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如挑选宝石般，从盛满文字的篮子中挑选字词，再编织成句子和故事。对65岁的多和田叶子而言，她的书桌上至少放着两个语言篮子——日语和德语。
多和田叶子出生于1960年的日本东京，18岁进入早稻田大学研习俄罗斯文学，22岁前往德国，由此开启日语、德语的双语写作，她的创作体裁多样，包含小说、诗歌、剧本、散文等。在长达四十余年的文学创作中，她在两种语言世界都获得了相当高的文学认可，包揽芥川奖、泉镜花文学奖、谷崎润一郎奖等日本重要文学奖项，在德语方面则斩获克莱斯特奖、沙米索奖和歌德奖章。
“语言”早已形成多和田叶子作品中的一种人格。在早期出版的诗集中，她特意同时使用日语竖排和德语横排的装帧设计，视觉化地呈现德语与日语的“对抗”。在小说《飞魂》中，她则创造“飞魂”“听界”等汉语新词，不会中文的她“像看画一样凝望着汉字”。
“一边看着中文的文字，一边享受这种意义出现后又消失、充满刺激的奇妙世界。”多和田叶子对《南方人物周刊》说。
在2025年出版的中文版小说集《献灯使》中，多和田叶子延续着她钟爱的语言主题，在同名小说中写道，“语言的寿命越来越短……有些词语因为没有后继者而被盖上过时的印章，继而消失不见。”这部获得2018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品，以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及福岛核泄漏事故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充满寓言色彩的故事。
在小说中，自核灾难降临之后，日本处于外来语、网络都消失的闭关锁国状态，而日本列岛也漂移得离整块亚欧大陆越来越远。老人们身体健康，在一百多岁时还要工作，而年轻人却羸弱且不断患病，被永生的老人们照料。面对停滞的世界，老人们决心冲破锁国的残局，他们挑选现代日本的遣唐使——“献灯使”，渴望重新建立与世界的联系。
2011年3月11日，日本宫城县名取市，地震引发的海啸淹没城镇 图/视觉中国
自1979年多和田叶子沿西伯利亚铁道开启首次海外之旅以来，在不同语言与不同文化之间的“越境”也成了她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多和田文学的研究者谷口幸代认为，多和田叶子是当代越境文学的旗手。“她立足于日语和德语的分界线上，制造出语言的不安定感和不协调感，解构既有的符号和制度。”
1991年，多和田发表第一部日语小说《失去脚后跟》，描写了通过“文件结婚”来到异国城市的女性无法融入当地，导致整个身体都有“失去脚后跟之后的天旋地转无法落稳脚跟”的感觉。《狗女婿上门》则借用民间故事框架，虚实结合地描写人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压迫下变异的故事。在德语写作的《雪的练习生》中，她描绘了三代北极熊从苏联到德国的迁徙，用北极熊的视角看冷战和苏联解体的变化。
“多和田叶子的小说中充溢着各种各样的隐喻。不过在这里流动着一股强烈的磁场，要反思日语的语言体系，将现有的文学语言推倒。一边明示现有文学语言的结构，一边向语言吹入新的生命。”日本文学评论家与那霸惠子指出，多和田的作品立场相当于德勒兹所说的“针对一切文学的革命性的少数文学”。
“两国语言间的夹缝本身非常重要。并非要越过语言的边界，而是要成为边界里的居民。”多和田叶子曾表示，“母语也是一种翻译”，所有语言都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临时工具。
有时母语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流亡者
南方人物周刊：
在《献灯使》中，大灾难后日本实行锁国政策，许多外来词和旧词都被淘汰，而主角义郎却坚持使用那些被淘汰的词语，义郎对淘汰词语的这份执着意义何在？
多和田叶子：
义郎大概认为，政府限制人们使用的语言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即使政府不公然操纵，人们也会顺应时代潮流，自发地将“过时”的词汇视为羞耻，并嘲笑那些继续使用这些词汇的人。
