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媒体已成伪命题：被科技寡头摧毁的21世纪新闻业

新时代的新闻业

实际上，新闻行业已沦为自身被俘获的共谋者。这种共谋削弱了我们履行最根本社会职责的能力：监督权力。曾经看似缓慢侵蚀的现象，如今已演变为加速滑坡，而那些声称捍卫言论自由、却通过算法放大威权主义的科技寡头，正是推波助澜者。

试想一位气候活动家加入由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设立的气候变化监督委员会，其职责仅限于审查少量投诉，而埃克森美孚则继续投入数十亿美元扩张化石燃料产业并否认气候变化。

Meta的监督委员会为一个平台提供了庇护，而该平台的设计与优先事项本质上正在破坏我们共同的现实。所谓“公共广场”——互联网曾承诺培育的倾听与对话空间，如今却在助长其毁灭。这不仅仅是个比喻，它是支撑正义与开放社会的基本基础设施。

特朗普对媒体的新一轮攻击、美国突然撤回对全球独立媒体的资金支持、平台在传播虚假信息中的共谋，以及对记者敌意的常态化，已剥去了我们对当前局势的最后一丝幻想。曾经看似缓慢侵蚀的现象，如今已演变为加速的雪崩，而那些声称捍卫言论自由的科技寡头，正通过算法持续放大威权主义者的声音。

作者：娜塔莉亚·安特拉瓦

编辑：阿K

四月初，我身处意大利佩鲁贾那座令人屏息的圣弗朗西斯广场教堂（Chiesa di San Francesco al Prato），与一群执着于追求永生的男性展开对话。

当阳光透过彩色玻璃洒在斑驳的石墙上，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举报人克里斯托弗·威利讲述了一场与硅谷大亨的晚宴。这位大亨深信，饮用自己儿子的血液能令他长生不老。

“我们搞错了，”布莱恩·约翰逊对克里斯说，“上帝并未创造我们。我们将创造上帝，然后与他融合。”

这并非夸张，而是正在科技精英中悄然生根发芽的世界观——一种融合了对力量、财富与无限野心的信念，赋予他们自我认定的使命去塑造人类未来。

在制作播客《被捕获：硅谷人工智能接管的秘密》期间，我们在佩鲁贾的教堂中逐渐意识到，我们调查的不仅仅是技术，而是一场带有预言、救赎与永生色彩的原教旨主义运动。然而，当我在佩鲁贾的舞台上向同事们谈及这些发现时，我至少有一瞬间感到自己像个阴谋论者。在新闻会议上讨论吸血的科技大亨和神一般的野心，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不恰当。我隐约感到，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听到我们揭露的内容。事实上，这些理念并非边缘思潮——它们正是新兴权力结构的核心。

“别那么客气了。”克里斯·威利敦促观众，挑战记者们正视科技界最强大人物身上那种近乎宗教狂热的超越欲望。

我们之所以忽视这个故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新闻业主动选择与科技巨头成为“朋友”：接受平台资助、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将这些公司视作潜在的救世主，而未能认识到它们的商业模式与健康的信息生态系统本质上存在冲突。健康的信息生态系统对新闻业的重要性，如同空气之于人类。

实际上，新闻行业已沦为自身被俘获的共谋者。这种共谋削弱了我们履行最根本社会职责的能力：监督权力。

随着科技亿万富翁跻身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群体，我们的行业——急于相信他们的承诺——却难以用过去审视政府、寡头或其他企业权力的严谨与独立性来审视他们。

这种张力在节日期间的一场专题讨论（panel）中尤为明显。当我质问《卫报》前总编辑、现任 Meta 监督委员会成员艾伦·鲁斯布里杰，为何在 Meta 放弃事实核查后仍拒绝辞职时，他的回应与我们先前交流如出一辙：他坚称，委员会成员身份使他能够在影响个案的同时，对更广泛的错误方向保持独立。

这种辩护揭示了制度俘获的根本陷阱。Meta 系统性地招募备受尊敬的记者、人权捍卫者与学者，将他们安置在监督委员会的高薪职位上，为公司披上可信的外衣。当委员会成员如鲁斯布里杰以“微小胜利”为由为参与辩护时，他们往往忽视了自身存在如何为一种与公共利益背道而驰的商业模式提供了合法性。

曾经看似缓慢侵蚀的现象，如今已演变为加速滑坡，而那些声称捍卫言论自由、却通过算法放大威权主义的科技寡头，正是推波助澜者。

试想一位气候活动家加入由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设立的气候变化监督委员会，其职责仅限于审查少量投诉，而埃克森美孚则继续投入数十亿美元扩张化石燃料产业并否认气候变化。

