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8月13日刊登专栏作家杰梅尔·布伊的评论文章《特朗普为何总想制造一场危机？》，文中谈到特朗普已经在首都、边境、国家经济等多个地区和领域宣布“紧急状态”，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紧急状态，美国并没有面临外部危机。但出于个人性格和政治野心的考量，特朗普需要危机来治理国家，或者说，来统治国家。如果现实情况不允许，他就会自己创造一个。
特朗普并未将紧急权力视为需要谨慎使用的危险工具，而是当作玩具——一种让他实现权力、支配和专制控制幻想的手段。
以下为凤凰网“天下事”编译（文章有删节）：
特朗普如何为他部署国民警卫队到华盛顿，控制当地警察部队的“公共安全紧急状态”辩护？
他说那里有犯罪——“流血、混乱、肮脏，甚至更糟。”
“我们的首都已经被暴力团伙、嗜血罪犯、四处游荡的狂野青年、吸毒成瘾的疯子和无家可归者占领。”特朗普在对华盛顿特区的猛烈抨击中说道。解决方案是什么？军事力量。“我们将迅速控制它，就像我们在南部边境做的那样。”特朗普形容华盛顿比“地球上最糟糕的地方”还要暴力和危险。
这些都不是真的。美国司法部在一月份宣布，根据大都会警察局的数据，首都的犯罪率是“30 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大都会警察局称，今年迄今为止的暴力犯罪总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6%。在白宫周边，总统特意驻扎了国民警卫队，而这些地区并没有犯罪或骚乱（除非把“1月6日国会骚乱”事件算上，特朗普在第二任期赦免了这群暴徒）。尽管发生了几起备受瞩目的事件，包括“政府效率部”一名年轻成员被袭击，但没有证据支持特朗普地狱般的描述。
他的说法与其说是理由，不如说是借口。特朗普只是被“镇压”的画面迷住了，尤其是对那些他认为的异类。回想一下，在2020年夏天的抗议活动中，他想动用《叛乱法》，还问过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士兵是否可以“朝抗议者的腿或其他部位开枪”。此外最重要的是，无论他是否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都想表现出掌控全局的样子。
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讨论华盛顿犯罪问题。
总统在首都的行动——这是历史上首次有总统援引1973年《哥伦比亚特区自治法》接管特区警力——不过是他为攫取对美国民众的单方面统治权而炮制的又一起“紧急状态”。
今年1月，特朗普以美国“被入侵”为由，宣布边境进入紧急状态，并以此为借口动用联邦军队执行移民执法任务。3月，他援引1798年《外国人敌对行为法》，声称委内瑞拉帮派“阿拉瓜火车”（Tren de Aragua）正在“对美国领土进行非常规战争”，而这种“战争”的定义既违背了法律先例，也违背了其字面含义。特朗普利用此次紧急状态，向移民当局施压，将所有被视为“帮派成员”的人遣送至萨尔瓦多残酷的“恐怖主义监禁中心”（CECOT）监狱。
今年4月，他宣布了此前并不存在的国家经济紧急状态，援引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来“应对巨大且持续的贸易逆差造成的国家紧急状态”。特朗普借此宣称拥有自行决定征收广泛关税的权力，并由此与世界大部分国家发动了贸易战。
此外，特朗普还援引紧急权力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惩罚巴西起诉其前总统博索纳罗；并威胁对加拿大征收进口关税。
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紧急情况。美国过去和现在都没有面临外部危机。但出于个人性格和政治野心的考量，特朗普需要危机来治理国家，更确切地说，来统治国家。如果现实情况不允许他例外，他就会自己创造一个。
政治学家克林顿·罗西特在1948年出版的《宪政独裁：现代民主国家的危机政府》一书中指出，尽管宪法缺乏对紧急治理的正式规定，但在整个国家历史上，国会一直永久赋予总统“在战争或其他国家紧急状态时行使的巨大自由裁量权，通常由总统本人决定和宣布”。
这种紧急状态权力的积累在二战后一直持续到现在，权力稳步集中在总统手中。甚至像加里·威尔斯在《炸弹力量：现代总统与国家安全》一书中所说，可以认为原子武器的出现和随后的冷战，产生了一种“永久性紧急状态”，这种紧急状态“使异常成为常态，使宪法被削弱成为既定秩序”。
