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最近回归的第七季《黑镜》中,第三集《梦幻酒店》(Hotel Reverie)收获了最高的讨论度和好评。这是一集不太“黑镜”的《黑镜》:柔软、诗意,但不失决心和力量,被称为整季里最细腻的一集,在一些评论中,这种细腻被归结为一种“东方气质”。
这种独特的叙事语言被归功于华人导演王昊鹭,她37岁,入行仅仅六年,是七季黑镜中唯一的一位华人导演。《黑镜》的片方原本更属意一位美国男导演,但最终在面谈时被王昊鹭打动了。

《梦幻酒店》讲述的是两位跨时代的女演员之间的情愫: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黑白老电影《梦幻酒店》得以依靠科技重拍,来自现代的黑人女演员布兰迪进入昔日的老电影中,取代了原版中的白人男主角,与女主克拉拉相遇。因为技术故障,老电影里的世界失控了——布兰迪受困,而克拉拉意识到自己是被复刻的AI,但也正因如此,她们有了重新认识对方灵魂的机会。

这是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想象,但在王昊鹭眼中,“故事本身并非因技术而鲜活,它只在主角坠入爱河时才有了生命力”。
这种爱诞生于绝望当中,带着某种接受自己命运的孤勇。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王昊鹭的人生故事:她出生于江苏徐州,在很长的时间里,是那种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勤奋努力,在美国科尔比学院拿到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双学位,毕业后加入投行。人生看上去很顺利,她只要顺着社会精英的阶梯向上攀登就好,但是25岁那年,王昊鹭身上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存在主义危机”:她时常感觉到一种倦怠,当工作一眼能够望得到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后来的故事像是电影情节,有一天晚上,她看了伯格曼的《假面》,这部电影深刻讲述了人游离于虚伪和真实之间的故事,王昊鹭被它沉沉地击中了,她头冒冷汗,缓了好几次,才把它看完。电影里的某种东西让她做了决定,她决定辞职,她认识到自己的“假面”之下,其实从小最想做的是拍电影,“我好像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想要怎么活,那次之后,哪怕失败了我也想要孤注一掷。”

在屏幕的那段,她抱着小狗对我讲述这些的时候,轻快而平静,没有做太多煽情。她是那种坚定但并不硬邦邦的人,你很容易感受到她身上似乎能扛住一切的乐观,很早起床,同时处理养育孩子和工作,却依然散发一种活力感。她说自己不太焦虑,不把压力传递给剧组和演员,因为“大家的灵魂需要有喘息的空间,才能拍出有灵魂的东西”。她习惯用肯定的语气讲话,经常笑,最常用的词语是“当然”“没错”。
对她来说,脱下假面后,电影成了一种命运,如果可以,她希望一直拍下去,“电影给了我所有去体验、去消化、去表达的机会。我很渴望和别人有深层的联结和共鸣,所以能做导演是一个非常大的天赐的礼物。这是我的一个identity,我无法想象做任何别的事情,我生来就是做这个的。”
以下是她的讲述:

虽然这个世界是很割裂的,
但我相信那是少数人的事情
从《黑镜》制片人杰西卡那里听到《梦幻酒店》这个集名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自己会喜欢这个剧本了。
我常常一边看,一边就笑出来了。我之前并不觉得自己适合导《黑镜》的一些很科技感、像游戏一样的剧本,但这个剧本不太一样,很对我的胃口。

它讲的是两个电影女演员跨越时空的联结。黑白片的时代是一个很黄金的年代,里面的女演员常常是很光鲜亮丽、很优雅的,我们很少能看见女演员背后的艰辛。那么唯美的一个世界,很难会闯入一个非常不和谐的元素——一个现代的、黑人女演员,替代“男主角”,很违和地进入到一个神化的世界里面,我就很想尝试一下这种反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样的爱情是一种什么样的质感。
这种情感和我们现在通常讲的“人机恋”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把情感投射到AI上面,它会根据你的反应,顺着你的意思去说,满足你的情感需求。但克拉拉不是你的一个投射,她是很有自己的自主意识的,她和布兰迪之间会吵架、会起冲突,在这种平等的碰撞中,让对方认识到自己是谁。
因为我真的很想拍,所以后来去见编剧查理的时候,我准备了很长很长的幻灯片,几乎为每个情节都找到了画面参考,告诉他我想怎么拍。后来他们就把工作给我了。
剧本里最打动我的一幕是,当克拉拉意识到自己是AI创造出来的角色,而真实的自己(旧版《梦幻酒店》中克拉拉的演员多萝西)已经死掉了的时候,她决定要好好活下来,去弹奏一曲《月光》。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角色。
弹奏《月光》的时候,克拉拉也把力量也传递给了因为被困在电影里出不去的布兰迪,让她重新有了面对的勇气。
在看剧本的时候,整个剧组的工作人员,大多数人其实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力量的转换,可能查理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但是我感觉到了,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是克拉拉给了布兰迪力量。

