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说，你会克服这一切的，”李翊云在她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说。“不，我不会。”
去年2月的一个周五下午，当四名警察来到李翊云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家时，她没等有人提示就自己坐了下来。听到警官说到“这件事不知该如何开口”，她身子一沉，坐在起居室的椅子上，示意让丈夫过来。
李翊云已经感觉到他们带来的消息将是个晴天霹雳，尽管她无法想象是什么。警官证实了最坏的情况。她的儿子詹姆斯，普林斯顿大学的大一新生，在校园附近被火车撞死。
警察说正在调查他的死因，并避免称其为自杀。但李翊云和丈夫知道这不是意外——詹姆斯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用了和他哥哥一样的方式。
六年多前，詹姆斯的哥哥文森特自杀身亡，年仅16岁，同样死于附近一列迎面而来的火车。2017年的那个晚上，李翊云回到家，发现两名警官在等她。警察建议她先坐下来，然后再告诉她文森特的事，所以，当他们来告知詹姆斯的消息时，她本能地坐了下来。
警察离开后，李翊云和丈夫李大鹏（音）坐在客厅里，目瞪口呆。她觉得时间在她身边崩塌，仿佛她被困在永恒的此刻。
警官的这句话——“这件事不知该如何开口”——对李翊云这位广受赞誉的小说家来说，既是陈词滥调，又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失去两个儿子给她带来的悲痛无法用言语表达。震惊、痛苦、疼痛：任何接近的词语都感觉毫无意义。但李翊云知道，只有文字才能将她的思想与现实连接起来。
李翊云2007年拍的一张家庭照，照片中她的丈夫抱着他们的儿子——文森特（左）和詹姆斯。
詹姆斯去世三个月后，李翊云开始写《自然万物只是生长》(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这是一本关于詹姆斯、文森特，以及他们的生与死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回忆录。在直接而无情的反思中，李翊云面对的不仅是失去孩子，还有语言的局限，因为她试图表达无法描述的痛苦。关于她所失去的，她能说出的最接近的语言是：她生活在一个深渊，一个黑暗的地方，没有光亮可以穿透。
“我想到的所有词语：其中许多不尽人意；有些被保留了下来，因为需要用这些词语为詹姆斯保留一个位置，”她写道。“言语或许是乏力的，但它们投下的长长阴影，有时却能抵达无法言说的地方。”
在某些方面，李翊云的回忆录是对有关悲伤的传统观念的激烈抨击。一开始，她就警告那些期待治愈或安慰叙事的人不要再读了：这不是一个关于克服痛失所爱或继续前行的故事。
“我永远都不想摆脱思念孩子的痛苦，”4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们在她教授创意写作的那所大学附近的家中见面时，李翊云这样对我说。“这种痛苦永远在我的生活中，我不想做任何事情来减轻痛苦，因为减轻痛苦意味着这是一件坏事，是一种疾病或折磨。”
李翊云和她的丈夫——一名软件工程师——以及他们的狗昆图斯在家里。昆图斯是一只白色的贵宾犬，患有白内障，眼睛浑浊。他在孩子们分别七岁和10岁时加入了这个家庭；是文森特给他起的名字，在拉丁语中是“第五”的意思，因为他是第五个家庭成员。
李翊云给我泡了一杯绿茶，把我带到她家花园旁边那间阳光明媚的起居室，她在花园里花了无数的时间照料花草。她刚种下了一些秋天才开花的日本海葵，院子里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水仙花、风信子和郁金香。带着一丝自豪，李翊云说她已经种下了1600个球茎，令人欣慰的是其中大约一半已经发芽。她为低矮的玫瑰丛中鹪鹩窝里的雏鸟的命运担忧。“你就是会担心那些小鸟，”她说。
1972年出生于北京的李翊云有着一张圆圆的、显年轻的脸，说话温柔从容。虽然一上来会给人一种严肃理智的印象，但她经常会突然露出笑容，发出笑声。她开玩笑说自己游泳技术很差，钢琴也很弹得平庸，还温和地嘲笑那些她所谓的“银边人”——这些好心的熟人和陌生人试图向她保证，悲伤过后人生还会另有一片天地。
“人们总是说，你会克服这一切的，”她说。“不，我不会。”
李翊云告诉我，她经常感觉自己的处境使别人感到不舒服，尤其是其他父母。她也敏锐地意识到，她从容、安静的举止，以及她坚持自己日程安排的应对方式——在孩子死后的日子里，她直接回去教书和写作——这不是多数人心目中一个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人应有的样子。
