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生走了。

这消息来得突然，却又在情理之中。他向来活得洒脱，死得也洒脱。电话那头的人说，他走时很安详。我想象他躺在床上，嘴角或许还挂着一丝笑意，仿佛只是暂时合眼，随时会醒来再谈几句人生。

我与蔡先生相邻而居多年。隔一条马路，他每每得了什么好吃的，便打包一份，打个电话来，只一句："放在门房，自己下来拿。"话毕即挂，从不拖泥带水。我下楼去取，总见那食盒整齐地搁在门房老张的桌上，食盒尚温。

他便是这般人，施惠于人而不以为意，受惠于人亦不挂怀。我行我素四字，他当得起。

后来我搬走了，住处远了，见面便少了。但每隔些时日，他仍会来电，约在茶楼相见。一壶铁观音，几样点心，便可聊上大半天。他说的话，往往出人意表。论美食，他说："好吃的东西不一定要贵，贵的也不一定好吃。"谈人生，他道："活着已经够苦了，何必再为难自己。"这些话，初听平淡，细想却极有道理。他的屋子里堆满了书和字画，他说那都是他的朋友。

他教我许多东西。如何辨别一条鱼的新鲜与否，如何欣赏一幅字画的妙处，如何在不如意时仍保持心境平和。这些学问，书本上未必有，他却信手拈来。到现在我也觉得，他是我的人生导师。

最后一次见他，是在酒店。他瘦了许多，精神却还好。床头柜上摆着一盒杏仁饼，他示意我取用。"味道不错，"他说，"带些回去吧。"仍是那种语气，淡淡的，仿佛我们明天还会再见。

如今他不在了。我看着照片里熟悉的面容，忽然想起他常说的一句话："活着的时候开心些，死了也没什么可惜的。"他活了八十多岁，按他自己的说法，算是"够本"了。他一生洒脱，死时也无甚牵挂。留下的，不过是几本书，一些字画，还有我们这些受他影响的人。

一切从简，正合他意。我对着大海鞠了三个躬，阳光正好，我想起他最后一次给我的杏仁饼，尚余两块，放在家里的橱柜中。

蔡先生是极少数人前人后一个样的。这年头，台上道貌岸然、台下蝇营狗苟的"君子"太多，像他这般表里如一的，实在少见。

君子之风，最见于细微处。他从不刻意"做人"，反倒处处见真性情。约人吃饭，必先到；答应的事，必定做到。这些小事，今人视为迂腐，他却奉为圭臬。

他讨厌虚伪。见人在席间阿谀奉承，他便低头吃菜，眼皮都不抬一下。但若是后生小子诚恳请教，他必定倾囊相授。有次某富豪重金请他题字，他推说手疼；转头却给街边小馆写了招牌，分文不取。

如今想来，他的可贵，正在于不以为自己是君子。他只是按自己的道理活着，不欺人，不自欺。这般简单的事，能做到的却寥寥无几。

世道越浑浊，清水越显珍贵。蔡先生走后，我数了数认识的真君子，果然一只手就数完了。

我原以为自己已经过了会为他人之死痛哭的年纪。这些年，送走过太多人，从最初的嚎啕，到后来的默哀，再到近年的淡然——死亡不过是早晚的事，我常这样告诉自己。

可蔡先生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厨房煮面。水沸了，面条下锅，手机响了。听完那头的消息，我关了火，走到客厅坐下。先是觉得胸口发闷，继而眼眶发热，最后竟至于嚎啕起来。这哭来得突然，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

我哭得像个孩子，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哭他的好，哭他给我的那些食盒，哭他再不能与我饮茶谈天。哭到后来，自己也分不清是在哭他，还是在哭这世上又少了一个真性情的人。

蔡先生生前最讨厌矫情。若是知道我为他哭成这样，定要笑话："傻啦，我都八十几了，够本啦！"可我还是止不住眼泪。这悲伤来得汹涌，像蓄积多年的雨水，终于决了堤。

哭过之后，我洗了把脸，看着镜中红肿的眼睛，忽然想起他常说的一句话："做人嘛，开心最紧要。"这话他不仅说，也真正做到了。我擦了擦脸，决定出去吃碗云吞面——蔡先生最推荐的那家。

死亡带走了他的人，却带不走他留给这世间的味道。面端上来时，热气蒸腾中，我仿佛又听见他说："趁热食啊，凉了就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