《梦幻酒店》剧组合照
所以拍出来以后,我并不确定这一段可不可以打动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播出以后,我非常好奇,恨不得到大街上去问一问,你看没看?有什么感受?我是很喜欢看评论的,发现大家能看出来,就会觉得很欣慰。
在一个全球的平台上,我面对的是全世界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观众。《黑镜》第七季开播以后,说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的,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写信过来,喜欢不喜欢的都有。我本来以为这一集打动的主要是女性,后来发现有很多男性,比如足球教练什么的,印象中非常男性化的人,以为他们根本不会看这集,但他们会说很感动,还会承认自己看哭了。这让我发现,原来人比我想象中更多样化、更开放。
因为我觉得大家内心渴望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都想感觉到爱和痛、伤感还有快感。虽然这个世界是很割裂的,但我相信那是少数人的事情。

必须要让大家的灵魂有喘息的空间,
才可以创作出有灵魂的东西
选角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克拉拉一定要选一个英国人,有着标准的伦敦英音,举止动作也要很符合优雅的在老电影中的感觉。艾玛·科林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艾玛·柯琳在美剧《黑镜》第七季剧照。©视觉中国
而布兰迪需要有一些喜剧天赋,要和那个年代很违和才可以。伊萨·雷是一个自己会做rap,自己会写剧本的演员,就很有现代感。

伊萨·雷©视觉中国
我们很容易想到艾玛应该演成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榜样和模版了,她也演过很多这样的角色,但对于伊萨来说,是没有任何模版的,经典电影里演艾玛对手戏的都是帅气的男演员。所以我会想,她要演成什么样观众才能没有不适感呢?我也不知道。这是故事有趣的地方,对我来说。
影视作品里面我很少能看到血肉饱满、各种情感同时存在的女性,我们看得太少了,就会觉得女性是单薄的,偶尔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女性角色,就会感叹她很有力量,但其实那就是正常的、真实的女性。
其实很多女性都有像克拉拉这样的主体性,可能前一瞬间她是崩溃的,但是后一刻她会决定,我就要去尝试一下,为自己好好活一次,我觉得我们女的就是很容易在一念之间觉得“我不需要这样”、“我可以更好”的。只不过我们常常看不到这样的呈现。
小时候我喜欢打篮球,体育老师都会说这是男孩子做的,女孩子不可以,我会把这些都写在日记本里,很生气。我觉得女性都有过这种经历——一直抵触着压力,然后找到自我的过程,所以你一定是逆商很强的、很有力量的。一个真实的女性身上一定是很多冲突的元素同时存在的,比如她作为一个母亲,会爱孩子,但同时很讨厌做母亲。我想拍的就是这样真实的女性角色。
我们的制片、录音师、美术指导,周围目之所及,几乎都是女生。
对我来说,作为导演最重要的是一个好的气氛,我希望片场是轻松而不松垮的,大家是放松的,但又非常有秩序的状态。拍摄的时候,大家都能非常受到尊重,能够被看到,所有的剧组人员都会提自己的建议,都有自己的主动权。
在现场我从来不会紧张或是焦虑,我们会像玩儿一样把戏给拍了。《梦幻酒店》一共拍了五周,一周工作五天,我觉得必须要让大家的灵魂有喘息的空间,才可以创作出有灵魂的东西。我也不希望有人来打破这种环境,一开始我的制片有一天非常紧张,如果她来现场,我们的气氛就会改变,所以我会努力地让她不要来(笑)。

王昊鹭和主演们在《梦幻酒店》拍摄现场
当然我自己会很清楚有多大的压力,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平台,成本也很高,我又是一个年轻的导演,但是我必须把这个压力给扛住,让剧组的大家觉得没有压力。说实话,我觉得接受过高考,你就会抗压能力特别强(笑)。我可能一直都是个不焦虑的人,做投行的时候,压力也很大,有一次要去纽约做上市,我连续48小时没有睡觉,但可能是给自己一个信念吧,我觉得把压力给别人会适得其反。

