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顶尖高校比作学术的“大厂”，那么文科院系就像其中的“边缘事业部”。在学术产值和资源分配中，文科往往处于劣势。专业被裁撤、招生名额减少、预算被削减，文科教师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优化”压力。

你做的事，价值在哪里？你是否形成了自己的壁垒，建立了核心竞争力？这一连串被当成大厂“黑话”的质问，如今也悬在高校文科教师头上。

KPI越来越高，专业之间实行“末位淘汰”，35岁年龄危机，都让好不容易“上岸”的文科教师重新被推到海浪之中。

自费带学生做调查、发小礼品吸引学生参加讲座以进行“学科建设”，在整个社会要求“文科”自证价值的存在主义危机下，高校教师的“自证”就显得更加荒诞无力。

01 “大厂”边缘人

对于985大学的文科老师来说，送别同事早已不算什么稀罕事。

上个月，张执一喝了顿散伙酒，主角是他们人文社会科学院一位没通过“非升即走”考核的同事。酒杯里泛着些许遗憾，共事6年，同事论文颇多，只差一个国家级项目就能达到晋升要求。今年他中了项目，但是没赶上职称评审的截止日期，无奈只能离开。

学院老领导为此掉了几滴眼泪，觉得没照顾好自己人。过了几天，这位离职的前同事，在南方某211高校找到教职，直接聘上了副教授。这至少意味着他暂时从考核压力中解脱了出来。看到他开始在朋友圈发旅游照片，张执一和其他还在苦熬的年轻同事们，反而羡慕了起来。

原来“被优化”也可以是种福报。同样是6年多前，张执一从海外博士毕业，加入了现在这所高校。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踏入的会是“学术大厂”。

作为高校“卷王集中营”，他所在的城市大学多，人才引进力度大，竞争也激烈。就像应届生挤破头也要进大厂，大学亦是学者们职业生涯期许的归宿。“安家费、职称承诺等着去兑现”，但拿到入场券后，张执一才慢慢明白：学校给的每一分投入，都明码标价等着产出回报。

这是“大学的企业化”，他悟出来了，大家都是给学校打工的。企业有35岁年龄危机，大学也有35岁申请青年基金的门槛。科研项目是大学老师考核、晋升的重要指标。这十年来，张执一的学院因为“非升即走”，走了十几个人。现在已经发展到，很多女同事只有评上了职称，才敢怀孕生孩子。

量化考核是大厂职工的常态，高校教师现在也不例外。连知识生产都与KPI紧紧挂钩了——论文数量、课题成果、教学课时，每一项都有明确的数据要求。更严峻的事实是，在这个“学术大厂”里，贡献较少学术GDP的文科，渐渐沦为了更“边缘”的存在。

▲现在的高校教师，除了教学任务还有更多KPI。图 / 视觉中国

这是张执一觉得心酸的地方，他所在的学校，一年数十亿科研经费，“理工科项目经费动辄几千万元，文科院系只够其中的零头”。他的专业每年都要带学生去外地进行暑期实践，学校没有经费支持，张执一只能用个人经费资助学生的吃、住、行，费用加起来超过了5万元，用他的话来说便是，“花自己的钱，为学校培养人才”。

为了学科建设，他得像完成OKR一样拼命推进其他工作。连轴转的那几天，他3天内接待了4波人，都是学院领导邀请的各路知名学者来讲座交流。一次讲座前，他发现能坐40多人的会议室空空荡荡，于是急忙喊学生救场，后来班干部私下提议，“老师，要不以后改成强制性参会，或者给来听讲座的同学发点文创礼品？”

整个文科都笼罩在一股寒意中，这已经形成一种社会性的潮流。

教育资源越来越向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集中，文科专业成了被裁撤最多的领域。张执一的学校就开始在文科专业内部进行“末位淘汰”，取消了不少生源质量靠后、就业率差的专业学位点。“学校要求我们必须自己砍专业，会评估培养效果、就业情况等，排名最末尾的就有可能被淘汰。”

以文科著称的复旦大学，在今年建校120年之际，迎来了一场教育教学改革，今年2月底，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在春季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表示，复旦大学将调整文科招生比例，从30%-40%降到20%。“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张执一参加学术会议，听说还有好几所头部高校在压缩文科规模，文科预算也“砍了上亿元”。经费在削减，但考核还要加码，“降本增效”终于落在了文科教师头上。

部分文科教师会面临“失业”的风险。每日人物获悉，某中部工科院校撤销法学学位点后，老师们分流到了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大学语文教研组。他们退无可退，毕竟，思政课、大学语文和大学英语这些公共课，是大学文科的“底线”。由于有很多文科专业直接并入了马克思主义学院，还有人调侃“理科转码，文科转马”。