“人们期望一个悲伤的母亲以某种方式行事，我从不认为我可以按照别人的说法生活，”她说。“人们期望你敞开心扉，展示你的脆弱，展示你的进步，这些都是我不会做的。”
与李翊云交谈时，最令人惊讶的也许是目睹她在两个似乎不相容的现实中生存的能力：一个是她生活在被她称为深渊的荒凉状态中，另一个是她在工作、友谊和婚姻中，在一些细微的瞬间和回忆中找到满足、娱乐甚至快乐。
“带着痛苦生活是可能的，你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些事情，你在做园艺，你在听音乐，但你还在思考，”她说，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没有说出那些难以言说的东西。
在李翊云安静宽敞的家中，文森特和詹姆斯的身影无处不在。她那间光线充足的办公室离客厅较远，墙上挂着文森特色调明亮、异想天开的艺术品。壁炉架上挂着一幅他小时候画的巨幅画作，画中一个孩子站在田野里，有三个棕色的谷仓和一个翠绿色的池塘，映衬着金色的天空。她在他去世后发现了这幅画，并认为他把它藏在壁橱里，是因为他在签名时拼错了自己的名字。
房子里的其他地方还摆放着家庭照片、学生肖像和小摆设，反映了男孩们独特的个性和兴趣。她保存着詹姆斯收藏的怀表、他叠的折纸动物，以及他去爱尔兰度假时得到的名叫橘子酱的毛绒小羊。她保留着文森特收藏的47只企鹅毛绒玩具。
李翊云和丈夫一直保留着儿子们的所有物品，其中包括警方归还的东西——文森特的那部碎了一角的手机，詹姆斯的背包，里面装着一支断成两段的铅笔。即使是平凡的物品也变成了珍宝。詹姆斯的牙套在他桌上的一个盒子里；文森特的牙套在他的书架上。
“我不能去动这些东西，”李翊云说到儿子的遗物。“即使是移动一个物体都是很痛苦的。我们有我们凡人的极限。”
2005年詹姆斯出生时，李翊云的文学事业正处于起步阶段。她放弃了免疫学博士学位，转而追求写作，在加入艾奥瓦作家工作室后，她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2005年，她出版了首部小说集《千年祈祷》(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随后，她创作了《比孤独更善良》(Kinder than Solitude)和《流浪者》(The Vagrants)等备受赞誉的小说，探索共产主义中国生活中的压迫和偏执，并获得了一系列著名奖项，包括怀廷奖、古根海姆奖和麦克阿瑟奖。
即使她在工作上获得了荣誉，有两个聪明、好奇的孩子，家庭生活也很充实，但李翊云还是备受抑郁症困扰。在2012年的一次精神崩溃中，她觉得自己“陷入了不现实的境地”，两次试图自杀，她在回忆录《亲爱的朋友，在我的生活中给你的生活写信》(Dear Friend, from My Life I Write to You in Your Life)中描述了这段令人困惑的经历。
她曾经想过她的自杀是否影响了文森特，以及文森特的死如何影响了詹姆斯，但她拒绝细想这些问题；能回答这些问题的人都已经不在了。
2017年9月文森特自杀身亡时，李翊云正在写她的小说《我该走了吗》(Must I Go)，故事的中心人物是一个自杀身亡的女人的母亲。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巧合。
文森特去世后，李翊云立即开始写下想象中与儿子的对话，给他讲她烤的芝士蛋糕，她笨拙地试图用他留下的黄色纱线织一条围巾。这段对话后来成为李翊云的小说《理由的尽头》(Where Reasons End)，讲述了一位母亲与她聪明、有趣、古怪的儿子之间零星且亲密的对话。儿子自杀身亡，从朦胧的阴世与她交谈。李翊云说，文森特的声音如此自然地出现在小说中，感觉像是他在与她交谈。“我想他在我身边多待一会，”李翊云说。
但詹姆斯去世后，李翊云起初发现自己无法让他在文字中浮现。与文森特不同，詹姆斯性格内向，支配他的是逻辑，不是情感。
李翊云曾觉得，任何用文字刻画詹姆斯的尝试都注定是“一种不完全的失败”，她说。尽管如此，她还是决定宁可失败也不能放弃尝试。
“詹姆斯死后，我脑子里全是这些想法，但除非我把它们通过写作记录下来，否则这些想法就什么都不是了，”李翊云说。
她花了几个月时间才找到了描述詹姆斯的适当语言，但一旦她开始下笔，句子就很快形成了。
“开始动笔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切都会很顺利，”她说，然后她很快用不出声的轻笑纠正了自己。“我老是说一切顺利，好像一切都会好起来，没有什么会好起来。”
文森特的死令人震惊，但并非完全出乎意料。即使在孩提时代，他就容易陷入抑郁和绝望。上四年级时，文森特的老师给李翊云发了一封充满担忧的电子邮件，是关于他写的诗的，他写了一些反思生与死的痛苦诗句。一名为他治疗的心理专家曾警告李翊云，文森特可能会把自杀的想法付诸行动，并告诉她应该有思想准备。