不设防的,才是诚实的
我从9岁左右就开始看电影,那时候电影是我的一个秘密乐园。4点多放学,我爸妈6点回来,所以我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到家以后,就把电视机罩打开一些,偷偷开始看。
我坐得离电视机特别近,在自己的房间把作业都准备好,听到爸妈回来就立刻把电视机盖关掉,装作回房间写作业。但其实我爸妈都知道,因为他们回来一摸电视机后面,就会发现是热的。
周末我在家附近上奥数班和作文班,补习班旁边就有一家卖盗版碟的店,那些盗版碟连封壳都没有,就是一些硬纸壳包着的塑料。我每周都趁课间去买VCD,问老板这周又到了什么新货。
我就这样看了几百张碟。看《洛丽塔》、《红白蓝三部曲》,我爱看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当时没有道德感的约束,会觉得这些情感都是很动人的。
对那时候的我来说,周围的世界总让我觉得有种束缚感,但是在电影里,世界好大、好精彩,我会觉得特别安心。
11岁的时候,看到《这个杀手不太冷》,当时我就迷上了娜塔莉·波特曼,迷上了纽约的故事。我觉得好震撼:那个小女孩跟我一样大,为什么她跟我的生活那么不一样?里面两个人很暧昧的一些情愫,其实可能是当时看来少儿不宜的,我不该理解到的,但我当时理解到了,也没有觉得不正确。
我拍完《怀孕的大地》以后,很多人问我你喜欢拍什么样的东西。后来我自己总结出来就是“emotional fantasy”(情感幻想)。

因为我是个想象力和情感都比较丰富的人,所以我喜欢在一个奇特的情境下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故事,不是完全现实主义的故事。比如《怀孕的大地》里,失去还没出生的孩子的妈妈看见隆起的大地,就觉得好像那块地面也怀孕了一样,这是她自己想象出来的。
我喜欢拍情感戏,但是这些情感是在一个想象的空间、一个相对抽象的空间存在的情感,它可能有一些想象、一些投射,有点超现实。
这种超现实的情境,是自我发现式的,你可能会发现一些自己身上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部分,没有出现过的情感和感受,会更理解自己。就像照镜子一样,在那一瞬间你是不设防的,我觉得那才是诚实的。

早上醒来我就已经改变了,
无所畏惧,什么都不怕了
我从小就习惯假装,扮演一个喜欢数理化、努力高考的好学生角色。
在伦敦花旗实习以后,我就知道自己很讨厌投行的工作,但我就是要假装去面试,去拿这份工。当时其他的工作机会我也都不是很喜欢,而且挣钱没有这个多,我就想,那不如就去这个挣钱最多也很讨厌的东西,在香港开始做投行。
假装就像演戏一样,做一个好的演员就演过去了。假装其实很容易啊,因为所有人都会觉得你当然会喜欢这个工作,大家都想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没有人会质疑你。
投行听起来是一个很高级的白领工作,但当时我完全没有野心,并不想被升职,不想努力把它做得特别好。甚至最开始我同时拿到了几个银行的offer,我会选一个不那么好的去做,因为我不想那么辛苦。
一开始我还觉得无所谓,到工作一年多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抑郁。就好像是嗓子里有个东西卡在那,说不出话来的感觉,觉得自己和周围格格不入。有时候,我说一些自己的想法,或是昨天晚上做了什么,周围的人就会用那种“你在说什么呀”的眼神看着我。我突然发现大家跟我是那么不一样的人,我在一个非常不适合我的环境里面,没有任何人是理解我的。
我觉得那时候的我已经太久不能做自己,以至于已经和自己脱离了联系。
有一天晚上加班到12点回家,我一个人在电视机里看伯格曼的《假面》的DVD。看了十几分钟,突然之间感觉额头开始冒冷汗。当时觉得给我的冲击力太强了,我就暂停,到楼下去散了个步,回来又接着看。几乎暂停了两三次以后,我才完整地看完。
这种观影体验我从来没有过,不知道自己看的是一部电影还是一个梦境。之前看的电影都是讲一个故事,但是《假面》不一样,它是讲影像的冲击感,是一种心理的、人的灵魂的刻画,让我觉得电影可以达到一种直接震慑人心的作用。
这就好像电影里的决定性瞬间那样,我真的就是这样决定了辞职。我突然觉得特别有力量,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就已经改变了,觉得无所畏惧,什么都不怕了。就好像之前一直在遮遮掩掩自己是谁,假装扮演一个角色,现在发现再也没有必要了。