▲越来越多文科老师开始转入大学的公共课堂。图 / 视觉中国

在更多普通学校，文科教师的处境或许更具有普遍性。“工作的‘牛马感’很强，”黎红说，她是某二本学校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老师。最近，教育部的学科评估让他们焦头烂额。学校提前一年就开始为考核做准备，老师们翻遍柜子，找出了近3年的教学材料。抽查时，院领导绷着一张脸，把办公室主任吓得不敢吭声。

这一切都关系到学校的生存，也关乎老师们的饭碗。黎红所在的学校，文科专业肉眼可见地萎缩。就在张雪峰火起来的这两年，新闻和广告专业，从鼎盛时期的百人大班，缩水到勉强凑齐40人。“网络与新媒体”因为“看起来新一点”，招生还不错。就像学校前几年把“信息工程学院”改成“人工智能学院”一样，只是恰恰踩准了风口。

就业严峻也是事实。整个学院，八成的学生考研、考公，只有极少数人进了企业。黎红负责把就业率“控制”在80%以上，她挨个联系毕业生，告诉他们，“学校可以帮忙盖（公司）章，不影响应届生身份”。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专业的就业率低，也是这个专业在社会上的需求量、认可度、竞争力在走低的象征。

目睹了文科行情的变化，当有即将毕业的学生犹豫着来问张执一考研方向的选择时，他的第一反应是，“赶紧选个能赚钱的工作吧”。作为沿着文科学术道路走出来的学生、老师，这个下意识的回答让他冒出了冷汗。

02 如何自证价值？

这几年的大厂叙事里，“自证价值”几乎成了每个悬浮在系统里的组织和个体最大的焦虑。你做的事，价值在哪里？你是否形成了自己的壁垒，建立了核心竞争力？这一连串被当成大厂“黑话”的质问，如今也悬在高校文科教师头上。

博士毕业那年，张执一不会想到，自己找工作的经历，其实已经预示了他未来的处境。

他以宗教学学者的身份回国找教职，过程并不算顺利。他先是拿到零星几所学校的offer，但都没有编制。后来，他刚好碰到现在这所学校往综合性院校转型，对文科专业有需求，于是成了被最后一批“大规模招聘”纳入的人，进了社会学主导的学院。

宗教学这样的学科在国内高校的学科布点很少，再加上学科的研究周期长、产出慢、发表难，逐渐被贴上了“养闲人”的标签。“不生产论文，这是会拖累学院学术生产的”，那时他就听见这样的声音了。

综合性院校里的文科学院，就像大厂里“只花钱不挣钱”的部门，现在再也不能一直耗钱了。张执一所在学校的校领导发明了个词，叫“库存经济”。学校财政预算在减少，学院难以从中获得额外的拨款，只能依靠现有的人力和资源去“盘”。“如果能搞起来就继续搞，搞不起来就慢慢‘死’掉”，这是校领导传达的意思。

于是，文科老师和文科学院，都面临着一种自证压力——大家需要不断展示自己对学校、对社会有产出、有实际贡献，以此证明自身的价值和必要性。

张执一看到，有学校的文科学院为了创收，开始面向社会开设“研学班”。例如新闻学院开创“人工智能人才培训班”、历史学院设立“领导力提升研修班”，社会学院也开办了“研学夏令营”。他想到自己曾掏钱带学生做暑期实践，而这类“研学班”收费几千元到几万元，就能顺势帮学院提供一些补贴。他所在的院系，一些大佬级别的老师，拉到政府的横向项目，这也能为学院增加收入。

▲张执一为了申请国家项目，加入到青年人烧香的队伍。图 / 讲述者提供

对更多老师来说，证明“产值”的方式就是努力发论文。

学术研究也得紧跟热点、拥抱市场。张执一每次申请课题，都会看到“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社会治理”等，那些符合国家战略的选题，总是最热门的方向。“只有选择学校认定的优势发展方向，研究才能得到相应的经费支持。”潮流的变化也很快，人工智能火了以后，连哲学、中文和历史等传统文科，也都得跟AI有所结合，以此获得合法性。

“学术大厂”里，最受优待的是理工科老师。有老师戴着“海外优青”的帽子回国，直接被聘为正教授。他们手握几百万元的科研经费，实验室里招满了打卡“上班”的学生。而如今，文科也兴起了“有组织科研”，导师们将底下的博士、硕士还有本科生聚在一起，各自分工，“就像流水线那样写论文，确保每个人每年都能发几篇期刊论文，集体为院系发展积累成果”。

