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平台上，对许多“小事”的抱怨并不少见：可能是买到以次充好的商品，一张退不掉的票，也可能是无孔不入的骚扰信息。像一颗滑入鞋内的小沙粒，一直隐隐不适。或许因为维权往往需要投入时间、精力和经济成本，很多人选择不去计较或者“算了”。
但也总有人不愿意低头。2025年2月，河北的曹先生因收到多条剧院营销短信，几经波折无法退订，将山西大剧院等公司告上了法庭。5月26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判令山西保利大剧院和三家发送营销信息的企业停止侵扰并书面道歉。
当一个普通人决定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发声，和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死磕到底，不只是要跨过程序的门槛，还要挑战沉默的惯性。
短信又来了。
“本年度必看话剧”“首轮售罄，二轮开售”“早鸟限时五折”，又是陌生号码发来的开票信息。每条都相同的是，以【山西大剧院】作为开头，再以“拒收请回复R”结尾。
这些短信不是密集“轰炸”，而是以平均两个月一次的频率出现在曹越的手机上。像夏夜里不知藏身何处的蚊子，隔三差五在耳边盘旋，让他感觉到一阵无名火。
32岁的河北人曹越，是一名自由职业者。两年前的夏天，他和朋友一起去太原看演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观演夜。演出结束三个月之后，2023年10月25日，当第一条宣传芭蕾舞剧的短信出现时，曹越没当回事。直到四天后，他再次收到了推荐话剧的短信，同样显示与山西大剧院有关。
“一个石家庄人，不可能老是跑到太原专门去看演出吧？”曹越说，按照退订提示，他回复了“R”，以为麻烦能解决。但新的宣传短信仍然在一个月之后冒了出来。他拉黑了发短信的号码，但还是有新的“1068”开头的号码继续发来类似的推销内容。
●曹越收到的山西大剧院的宣传短信。讲述者供图
“老是收到骚扰短信，都不知道我们的信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他不想被动下去，开始了自己的反击：打12315反映情况，并且报警，但都没有结果。他说，12315反馈和山西大剧院沟通的结果是，对方矢口否认，“短信不是我们发的，和我们没关系。”
曹越不愿就这样让步。通过工信部政务平台，他查询到了这些陌生号码背后的企业。他决定，把山西大剧院和这几家第三方公司告上法庭。
在起诉前，曹越搜索了相关的新闻，找到了两三个类似的短信骚扰案，一般以起诉后和解而告终。根据上海市消保委2025年调查数据显示，76%的消费者表示经常收到以“106”开头的垃圾短信。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的公开数据则显示，2023年一季度垃圾短信投诉量5万件，二季度垃圾短信投诉量9万件。
2025年5月26日，曹越等来了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山西保利大剧院和3家发送营销信息的企业须停止向曹越发送广告宣传短信，并进行书面道歉。目前判决已生效，案件进入到执行阶段。
这起案件在媒体报道后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曹越说，“咱们自己的权益，如果自己不愿意花费时间、精力去保护的话，怎么能指望别人替我们去保护呢？”
●图源东方IC
曹越不是第一个和垃圾短信宣战的人，却是少数能坚持到最后的。这些内容粗糙、重复的营销短信背后，可能存在一个更庞大密集的网。
广东的吴杰为追查两条营销短信投诉了七次。今年1月21号，他收到一条以“家校通”开头的短信，主要内容是高三集训提分的广告，承诺“3个月总分提到540+”；二十天后，他再次收到这个“1068”号码类似的短信。
去年9月，吴杰就通过12345投诉过一条推销短信，当时工作人员说帮他解决了，他的信息从数据库删除。这之后他没再收到那个号码的短信。
今年收到第一条短信后，吴杰就通过工信部查询到号码的归属公司，发现这是一家福建的公司。这次，他向当地的12345接连投诉3次无果后，又尝试向省信访局反映问题，得到了回应，被告知这个号码其实是另外一家山东的公司在使用，福建的这家公司只提供短信服务。“类似于网吧，出钱就可以租一台电脑用。”吴杰说。
他顺着这家山东公司的名字继续追查下去，再次给其属地的12345电话投诉。但工作人员告诉他，公司的电话无人接听。
折腾了几个月没有结果，吴杰已有些愤怒。他在网上查询后发现，企业每年都需要在6月30日前完成工商年报，否则可能会产生处罚。他把这家公司举报到当地的市监局，这家公司的状态被登记为“异常经营”，解除异常状态需要到线下办理，到时候不怕联系不上他们。
临近6月30日，他发现这家公司准备申请注销，担心自己的信息会被转卖给别的公司，他继续向市监局举报，希望能通过企业清算组的电话联系到他们。后来，市监局辗转通过大楼物业，找到公司财务。财务告诉他们，这是一家空壳公司，没有实际运营过。
●吴杰收到的“提分”宣传短信。讲述者供图