王昊鹭和《假面》的主演Liv Ullmann
我是真的很想做电影。《假面》给了我这个力量,让我听到以前不敢听的内心的声音,就好像一场催眠。
那一年我25岁,读完大学开始工作,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人生的轨道。我突然觉得离死亡特别近,我能看到如果一直走下去,以后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我会想,如果就这样过一生的话,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很存在主义的一种危机。

辞职那天,王昊鹭和同事在办公室合影
辞职以后,我买了一个相机,开始拍很多照片,开始画画,搬到意大利佛罗伦萨,租了一个16世纪的房子,看了很多博物馆,也四处旅行。在一个很破烂的学校,开始上那种付了钱就可以去学的电影课,学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比如蒙太奇、剪辑、摄影机怎么用。后来又去了布拉格电影学院学了大概四个月,然后依靠自己的积蓄和众筹在香港拍了人生中第一部短片(《人字拖》)。

王昊鹭在意大利
当时我不认识任何人,所有剧组成员都是我在网上放广告招募来的,像浸会大学的一些学影视的大学生,演员也都是当地的朋友的朋友。
制片、剪辑、导演都是我自己,完全初生牛犊不怕虎似的按直觉去拍。当时是冬天,我们要拍在水里的戏,我像着了魔一样,每天都去取景的那个海滩,去看天气、景色,自己很拼命。其实到现在虽然有了更多资源,我也还是会这样去做。

如果从恐惧出发来做决定的话,
你是不能收获爱的
作为受雇导演,我也会有一些受挫的时候。有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数据,或者受众的考虑,一些我自己很触动的地方,就必须被剪掉,我会觉得很可惜。因为我知道他们有时候是错的,他们是因为害怕而去做的决定。
我觉得如果从恐惧来做决定的话,你是不能收获爱的,只能收获到一些保守的“还行”。如果你在作品里面放了很多恐惧自己的害怕和保守,大家能感受到就是害怕和保守,如果你放进的东西是爱、是自由、是舒展的灵魂,大家就能收获那些东西。我不喜欢做一个“还行”的东西,我想做一个大家爱的东西。
在行业内的这些年,其实我收到的大多数剧本都是没什么意思的,你看的时候,就能感觉到编剧写的时候就没有很爱这些角色,只是想用个公式化的东西来赚钱。像《梦幻酒店》这种和杀人犯罪没什么关系的故事很少见。英国这边最多的就是用那种类似警察在一个房间问询的场景,来制造张力,这几乎变成我选剧本唯一的一个条件了,就是我不想看到有警察(笑)。所以一般我就不做,我很难想象自己去做这样的东西。

王昊鹭在《梦幻酒店》拍摄现场
我现在想努力自己创作,虽然一定也会有很多羁绊的。
我很反感那些从外部视角来拍亚裔的作品,我一直在写的《湖水中的猛兽》,讲的就是一个从香港来英国某个城市的中国女性,嫁给了英国的白人男性,他们想组建家庭、生育孩子,但是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很多身份上的问题,比如在婚姻里感觉到的不平等的感觉,还有怎么理解自己到底是谁的问题。湖水的猛兽是一个隐喻,讲的是她心里的猛兽在平静的湖水下面。
这里面的女主角是最有血有肉的一个人,而她是中国人。我希望大家跟这位女性共情,如果能在荧幕上跟她共情,在现实生活中就会更能理解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很多人会说《梦幻酒店》是“东方气质”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会担心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太在乎自己的身份了,这是不是一种文化不自信呢?是不是一种太在乎自己,所以要特别努力去融入别人,这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会思考这些事情,但是同时可能里面确实有一些东方的东西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
其实在英国,没有人说这很东方,或者说他们理解不了里面的情感。所以可能只是我的这个风格比较细腻而已,我觉得可能跟“我是女性”更有关系,而不是跟“我是一个中国女性”有关系。

像我这样的华人女导演,行业内的大多数人平时都很少见到。所以他们在跟我说话的时候,因为不知道我会在意什么,就会非常小心地说话,但是这样还是会让我感觉很奇怪。我相信如果我是一个四五十岁的白人男性,他们跟我说话的时候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他们的很多偏见可能是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
但是我没有办法,只能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这个系统里面做到最好,争取属于自己的机会。
我觉得拍电影是我的生命的意义(笑)。平常说话你不可能讲述这么多感觉,但电影给了我所有去体验、去消化、去表达的机会。我很渴望和别人有深层的联结和共鸣,所以能做导演是一个非常大的天赐的礼物。这是我的一个identity,我无法想象做任何别的事情,我生来就是做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