就这样，不愿被边缘化的文科，也渐渐套上了工科思维。罗巍炎在某高校做博士后，作为一名文科生，他理解这种转变的合理性。“原来都是苦行僧式的、思辨的质化研究，现在都是讲究数字的量化研究。”对于年轻学者来说，量化研究可以更快出结果，发表也更公平和客观。但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写论文如果只是为了发表和评上职称，那么论文就被异化了”。

他感受到一种气氛的变化。在以前读博的文科学校，老师和学生都很松弛，大家随口的聊天都充满了洞见。但如今，人们评价那所学校，总会提到它的老牌和没落。而说起他现在所在的工科学校，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两所学校的咖啡馆分别叫“湖畔咖啡”和“满绩咖啡”，这仿佛是一种隐喻。确实有一些东西在发生改变，学术评价里，数量和结果总是那么显眼。同行聚会时，人们开启的第一个话题常是，“谁又发了多少篇C刊、多少篇S刊”，而不是“他写了什么”。

张执一跟同事之间的交流算多，一个让他意外的发现是：论文发得多的老师，比发不出论文的老师更加焦虑。“一年发4篇的人，想的是今年发了这么多篇，明年不能比今年差，后年还想发得更多。”焦虑是层层递进的，会随着他们的高产而不断往上堆。

▲文科教师也会因为发不出论文而倍感焦虑。图 / 视觉中国

无形之中，也是教师们自己把职称评定的门槛越抬越高。“那些发了顶刊的学者，会有点看不上次一级的期刊，也不太理解没发出来的人为什么这么慢。”张执一知道，按照劳动社会学的观点，当员工都开始“自我激励”“自我规训”，这正是“企业”最想看到的。

在这种自证价值的环境中，有人焦虑，有人漂浮不定，也有人看清规则后，选择放弃。在某一本学校新闻传播学院任教的斯万，连续4年申报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都没有成功。“30多位老师申报，但每年学院能够出校的名额只有一两个，哪怕是轮流，需要轮多少年才能把每个人都轮到？”在新闻传播领域，舆论机制、国际传播、集体记忆等是热门的选题。而他是做理论和思想史研究的，跟主流还有些距离。

后来他想通了。他不想写“命题作文”，更不想让专家去评判他的研究是否有价值。他决定不再迎合评审口味，而是做自己的研究。只是没想到，因为论文发在了顶刊，又拿到了省级奖，他“意外”评上了副教授。进入新的三年考核期，他没再怎么研究考核要求。大不了薪资少一点，反正他不再别扭了。

03 大厂、中厂、小厂

大学变成“学术大厂”，或许从高校本身的强等级秩序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国内学界许多学科每年都有年会，开会时学术大佬们山头林立，有的分论坛都是同一个师门的人。张执一作为海归不属于哪个圈子，好在有些朋友还愿意带着他玩，所以他会在朋友们所属的论坛来回转悠。有一次，他在一个会场听到同行开了一句玩笑，“学界大佬宁愿跟头部院校的讲师说话，也不愿搭理一个二本院校的院长”。

围墙是一点点构筑起来的。对大学教师来说，能一路走窄路进入高校，他们无疑都是“读书的料”，实现了某种阶级跃升。而现实是，越是在象牙塔的顶端，光环越大，考核、标准与章法也越多。

如果把985高校看作“大厂”，那么211高校，以及普通本科，则是“中厂”“小厂”。

进入顶尖的“学术大厂”，就得当一个全能的“牛马”。张执一说自己算“卷”，刚入职时，他每天雷打不动写论文，晚上待到图书馆闭馆，这跟学生没什么差别。有幸在考核期内评上副高，但压力并没有因此减轻。

▲繁重的论文压力，大学老师也会在学校的图书馆待到闭馆。图 / 视觉中国

做科研，不光要有论文和项目，还得拿到科研成果奖；教学上，不仅得让学生满意，还要有教学成果（如教材、教学成果奖、授课竞赛奖）；职称评审的要求越来越高，“破五唯”（破五唯：打破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评价标准）以前是不要求出书的，现在专著也成了必需品。“以前是唯项目、唯论文，现在不唯这些了，变成了什么都要，全方位地卷。”

不论是“青椒”还是大佬，大家都会被考核。今年3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61岁的特聘教授李力，因为不满学校将其聘期考核评为不合格，在朋友圈发了一个“罪己诏”。有网友总结中南财大的考核标准：一位二级教授，需要在4年聘期内，至少发6篇C刊、1到2篇A刊。而一位法学的四级教授，则至少要发4篇C刊和2篇B刊。即使完成4年的聘期考核，也只是“不被降薪或者解聘”，等待他们的还有下一个4年的轮回。

