
但在这个时代，真相的获取成本太高，流量的诱惑又太大，于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在碎片化的情绪中，错过本该看见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