维权的路似乎又走到了死胡同。吴杰督促山东的市监局给福建的市监局发函，协助解决这个问题。就在这时，第三家公司又浮出水面——福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告诉他，号码的实际使用者是一家东莞的公司。
从福建到山东再到广东，他没有想到两条短信会牵涉这么多家公司。现在，吴杰正在等待福建某市市监局的答复函。他想知道，再往前溯源，是不是还有其他公司掌握着他的信息？
对于和骚扰短信较真到底这件事，吴杰周围朋友的反应都是，“你好牛x，但没必要。”但他希望能增加这些公司违规的成本，并且推动当地的部门监督骚扰短信这件“小事”。
事实上，选择司法途径的曹越第一次网上立案也没有成功，法院驳回的原因是：未造成社会评价降低。十天之后，曹越再次提交案件材料。这次他在诉状里列明了涉及的所有法条，包括《民法典》第1032、1033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条、第10条和《广告法》第43条，只为说明白一件事：商家未经消费者授权，不能直接发送广告营销信息，此举涉嫌侵害隐私权。
法院再次驳回，理由是购票的时候提供过手机号，所以不涉及隐私权。曹越认为这和法条不符。他反馈到上一级的中级人民法院，对方的回复是：我们再研究研究。但之后没有人主动联系他。
两个月后，曹越决定线下去立案。他告诉法院工作人员，如果还不立案，需要出示不予立案通知书，他将提起行政诉讼。
这一次，终于立案成功了。
这不是曹越第一次采取行动维护自己的权益。在朋友眼中，曹越算是一个“较真”的人，遇见不公道的事情总要多说两句，吃碗面发现套餐比单买价格还高，也会忍不住提醒商家“整改一下”。
曹越第一次拿起法律武器是两年前，他在天猫国际自营店购入了一款猫粮。他养了四只猫，家中“长猫”已经年近10岁，每次买猫粮之后，他都会仔细查看成分。但这次他发现，一款常买的猫粮配方和商品页面的信息不符，新配方里鱼肉变成了鱼粉，还添加了防腐剂。
客服的解释是因为包装升级。曹越没有被说服，在要求赔偿无果后，他起诉了浙江天猫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天猫配合法院联系他，达成了和解。后来，他再去看猫粮的商品页面，没再出现用旧信息卖其他型号产品的情况。
这次维权之后，他开始主动学习法律知识。渐渐地，一些生活里微小的刺被他挑了出来：部分美团的优惠券，买了之后必须要更新APP版本才能使用；在京东上购买商品后，商家更改低价；B站上有人反复盗用自己的摄影作品，交涉后反而自己被封号……他不怕坐在原告席上，虽然也时有败诉。
身边也有人劝他“为这么点小事不值当”。但他觉得，自己是独身主义，有很多灵活的时间可供支配，也乐于学习法律知识解决遇到的问题，“如果都觉得不值当，那法律不就白制定了？”
事实上，很多小事涉及的权利，都是在争取之下一点点改变。在以高校法学生为主体的“小城杯”公益之星创意诉讼大赛曾经出过不少这样的例子。苹果公司iPhone12不配充电器案、上海迪士尼禁止自带食物案、快递私自代签案、会员无法跳广告案……学生们针对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问题发起诉讼，寻求规则的改变。
上海小城律师事务所的唐浩哲已经连续担任5届“小城杯”的指导律师。在他看来，这种“蚂蚁撞大象”的行为，“难能可贵”，个体的诉讼也有可能推进公共利益的保护。
●山西大剧院的道歉函。讲述者供图
公共意识不是只靠个人的觉醒，还需要制度的回应。北京互联网法院在2024年发布了8起涉个人信息及数据典型案例。其中包括流行语词典的个人信息收集案、线上小程序获取消费者线下交易信息案、免费电子邮件清空案等等。这些案例明确了一些新型问题的界限与判例，也是司法对隐性权利侵害的回应。
维权可以是一个持续推动责任落实、促成改变的过程。为了了解起诉所需要的法律知识，曹越还专门买了一本民法典。对他而言，行动本身，就是一个让抽象的权利变得具体的过程。
那些在手机上频繁出现的、以“1068”开头的号码，其实是短消息服务公司向通信管理局申请的电信网码号。曹越在确认广告短信侵权主体的过程中，才开始剥丝抽茧地了解到号码背后的一套规则。根据工信部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以及《106号段短消息类服务接入代码承诺书》相关内容，短信息服务提供者未经电信管理机构批准，不得转让或出租码号；未经用户同意，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短信息。
但被告中利用电信网码号代发广告的三家公司，目前只有一家给曹越发来了道歉信和整改措施，其他人仍在保持沉默。他打算继续追责。
“广告短信不可能只发送给我一个人”，曹越说，“不能让泄露个人信息这种违法犯罪的行为这么简单就过去了”。对他来说，较真的意义在于，这件事可以成为一个示范的典型，让不规范经营的企业意识到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
曹越也听到过质疑的声音，但他没有后悔过，“如果我们都不愿意为小事的改变付出努力，那不合理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