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是天灾；贪污，是人祸。
但在古代却有一种特别的人才，他们能把这两者合而为一，演化出一种名为“借赈发财”的独门手艺。
每当某地有了天灾，当地官员心里就乐开了花，他们奏本上写着“天灾求救”，心里想着却是“难遇良机”。“大灾大贪、小灾小贪”，成了明清时期的官场潜规则。
明朝万历年间，山东、河南、陕西连年灾荒，蝗虫飞起，赤地千里，饿殍遍野。
水灾也多。比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河南省遭遇了世所罕见的特大洪水，下辖的八府十二州都有不同程度的受灾。开封、南阳、鹿邑、汝州等地皆成泽国，汝州“滂沱淋漓，万顷清波，鱼鳖其民”，上蔡“春夏淫雨，入秋……田陇庐舍崩坏殆尽，溺死者无算”。
朝廷一看，这不行，不能让百姓饿死得太多，不然来年就没人交税了——由一件事情可见，即朝廷当时仍以“每石五钱”的价格，对河南灾区的受灾水田进行折征。
某次灾后，朝廷很快下诏赈济：拨款百万，粮十万石，官员限期赈灾。京城百官纷纷感动，抹泪发誓：“一定不负皇恩浩荡，做好赈灾之事。”
然而接下来，就是他们发财的开始。
贪污的第一步是：路远水长，耗在运费里。
一位姓李的知府，接到赈粮命令后，立刻上奏：“道路崎岖，河道干涸，运输困难，需雇人夫三千，驴马五百，运粮费需追加两千两。”
朝廷批准，李知府长舒一口气。然而，人夫只招了一百，驴马凑了五十，其余皆虚报。至于粮食嘛，运到一半，什么“路上遗失”、“河里沉船”、“仓鼠偷吃”、“村民哄抢”，编出一点理由来还不简单？
总之最后到灾民手里的，只剩一半。
当然，这一半中还有部分是霉粮、虫粮、陈粮。他会非常“体恤百姓”地宣布：“虽粮有虫，然煮熟仍可食之，节俭为德也。”
百姓感激涕零，李知府数银子数到手软。
大清还有过这样的“赈灾银私分”潜规则：总督得三成，布政使两成，州县官分余下五成。
分赈之前，还要先摆龙门阵。
到了发放阶段，理论上应该是“登记灾民——依户分粮——按月续发”。可在实际操作中，却是另一套：比如会搞“乡绅优先”，理由是他们“能安抚百姓情绪”。
于是百姓发现，赈灾第一波领到粮的，往往是本地地主、富户、族长、保甲长、文书、差役，他们一家能领几石、几十、上百石粮，还能转手高价售卖给真正的灾民。
尽管明清都有“粥厂”制度，给灾民施粥，但往往流于形式，起不到真正的赈灾作用。
百姓很多时候得靠买回来的赈粮活命，但听说粮原本是要直接发给他们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得谢恩。
还有一种创新叫“赈而不发”。
有些官员聪明，他们将救灾粮直接“封仓”，理由是“怕哄抢、怕火患、怕霉坏”，总之“为粮负责”。
然后，他们就开始大做文章。
比如，在账面上，这些粮食已经“发放完毕”，每一石都有“领粮人签字画押”。但这些人，有的在外逃荒，有的已经饿死，有的根本不是灾民，只是衙门里某位差役的亲戚。
有人质疑他们造假，他们便说：“我们是照章办事的，签字白纸黑字，你怀疑，难道是怀疑朝廷赈灾的善意？”
从此，人们不再多问。
可能有人会说，朝廷难道不知道也不管？
其实朝廷不是不知道，只是不便知道。
明清时期，地方官面对灾荒都有一种常见的“潜规则”，即“欺上瞒下”。地方官每遇到灾荒，先是瞒报，瞒报不住则开始虚报，有百姓求赈灾则放任不管，任其流散——待饥民逃散后地方官反而很高兴，因为这样就可以把拨下来的赈灾银子直接归入“地方小库”了。
地方官最终给朝廷汇报的往往就几个字：“圣主早已明鉴”、“小民感戴祝颂”，等等。
每逢灾年，地方会呈报“饿死人数”，但报得太少显得造假太明显，报得太多又显政绩不佳，于是常常“一半真实，一半艺术加工”。
某年河南旱灾，一位官员上奏：“饿殍六万，尚余存口十万，请加赈粮三万石。”
后来百姓口口相传：“其实饿死十万，只说六万。”
监察御史到了之后，写道：“贪官借赈敛财，百姓无粮可食。”
于是那位赈灾官员上奏辩解：“御史无知，毁臣清白，臣实捧心办事，冤哉枉也。”
皇帝一看，两边都有理，便下旨：“皆当谨慎，再议再议。”
然后……再也没有然后了。为何？如果这次赈灾款项严查，那是不是意味着每次都得严查？查了一个官，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官都得查？
你查得过来吗？或者：你查了州官，难道还要查遍所有的县吏？
说到当时的“智慧”，其实还有一招：以赈之名，圈地为私。
其中最妙的操作，要数“赈灾圈地”。
官员上书说：“灾后百姓无田可耕，宜开垦荒地，以工代赈。”
朝廷最喜欢如此——帮助国家开荒拓土，还不用开仓救灾，于是这下可高兴坏了，立刻拨款拨人拨粮支持。
地方官也喜欢——借着搞代赈工程，克扣粮钱、虚报预算，都乃发财良机。
以工代赈新开的那些地，悄悄成了本地豪强和官员亲族的“新田”，所谓“以工代赈”，其实是“百姓免费种地，粮归我卖钱”。
百姓种完一季，得一碗粥，官员得十石粮，还可转售给国库，骗取回购银两。
这些事情，百姓可有怨言？看见每次大灾后地方官家中都添了新房，出门排场又更浩大了些，百姓也只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史书写道：明万历二十二年，河南大饥，人相食。
但有个老者在村口烤着野草根说：“我们不是饿死的，是被救灾救死的。”
史官对此沉默，反而只提笔写下殚精竭虑、任劳任怨的“循吏良臣”的救荒官员形象。
后来有人考中进士，亦写文章歌颂大明官员“仁政爱民、赈济有方”。
更有士子称：“大明盛世，民不聊生乃天命，非官吏之过。”
我们今人读到这里，也只能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