语言不是自然淘汰的，而是反映社会变迁、企业图谋和政治倾向之后才逐渐消逝。但曾经存在过的词汇——即便是外来语——也承载着过往的记忆，如果将它们遗忘，就会面临忘却历史、重蹈覆辙的危险。因此像义郎这样的人会刻意保留那些古老的词汇。
《献灯使》
南方人物周刊：
当你要动笔写作时，你的首选语言是什么？你会刻意保持与母语之间的距离吗？
多和田叶子：
在动笔之前，我会尝试用既非德语也非日语的“不存在”的语言思考。这种语言或许实际并不存在，但我总能莫名感知到它的存在。说不定那是从所有我曾经邂逅的语言里升腾出的雾霭、蒸汽、阴影和气味的集合体。
只要与德语保持亲密交往，自然就能与日语保持距离。但通过持续有意识地学习语言（即便是母语也值得终生研习），对德语的理解也会不断深化。
南方人物周刊：
诗人对字词的使用总是精准程度很高，当你用德语写小说并将其译成日语时，是否感受到翻译造成的信息变形？使用不同的语言写作时，你感受到语言及其蕴含的文化思维对你笔下故事的塑造了吗？
多和田叶子：
我认为即便使用不同的语言，我自身的思想也不会改变。不过作品中的风景和人物形象或许会有些许变化。但原著中的风景和人物形象本身就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因读者而异，即使是同一位读者，随着岁月流逝也会产生变化，所以在翻译中发生改变也并不奇怪。文学作品即使一字不改，也会持续蜕变。而翻译，或许正是具有持续蜕变特性的文学作品的自然演绎吧。
南方人物周刊：
你在创作首部德语小说《欧洲起始时》时曾提到，用德语写作的你与小说中的“我”产生了一段距离，使你得到了某种自由。那么之前的“不自由”和限制感、屏障感来自哪里？
多和田叶子：
当你只使用母语在老家生活时，恐怕很难将父母视为独立的“人”。从孩子的立场，很难想象父母恋爱、恐惧或哭泣的模样。因为“我是孩子，父母是父母”的角色分工在母语中已被固化。用母语来批判自己出生、成长的国度也很困难。虽然用母语批判故国的政治很容易，但要彻底批判那种文化根基里的价值观念（比如日本文化中的“不给人添麻烦”、“默默忍耐不抱怨”、“孝顺父母”等价值观）就相当艰难了，有时它甚至让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流亡者，这让我心痛。
南方人物周刊：
你曾在出版的诗集中，视觉化地呈现出德语与日语的某种“对抗”，横排的德语和竖排的日语出现在同一页面，也挑战着人们的阅读习惯。你在这个“破坏性”游戏中获得了怎样的乐趣？
多和田叶子：
日本到现在的文学作品也采用竖排的模式。我总觉得不是竖排就不能算文学。因此，当我到中国旅行时，看到书店里李白杜甫的诗集采用横排印刷，我感到很吃惊。我惊叹于中国既拥有悠久的传统文化，同时又有在改变时敢于彻底变革的革命勇气。日本文化史的特征则大不相同，它总是难以舍弃旧事物，新事物传入后也暧昧地并存使用，这种特质既是优点也是缺点。
当然，在日本，日语诗歌和欧美语言的双语诗集大多采用横排印刷。否则欧美语言印一页的诗，在日语会变成两三页。而且，竖排与横排书籍的翻阅方向也相反，读起来很不方便。但我特意制作了阅读日语和德语时翻阅方向相反的书。不是强行将两种文化一对一地对应，而是让两种独立文化在书中某处相遇，我很享受这种装帧设计。这本书出版于1987年（日文版书名《Nur da wo du bist da ist nichts ／あなたのいるところだけなにもない》，意为“唯有你所在之处空无一物”），现在依然能买到。
南方人物周刊：
你也在小说《飞魂》中创造了一些中文新词如“听界”“飞魂”，这种造词仅仅是针对汉字这样的表意文字吗？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文产生兴趣？
多和田叶子：
1986年，当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那些曾经熟悉的汉字突然以充满活力的陌生面孔呈现在了我的面前，这让我对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我阅读了大量书籍，深入思考日语与汉字的关系。当我了解到，汉字大约从公元8世纪开始逐渐从中国传入日本，而到了19世纪末，日本人为了翻译西方概念，开始用汉字组合创造新词时，我便萌生了尝试用汉字组合创造新词语的念头。这种创造不是基于音韵，而是通过思考字义进行组合，旨在创造出具有强烈视觉意象的复合词。
南方人物周刊：