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与那些无视法律、否认宪法保护、以国家安全为幌子滥用总统权力的前任们相比，只是程度上的不同（是极端的），而不是性质上的不同。
在使用紧急或危机权力方面，纵观20世纪，限制力量在于总统对宪法体系本身的承诺。亚伯拉罕·林肯为总统职位广泛扩张新权力，他辩称这些是拯救联邦、维护美国自由所需的“必要之恶”。
面对叛乱，他在1862年写信给国会，“我必须做出选择，是仅使用国会提供的现有手段、机构和程序，让政府立即崩溃，还是利用宪法赋予的在叛乱情况下的更广泛权力，努力为当代和子孙后代挽救政府及其所有福祉。”
亚伯拉罕·林肯雕像，保存于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的林肯纪念堂。
在一个号称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我们却在赌人的裁量权来控制危机权力的使用。特朗普让我们赌了一手烂牌。这位总统并未将紧急权力视为需要谨慎使用的危险工具，而是肆无忌惮地将其当作玩具——一种让他实现权力、支配和专制控制幻想的手段。
除了心理冲动之外，特朗普假装拥护紧急权力和危机政府还有一个实际原因：他别无选择。
抛开他自诩的谈判能力，你会发现这位总统在平等的谈判中难以站稳脚跟，而且过于唯我，无法说服怀疑者接受他的观点。即使是他（被下属和仰慕者）大肆吹捧的贸易协议，还有同高校达成的协议，与其说是交换，不如说是一种勒索，他利用痛苦、惩罚和法律诉讼等威胁来强制达成和解。
每位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主人都对总统的巨大权力心生渴望。一位既缺乏意愿，又无能力履行普通民主政治职责（即审议、谈判和妥协）的总统，必然会滥用这些权力。对于一位更渴望顺从和报复而非秩序的总统来说，情况更是如此。
美国开国先贤们始终被权力的悖论所困扰。马里兰州著名律师丹尼尔·杜兰尼（Daniel Dulany）在1765年指出：“人类普遍如此迷恋权力，以至于他们往往被诱惑超越正义的界限去行使权力，而非出于纯粹的克制美德来主动设限。”权力是人类事务中必要的组成部分，但必须加以驯服，以免它践踏自由本身。
英国宪法并非一份书面文件，而是用约翰·亚当斯的话来说，是“一个框架、一个方案、一个系统、一种权力的结合，以实现某个目标，即整个社会的利益”，被认为是完美平衡的，可以限制权力，捍卫自由。
它通过赋予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王室、贵族和平民——在维护公共福祉方面各自扮演的角色来实现这一点。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解释说：“只要每个组成部分都保持在各自的范围内，并警惕地阻止其他部分超越界限的一切行为，就会形成一种稳定的力量平衡，每一方都能保护自身权利免受其他方的侵犯，从而为维护所有人的权利做出贡献。”
或者，正如颇具影响力的马萨诸塞州律师詹姆斯·奥蒂斯 (James Otis)在1762年所写的那样，“当制衡得以保留时，这也许是目前人类本性所能达到的最完美的政府形式。”
殖民者面临的问题是，英国王室这一权力主体超越了其正当范围，攫取了它无权拥有的权威。此举威胁了人民的权利与自由。美国经验的讽刺之处在于，为了限制权力，美国人建立了一个比之前更为强大的政府。
如果特朗普能理解这种讽刺，也就是说，能有所克制，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比现在平静得多。不幸的是，他看待权力的方式恰恰是18世纪的美国人所恐惧的：将权力视为积累更多权力的借口。
他滥用合法权力，公然违法，试图建立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东西——一个践踏美国自由的紧急政府。他每一次行使这种巧取豪夺的权力，他都渴望更多，这印证了乔纳森·梅休在《印花税法案》危机前一年所做的观察：“权力如贪欲，因满足而增长。”
特朗普最著名的特质是，对他来说，任何东西都永远不够。他从未满足于拥有的房地产、财富，或是获得的赞美、奉承和崇拜。早在他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时，我们就该意识到——他对权力的饥渴同样永无止境。现在依然如此。而这种饥渴将对美国的自治意味着什么，唯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我预感，当特朗普不可避免地试图将其个人统治扩展到整个国家时，我们将重新发现开国先贤智慧的当代价值。或许，我们终将践行这些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