正因为感觉顶尖学校的压力太大，很多老师甘愿从“大厂”跳去“中厂”。就像斯万所说，他在目前的一本学校，尚能找到比较舒服的状态。没有太高压的学术考核，他反而能做一些教学改革的尝试。

有一门讲新闻生产的课，没有教材，也没有传统的知识体系支撑，他带了两个学期都感觉不适应。于是他改了课程，变成了对《南方周末》《新闻调查》，还有普利策新闻获奖作品的研读，再让学生独立操作自己的作品。还有一门课，他直接扔掉过时的课本，让学生先做媒体的市场调查，再让他们自己做账号，以了解媒体的运营逻辑。20多个学生小组中，账号视频播放量高的到了300多万。

▲大学教师们在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图 / 视觉中国

不过这些创新在庞大的体制面前有些微不足道。8年前，斯万刚进入这所学校时，就听领导提到，有些课程设置已经跟不上时代了。但培养方案四年才能调整一次，直到去年，学院才对课程进行了大规模换血。

整体上，高校的科层制管理跟不上市场发展的速度。他还感受到一种更深的教育分化：新闻班上，一个男生也没有。相对弱势的学科，女生正变得更多。他去不同学院监考时就发现，性别在文科、理科专业上基本已经固化。

“系统世界”入侵和殖民了“生活世界”。研究生课堂上，斯万讲过哈贝马斯的理论。他很难不关联到现实。如今的大学，就像一个“系统”，一个不断运转的“学术机器”。在这个环境中，务实、技术至上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人文关怀和价值理性却在悄然退场。老师们疲于应付论文和各种指标，学生们则忙于卷绩点、刷学分，备战考研或考公。师生之间本该有的那些知识、思想交流却越变越少。

如果去到“小厂”，还会发现很多赤裸裸的问题。和在互联网公司类似，大厂人困于内部的高度竞争，小厂人则困于企业生与死的发展焦虑，毕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高校“小厂”也是，他们最焦虑的是生源的减少。

曾在某文科的考研辅导机构兼职过的罗巍炎发现，现在的文考考研人数，“不是腰斩，而是‘膝斩’”。疫情三年由于研究生扩招和出国留学受限，且因为“门槛”相对较低，还有一些人从理工科跨考文科，这三年竟成了文科考研机构的高光时刻。那时，几千块钱的全程班，都有大几千个人报，“形成一种过热的幻象”。如今考公超过考研，成了更稳妥的选择。

当整体行情在下降时，“小厂”内部开始抓行政和管理。二本学校的网媒教师黎红，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上课、开会、写会议记录、写活动稿；查寝、查课，并记录在班主任指导手册上；收集招生材料、带学生做舆情、录制线上课堂。最麻烦的是带毕业论文，学生的论文写得天马行空，除了错别字、语病，AI率高，黎红看到一位男生把学校的名字都写错，被气笑了。

▲大学教师们也承担了许多行政类的工作。图 / 视觉中国

“机器”转个不停，老师们“躺平”的倾向却愈发明显了。黎红发现，那些有小孩的老师，都不想升副教授。毕竟，大家身上一半的行政任务，一半的教学任务，如果考核变严，工作更不会轻松。网媒系的“副系主任”位置一直是空缺的，它相当于一个虚职，得帮系主任承担琐碎的行政工作，办公室里谁也不愿意做。书记挑中了一位老师，他因为很不开心，摔门就走了。

黎红不是没想过换工作，如果去更好的学校任教，她就得考博。到底是考博，还是直接找个收入更高的工作，她没想清楚。于是，思考是否考博这件事，也变得功利了。她向朋友寻求建议，得到的回答令人沮丧：如果想跳槽，她还可以做小学老师、初中老师、高中老师，“好像是逃离不了老师了”。

04 漂浮的“小气泡”

作为年龄“不上不下”，处于职业中期的学者，张执一这样描述他们这一代学人的处境：往前看，前辈们曾享有学术发展的黄金期；往后看，年轻一代面临着极其残酷的竞争压力。在这个学术红利逐渐消退的时代，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趁窗口期彻底关闭前，尽可能再握住一些东西。

的确是今非昔比。2000 年，全国博士毕业生数量仅1万余人，那时进入高校算容易，到 2022 年，博士毕业生的规模激增到了 8.23 万，学术市场严重供大于求。人才过剩了。文科的教职岗位稀少，门槛更是“高”。每日人物获悉，华东地区某211高校的一个文科专业，“手上没有10篇核心期刊论文，简历关都过不了”。

