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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曾担任财政部长 我们知道这项法案很危险”

文章来源: 加美财经 于 2025-07-03 12:06:17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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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时:我们都曾担任过美国的财政部长,我们知道特朗普的大美丽法案很危险


本文刊发于纽约时报观点版,作者罗伯特·鲁宾是Centerview Partners的高级顾问,曾在1995年至1999年担任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是哈佛大学教授和专栏评论作者,接替鲁宾担任财政部长。

“我们都曾担任财政部长 我们知道这项法案很危险”

特朗普在竞选时曾承诺,他的政策不会增加债务。上任前,他誓言要“恢复我们国家的财政理性”。但他的“大美丽法案”却恰恰相反。

我们曾在一位同样做出过这种誓言、并且认真践行的总统手下任职。

我们是比尔·克林顿经济团队的成员,当时联邦预算实现了平衡,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唯一一次。

在几乎所有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做法都与上世纪90年代成功之处相反,并对美国经济构成巨大风险。

这两个时期之间有重要的相似之处,都是在面临严重财政问题和被新技术快速改变的经济形势下上任的:当时是互联网,如今是人工智能。

在那个年代,我们采取了“抱最好的希望、做最保守的打算”的策略。我们把缩减赤字的政策和刺激投资的政策结合起来,带动了一个良性经济循环:增长、赤字减少、利率下降,从而促进更多投资和增长。

财政负责有助于抑制通胀,因为伴随着对联邦储备委员会独立性的尊重,以及对强势美元重要性的认可。

这一届政府的做法可能会让这个循环逆转。他们削弱联邦储备委员会、征收关税,还通过了一个比“大美丽”更“预算破坏型”的税收和政策法案。

美国财政状况令人担忧的理由很多。国家债务规模已经和整个经济产出相当,如果这个立法方案通过,到2035年可能增至国内生产总值的135%以上,年预算赤字可能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

相比之下,克林顿时期我们担心的是到2000年债务水平会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5%,现在对赤字问题的漠视要严重得多。

不可持续的财政轨迹,会有真实的后果:更高的利率和资本成本,企业信心受挫,私人投资被挤出。

随着巨额国债变得难以被市场消化,这还可能引发金融动荡。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波动的世界里,这会降低我们应对经济或地缘政治威胁的灵活性。

再加上对联邦储备委员会独立性的攻击和关税措施,还会推高通胀风险。

面对问题较轻的局面时,克林顿在预算制定中表现出严谨、透明和注重事实与分析的态度。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的特点是混乱和缺乏纪律。

那个所谓的“政府效率部”声称每年要节省2万亿美元,结果只声称找到了1900亿美元,实际节省几乎肯定更少。

实际上,“政府效率部”对国税局的削减会抵消所有节省,甚至让政府收入状况变得更糟:未来十年将有数千亿美元本该收取的税款无法入账。

目前在国会审议的法案中包含的大规模削减,反映出与“政府效率部”类似的“砍光烧尽”式做法。法案会从医疗补助和儿童健康保险项目中削减超过1万亿美元,但特朗普政府却声称没有一个美国人会失去医保。

实际上,将有超过1100万人失去保险,学术研究表明,这可能在未来十年导致至少10万起本可避免的死亡。

其他削减措施会在美国家庭电费上涨之际限制太阳能生产,还会损害本可扩大创新能力的教育投资。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我们依赖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这个无党派机构的评估,来判断我们提案的可能财政影响,即使不喜欢它的结论。

这个办公室估算,这项支出法案连同新增借款成本,在未来10年内可能使债务增加近4万亿美元。如果法案里各种临时条款最终永久实施,债务增加将超过5万亿美元。

特朗普总统团队的回应不是调整政策,而是攻击评估人员,并使用会计手段来做假账,比如把任何设定到期的政策都当作会被延长来处理。

对这些预算操作,更合适的称呼是“幻想思维”。

克林顿时代财政方法的关键部分,是把支出削减和收入增加结合起来。

那时和现在一样,光靠削减开支根本无法实现足够的赤字缩减,除非砍掉社会保障这样的基本项目。现在对财政收入的需求比克林顿时期要大得多,那时还有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红利。

如今我们起步时债务就更多,而且鉴于地缘政治现实,我们很可能还需要增加军事开支。

政府当然可以、也应该变得更高效,但如果没有大幅加税,我们无法实现长期繁荣所需的稳健财政轨迹。我们不该出台一个给富人减税数万亿美元的立法方案,而是应该从头开始,想办法增加数万亿美元收入。

我们可能正处在类似互联网革命的技术进步时代,财政困境威胁着我们利用这种机遇的能力。幸运的是,为了回到可持续的财政路径,我们不需要像90年代那样实现预算平衡。

我们需要做的是扭转当前趋势,让债务和经济的比率下降,而不是继续上升。

可惜,这项立法恰恰做了相反的事。有责任感的国会应该拒绝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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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曾担任财政部长 我们知道这项法案很危险”