你曾说，自己不学中文不是因为不感兴趣，而是因为害怕汉字与你的关系会发生改变——不识中文的你得以像望画一样地看着汉字。我们特意发送了中文、日语、英文三种语言的采访提纲，你在面对不同语言的提纲时是否有“凝望画”一样的体验呢？
多和田叶子：
不学习中文的真正理由，说来惭愧，是因为时间和精力不够。虽然买了教科书，偶尔也会挑战一下。可能的话还是想学的。我一直这么想着。但因为学不成，所以只好一边看着中文的文字，一边享受这种意义出现后又消失、充满刺激的奇妙世界。
文学总是走在政治前面
南方人物周刊：
除了《献灯使》，你的小说The Far Shore也以核灾为主题。核灾为什么是你反复关注的议题？
多和田叶子：
《献灯使》中描写的灾害并不局限于核灾难，还包括像水俣病这样的历史工业污染灾害。此外还描写了海啸将淤泥冲上岸等复合型灾害。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废弃物不断增加，自然与人类生活的平衡被打破了。我认为这是关乎未来的严重问题。其实这个主题从小学时就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因为在我上小学的1960年代，那时的东京与现在完全不同，大气污染严重、食品公害肆虐，甚至还有评论家预言我们这代人活不过40岁。
2017年9月24日，瑞士日内瓦，先天性水俣病患者坂本忍（Shinobu Sakamoto）为了让世界认识水俣病而四处奔波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
《献灯使》写在新冠疫情之前，你在新冠疫情中或许有被封锁的经历。经历现实的封闭之后，你怎样回看《献灯使》中你对封闭的想象？
多和田叶子：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福岛核事故时，那些临时逃往海外避难的人被指责为叛徒。“发生灾难时不能离开日本”这种想法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这可能是日本特殊的地理和历史形成的心理。要知道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时，人们逃跑是很正常的事。但到了2020年疫情暴发，全世界都出台了“不得离开本国或所在城镇/社区/建筑”的规定，导致全球人民被隔离。这是一种外部强加的孤立状态。
《献灯使》写于疫情之前，但小说中描写的锁国状态并非源于民众心理，而是由社会状况或政府的隐秘政策所导致的，因此可能更接近疫情期间的情况，而非福岛核事故时的状态。
南方人物周刊：
2021年，你参加了一场题为“虚假新闻时代小说的力量”的讨论，在这个人人都可以制造和传播信息的时代，你认为小说应如何对抗虚假？
多和田叶子：
我们无法把现实原封不动地照搬到文字中。因为无数事件正在各地同时发生着，无法尽数言说。而“虚构”就是从这些事件中，选择特定要素组合，构建出一个“现实”的故事，这背后的目的是为了无限逼近“真实”。
而假新闻和骗子编造的谎言故事，要么是为了获取金钱权力，要么为了伤害他人、满足自身的暴力欲望，故意歪曲历史学和政治学公认的事实进行传播，这与文学创作中的虚构有着本质区别。
2025年1月1日，日本福岛县浪江町，人们在2011年日本大地震及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受灾区域的海滩上观看日出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
你近年的作品都出现了人们当下关心的议题，如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性别等，你在虚构中可以给出灵巧的叙事和逻辑，但现实生活中你如何面对世界的波动？将这些议题引入作品出于何种动力？
多和田叶子：
我从不参与政治运动，但从小学起就一直在谴责自然破坏，害怕纳粹那样的极权主义重现，厌恶歧视，对社会强加在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提出质疑，并把这些都写进文章里。大学时我写过“人类性别至少有七种”这样的内容，那时还没有现在LGBTQ这样的运动。我认为文学总是走在政治前面，因为现代文学正是始于个人对周遭社会产生的不适感。
南方人物周刊：