那天喝完“散伙酒”后，张执一晚上10点才到家。情绪还没来得及平复，他打开电脑，开始改第二天上课的ppt，一直做到了凌晨。他想起几天前和一位海外的老同学聚餐，几年没见，对方很惊讶，觉得他的脸变肿了，黑眼圈也很明显。他指着自己的脖子和腰，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都成了标配。学校工作持续的负担，给身体留下了一堆小毛病。

高校老师也越来越像大厂人，吃“青春饭”，或者说，要尽可能在人生最黄金的阶段，将自己的价值榨取到极致。

“25岁硕士毕业，30 多岁博士毕业，再从基层岗位从头开始，所有的学术、工作重心都压在人生最黄金的年龄段。”尽管他已经认清，这只是一份工作，不会再“以学术为志业”。但现阶段最重要的事，还是得先升上教授。“上到正高就不想再玩这个游戏了，没有意思。这个学术体系就像是在给我们面前挂一根肉骨头，让我们去拼命追逐。哪怕升到了教授，如果你还有野心，后面还有长江学者、文科资深教授......”没有尽头。

回顾走上学术这条路，斯万感慨万千。他从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遇上报纸蓬勃发展，班上的同学都想去大型报业集团，他也有一颗想做专栏作家的心。他先是加入了南方某都市报，后来又调去了杂志社，工作快10年，也蹉跎了好一阵。2012年，纸媒广告整体下滑，人到中年，他不想再做了，决定辞职回家考博。

他喜欢理论研究，享受抽象思辨带来的思维乐趣。他迷恋上了杜威，米德、哈贝马斯、拉图尔等人的理论，理解知识是如何积累的。虽然他认为，“思想史的阐释对整个社会学是有用的”，但抽象的理论研究似乎很难具体反馈社会。斯万渐渐发现，大家的兴趣点不在这里，他的文章并没有激起什么水花，也没有太多人一起交流讨论。虽然很喜欢这份研究，但一个现实是，他遇冷了。

在另一边，很多高校文科教师在主动追求“热”。他们或成为公共议题的发言人，或直接作为知识型“网红”，在播客、社交媒体上谈论青年人的焦虑、当代社会的内卷，这样获得了越来越强的可见性，也收获了很多共鸣。

▲文科大学教师正在追求转型，开设大型公开课。图 / 视觉中国

这种反差颇具意味：一方面，象牙塔里，文科专业的师生，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压力；而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年轻人却愈发渴望从人文社科知识中寻求精神慰藉。人类学家项飙的“重建附近的生活”理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等关注年轻人焦虑问题的表达，长期在社交平台上被传递。

张执一是这样理解的，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似乎承载着人们理想的寄托和过去的乡愁。人们向往像人类学家一样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耐着性子做研究，也是对“生活更慢一点”的渴求。

他重新想到学生的那个问题，如果考研，到底选择哪个专业？他说，知识本身是珍贵的，学习这些学科没问题，但如果想把它们作为谋生的手段，那就是两码事。“单纯做研究谁都喜欢，但要考虑到把书里的东西跟田野结合，生产自己的知识才是难的。还有，你的研究到底是谁在买单呢？”

斯万形容高校老师如今的状态，就像被抛入茫茫大海，随波漂流。每个人都得寻找自己的锚点。上完课后，他通常坐半小时地铁回家。先吃顿饭，再陪孩子玩耍。看一集长剧，读文献到深夜，再去睡觉。他一直想写一本通俗的专著，现在已经开始了。他意识到，这件事和他当年想做专栏作家的理想是相通的。

疫情时，周遭的生活一团乱。学校停课，同事们为线上教学和科研的任务奔忙。在那个特殊时期，他又想到了哈贝马斯说的，人们是通过不断的互动实践交往，构造了各种意义世界。他把整个世界想象成由许多“大气泡”“小气泡”组成，如果外在的无情力量压制到个体身上，可以躲到小世界里面去对抗它们。

回想起近十年的记者时光，印象最深的还是与流浪汉聊天的那个下午。那是一个阴雨天，斯万穿着夹克，拿着笔和本，坐在流浪汉旁边。马路边的人走来走去。他问流浪汉，你为什么不去救助站？他一直记得那个回答，流浪汉说，他已经没有家人了，他想要自由，所以愿意承担这种自由的代价。

做自己自由的研究，就是斯万编织的一个意义世界。在这里，他常常感到自在和快乐。就算外面的狂风暴雨很无情，“文科寒冬”与唱衰的声音此起彼伏，那个巨大的“机器”也依然轰鸣，“但对我来说，它们都突然变得没有多大的意义和色彩了，不是吗？”他这样反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