加美财经 2025-07-03 12:06:17
纽时:我们都曾担任过美国的财政部长,我们知道特朗普的大美丽法案很危险


本文刊发于纽约时报观点版,作者罗伯特·鲁宾是Centerview Partners的高级顾问,曾在1995年至1999年担任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是哈佛大学教授和专栏评论作者,接替鲁宾担任财政部长。

“我们都曾担任财政部长 我们知道这项法案很危险”

特朗普在竞选时曾承诺,他的政策不会增加债务。上任前,他誓言要“恢复我们国家的财政理性”。但他的“大美丽法案”却恰恰相反。

我们曾在一位同样做出过这种誓言、并且认真践行的总统手下任职。

我们是比尔·克林顿经济团队的成员,当时联邦预算实现了平衡,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唯一一次。

在几乎所有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做法都与上世纪90年代成功之处相反,并对美国经济构成巨大风险。

这两个时期之间有重要的相似之处,都是在面临严重财政问题和被新技术快速改变的经济形势下上任的:当时是互联网,如今是人工智能。

在那个年代,我们采取了“抱最好的希望、做最保守的打算”的策略。我们把缩减赤字的政策和刺激投资的政策结合起来,带动了一个良性经济循环:增长、赤字减少、利率下降,从而促进更多投资和增长。

财政负责有助于抑制通胀,因为伴随着对联邦储备委员会独立性的尊重,以及对强势美元重要性的认可。

这一届政府的做法可能会让这个循环逆转。他们削弱联邦储备委员会、征收关税,还通过了一个比“大美丽”更“预算破坏型”的税收和政策法案。

美国财政状况令人担忧的理由很多。国家债务规模已经和整个经济产出相当,如果这个立法方案通过,到2035年可能增至国内生产总值的135%以上,年预算赤字可能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

相比之下,克林顿时期我们担心的是到2000年债务水平会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5%,现在对赤字问题的漠视要严重得多。

不可持续的财政轨迹,会有真实的后果:更高的利率和资本成本,企业信心受挫,私人投资被挤出。

随着巨额国债变得难以被市场消化,这还可能引发金融动荡。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波动的世界里,这会降低我们应对经济或地缘政治威胁的灵活性。

再加上对联邦储备委员会独立性的攻击和关税措施,还会推高通胀风险。

面对问题较轻的局面时,克林顿在预算制定中表现出严谨、透明和注重事实与分析的态度。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的特点是混乱和缺乏纪律。

那个所谓的“政府效率部”声称每年要节省2万亿美元,结果只声称找到了1900亿美元,实际节省几乎肯定更少。

实际上,“政府效率部”对国税局的削减会抵消所有节省,甚至让政府收入状况变得更糟:未来十年将有数千亿美元本该收取的税款无法入账。

目前在国会审议的法案中包含的大规模削减,反映出与“政府效率部”类似的“砍光烧尽”式做法。法案会从医疗补助和儿童健康保险项目中削减超过1万亿美元,但特朗普政府却声称没有一个美国人会失去医保。

实际上,将有超过1100万人失去保险,学术研究表明,这可能在未来十年导致至少10万起本可避免的死亡。

其他削减措施会在美国家庭电费上涨之际限制太阳能生产,还会损害本可扩大创新能力的教育投资。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我们依赖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这个无党派机构的评估,来判断我们提案的可能财政影响,即使不喜欢它的结论。

这个办公室估算,这项支出法案连同新增借款成本,在未来10年内可能使债务增加近4万亿美元。如果法案里各种临时条款最终永久实施,债务增加将超过5万亿美元。

特朗普总统团队的回应不是调整政策,而是攻击评估人员,并使用会计手段来做假账,比如把任何设定到期的政策都当作会被延长来处理。

对这些预算操作,更合适的称呼是“幻想思维”。

克林顿时代财政方法的关键部分,是把支出削减和收入增加结合起来。

那时和现在一样,光靠削减开支根本无法实现足够的赤字缩减,除非砍掉社会保障这样的基本项目。现在对财政收入的需求比克林顿时期要大得多,那时还有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红利。

如今我们起步时债务就更多,而且鉴于地缘政治现实,我们很可能还需要增加军事开支。

政府当然可以、也应该变得更高效,但如果没有大幅加税,我们无法实现长期繁荣所需的稳健财政轨迹。我们不该出台一个给富人减税数万亿美元的立法方案,而是应该从头开始,想办法增加数万亿美元收入。

我们可能正处在类似互联网革命的技术进步时代,财政困境威胁着我们利用这种机遇的能力。幸运的是,为了回到可持续的财政路径,我们不需要像90年代那样实现预算平衡。

我们需要做的是扭转当前趋势,让债务和经济的比率下降,而不是继续上升。

可惜,这项立法恰恰做了相反的事。有责任感的国会应该拒绝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