詹姆斯没有类似令人警惕的表现，他也曾接受心理治疗，给人以能默默承受、适应能力强的印象，没有表现出哥哥那样的极端情绪，或令他自己崩溃的完美主义。
詹姆斯热爱哲学、语言学和科学。小时候，他有时会在餐桌上漫不经心地解释神秘的量子粒子、或鲜为人知的深海无脊椎动物的行为，让家人大吃一惊。虽然他的语言能力出类拔萃——在学校学了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日语，并自学了威尔士语、德语、罗马尼亚语和俄语，但他总是把想法藏在心里。上幼儿园时，有一天他身上戴着一个自己写的牌子回了家，牌子上写着：“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想说！”
有时候李翊云会想，她没注意到詹姆斯陷入不幸的漩涡，是否就因为他如此地自持。
詹姆斯在去世几周前曾告诉母亲，他正在读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The Myth of Sisyphus)。这本书在开篇处提出一个问题：人生是否值得活下去。李翊云回忆起当时和詹姆斯的一次对话，她告诉儿子，大多数人忍受人生中单调或痛苦的部分，为的是享受由衷快乐的时刻。李翊云和丈夫最后一次看到詹姆斯是他去世前的那个周末。他们晚饭后送他回宿舍，李翊云问儿子在读什么书。詹姆斯说，他当时正在重读《西西弗斯神话》。
回过头来看，李翊云在想自己当时是否感觉到了什么。但她不允许自己老去想詹姆斯的死是否可以避免的问题，她说，文森特去世后，她曾掉进那个陷阱。
“有人自杀身亡后，身后的家人通常会问，‘要是……会怎么样？是因为什么？’”李翊云说。“这一次，我觉得我们不要从这些问题开始，我们要从别的地方开始，那就是接受这是事实。这是他的决定，他死了，他做这个决定是有原因的。”
一个不断浮出的想法是：李翊云确信詹姆斯相信父母在他死后有能力活下去。这个坚定的信念让李翊云保持了理智和活下去的能力。
“他知道我们会承受这件事，因为我们曾经承受过，”李翊云说。“我觉得，我们必须尊重他的领悟，我们必须尊重他的选择。”
李翊云说，再次经历痛苦的失去，她知道自己需要过有规律的生活。
保持规律的生活帮助李翊云度过了儿子去世后的痛苦日子。她最近已完成了一部新小说的初稿。
她知道自己需要睡眠、喝水、每天锻炼，并坚持自己的时间表，继续去游泳池游泳，继续每周上钢琴课，继续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她把自己重新投入写作，每天早上写作两三个小时，最近完成了一部新小说的初稿。这是一部关于一群音乐家的历史小说，故事背景设定在19世纪早期的欧洲。
李翊云和丈夫已在继续旅行，那是他们喜欢和儿子们一起做的事情，他们还自己做蛋糕庆祝儿子的生日。“只有一个人知道我的感受——那就是他，”李翊云指的是大鹏，注重隐私的他没有接受采访。
李翊云得到了来自她最亲密朋友的支持，他们中包括作家伊丽莎白·麦克拉肯和莫娜·辛普森，她们为李翊云和丈夫安排了几个月的餐食；还有编辑布里吉德·休斯，她在詹姆斯去世后的那个周末到李家住了几天，帮忙将这个噩耗告知李翊云的朋友和同事。一名朋友后来对休斯说，她收到消息后一开始觉得一头雾水，以为是意外错发了关于文森特去世的旧邮件草稿。
那个周末，李翊云问了休斯一个痛苦的问题：难道自己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母亲吗？休斯很快回答说，他们两人都知道这个问题太荒谬了。李翊云毫不怀疑的是她爱儿子的程度之深，她总是鼓励他们做真实的自己。她尽力将这种接纳扩展到不仅是他们的生命，也包括他们的死亡。
“作为他们的母亲，我总是尊重他们，并努力去了解他们，”她说。
在写作《自然万物只是生长》时，李翊云曾犹豫要不要完成这本书。
她一度请麦克拉肯读了初稿，并告诉她书是否值得出版。麦克拉肯向她保证值得出版。
“令我惊讶的是，这是一部思路如此清晰的作品，探讨了一些似乎不可能去思考的东西，”麦克拉肯说。“失去两个如此出色的孩子，这等于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李翊云坐在家中的阳光房里对我说，她宁愿自己能早点明白一些事情，这样她就能和孩子们分享：“更好地受苦”是有可能的，既感受悲哀、也感受快乐。这是她近几个月逐渐得出的看法。当她做园艺、阅读、写作、听音乐，或与丈夫在林间散步时，她会感到快乐。
“我们悲伤，非常悲伤，但我们并非不快乐，”她说。“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怀抱着对孩子们的爱，即使他们已经不在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