这也让人想到你在1982年发表的毕业论文，对苏联女诗人贝拉·阿赫玛杜琳娜的研究，但九年后，连苏联都消失了，文字却还在延续。你有多种文化的生活经验，也经历过苏联解体、柏林墙倒下等时代巨变。你怎样顺应这些变化，如何带着这些经验应对当代生活的变革？
多和田叶子：
我是在2013年写的《雪的练习生》，当时怀着“冷战其实还没结束”的感觉创作了这部小说。这种感受至今仍在延续。如果只关注政治新闻，会觉得世界在不断变化。但如果仔细地观察那些不易被察觉的事物，就会发现有些东西始终未变。苏联虽然解体了，但苏联的某些结构可能依然存在；苏联时代形成的人们的生活感受可能还在延续；苏联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可能仍有未改变的部分。如果用动物的眼睛来看，政治变革又会是什么样子？我就是带着这些思考写下了这部小说。
超越边界的同一性
南方人物周刊：
在《雪的练习生》中，三代北极熊从苏联来到德国，以熊的视角观察人。打破地理的边界、人类与动物的边界在你的小说中不断出现。你曾经在日本学习俄国文学，然后移居德国，你有被文化拒绝的感受和经历吗？你是如何跨越这些障碍、融入这些文化并加以利用的？
多和田叶子：
其实我从未因身处异国而感到被排斥，但在自己出生成长的文化和社会中，却多次痛切感受到自己的想法观念与社会主流的普遍常识（信念）不一致。不过，这大概是每个人在青春期和学生时代都会经历的吧。反而是到了德国之后，我常常觉得德国社会更能理解我。不过直到现在，我仍能感受到两国历史差异所带来的、现代社会中人们生活感受方式的不同，只是这个话题太过宏大，难以在此详尽说明。
《雪的练习生》
南方人物周刊：
2012年11月8日，你曾到中国广州举办朗读会，有组数据称你在全球举办了接近880场朗诵会，你的足迹留在了哪些地方？读者们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不同国家地区的读者对你作品的理解有较大的不同吗？哪些冲突和不理解是无法弥合的，哪些又可以共通？
多和田叶子：
我在1980年代的读书会主要集中在德国。随着欧洲航线降价和欧元的推行，逐渐扩展到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各国和北欧，继而覆盖几乎全部东欧国家。进入本世纪后，在美国10座城市、加拿大3座城市，以及澳大利亚、东亚、东南亚（缅甸、泰国、菲律宾）、印度、拉美（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等地都举办过。中东仅到过约旦，非洲只去过南非和塞内加尔。
虽然不同文化对文学的理解存在很多差异，但我认为共性更多。在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生活的主题，引发了多国读者的共鸣。重新思考男性与女性、人类与动物、亚洲与欧洲等界限的话题，也吸引着众多人群。在这些共同关切之中，由于我从不强加单一答案，所以很少遭遇冲突。
南方人物周刊：
你曾提到，比起发表演讲，“社会性自我”不介入其中的朗读会更好，因为大声朗读作品不涉及“社会性自我”，为什么对此排斥？你认为作家在社会上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身份？
多和田叶子：
作家既是艺术家，同时也是社会的一员。我作为社会人当然也有自己的观点，但“观点”这种东西每个社会人都有，并不特别。学校老师、务农的人、出租车司机都有观点，小说家的观点在其中并不见得特别有趣。所以我不太愿意站上演讲台讲述自己的观点。但诗歌和小说不同于演讲，它们是艺术家创作的作品。我一直希望有更多人能看到这些作品。
南方人物周刊：
当我阅读你的作品时，对你的好奇不断产生，你住在什么样的地方，每天都在写作吗？休息时有什么爱好，最近在写什么……这样的好奇说起来实在太多，那么在采访的最后，能否请你赠予我们一个虚构或非虚构的场景切片呢？
多和田叶子：
我住在柏林一个安静的住宅区。每天上午都在写小说。每个月大概会有一次为了朗诵会、演讲或访谈去德国其他城市或国外。下午一般会听广播、看书、听音乐、看电影或者去购物。昨天，在常去的超市路上，我看到一只狐狸站在路边望着我这边。虽然晚上我偶尔会在附近看到狐狸，但在白天遇到还是很罕见，正当我惊讶时，那只狐狸小声问道：“听说你现在写的小说里不会出现人类，那会有狐狸吗？”我回答说：“还不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