Meta 的监督委员会为一个平台提供了庇护，而该平台的设计与优先事项本质上正在破坏我们共同的现实。所谓“公共广场”——互联网曾承诺培育的倾听与对话空间，如今却在助长其毁灭。这不仅仅是个比喻，它是支撑正义与开放社会的基本基础设施。

特朗普对媒体的新一轮攻击、美国突然撤回对全球独立媒体的资金支持、平台在传播虚假信息中的共谋，以及对记者敌意的常态化，已剥去了我们对当前局势的最后一丝幻想。曾经看似缓慢侵蚀的现象，如今已演变为加速的雪崩，而那些声称捍卫言论自由的科技寡头，正通过算法持续放大威权主义者的声音。

中立的奢侈

如果说当今世界局势的严峻性有任何积极意义，那便是迷雾已散。在佩鲁贾，这种清晰感扑面而来。与去年许多人陷入的绝望情绪不同，今年的氛围充满了决心。赌注更高，威胁更显而易见，我所见之处，人们不再只是哀叹失去的东西，而是在策划并准备捍卫最珍贵的价值。

这种新获得的清晰感的一个意外牺牲品，是传统的新闻客观性概念。几十年来，客观性被奉为新闻职业的黄金标准——抵御偏见指控的防护盾。然而，随着对媒体的攻击日益激烈，新闻行业在全球范围内愈发被刑事化、妖魔化，这一事实已变得清楚：客观性始终只是少数特权阶层的奢侈品。

对于那些长期在威胁之下工作的记者而言，中立从来就不是可行的选择。如今，随着我们所处环境的剧烈变化，他们的经验和生存策略已成为整个行业必须汲取的宝贵教训。

这正是我们在佩鲁贾举办的“我够黑吗？”专题讨论（panel）的核心精神。该活动由我主持，汇聚了三位杰出的非裔美国媒体领袖。

“我来自黑人媒体传统，其根源在于社会运动，”URL Media 联合创始人、费城最古老的黑人谈话电台 WURD 负责人萨拉·洛马克斯（Sara Lomax）说道。她提醒我们，美国第一份黑人报纸创刊于1827年——比废除奴隶制早了数十年——它的使命是为仍被法律视为财产的人们争取人性与尊严。

Urbanworld 电影节总监凯伦·麦克米伦（Karen McMullen）谈到了定义非裔美国人经历的疲惫与坚持：“我们或许希望能依靠父母和祖先为平等所取得的成就而稍事休息，但我们不能。因此，虽然疲惫，我们终将胜利。”

资深记者、梅纳德研究所（Maynard Institute）所长马丁·雷诺兹（Martin Reynolds）则指出：“黑人的斗争是为所有人而战。对我们有利的，往往对所有人有利。我们想要公平的住房，想要接受教育，想要被尊重。”

在讨论接近尾声时，一位观众对我作为白人，在关于黑人经历的讨论中担任主持人提出了质疑。这一刻清晰地揭示了我们围绕身份划定的界限，既能保护我们，也能分裂我们。它也恰恰说明了我们为何要组织这场讨论：提醒我们，那些长期被排除在“客观性”之外的人们所锻造的生存与抵抗工具，如今已成为所有人在面对旧有确定性消解时不可或缺的资源。

受保护空间的力量

如果说那些始终生活在前线、从未享有中立奢侈的人们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生存依赖于开辟出这样的空间——在这里，你的故事、你的真相、你的社区能够延续，即便外部世界充满敌意。

这个观念在我心中逐渐清晰，是在佩鲁贾的一个夜晚。当时，我与一群同事共进晚餐，他们正面临裁员、诉讼，以及比我所承受更为严峻的威胁。有人提议玩一个游戏：“什么让你感到希望？”轮到我时，我发现自己谈论起在自由得以存续的空间中寻找希望。这些空间始终存在，无论环境多么严酷。

我提到了我的父母，他们在苏联是异议人士，厨房便是他们进行禁忌对话的避难所。我还谈到了我的故乡格鲁吉亚——一个在数百年入侵与压迫中保留了自身身份的地方，因为其人民一次又一次为书写自己的故事而战斗。即使在今天，当抗议者涌上街头，捍卫我父母当年在厨房里低声谈论的价值观时，他们的韧性提醒我们：生存，取决于守护那些能让你说出自己是谁的空间。

然而，有一个前提：要守护那些能让你说出自己是谁的空间，你首先必须清楚自己坚守什么——以及谁与你并肩而立。是那些梦想永生、渴望征服火星、在任何机会下都急于背弃多元与公平的科技精英？还是那些坚守人类尊严与正义价值观的人？那些即使世界试图让他们噤声，仍为争取被倾听与归属的权利而奋斗的人？

当我们围坐在餐桌前，每个人分享令自己感到希望的事物时，一位土耳其律师用一个比喻回应了我关于“守护空间”的观点。“在气候科学中，”她说，“他们谈论‘保护区’——那些被划定的土地，使生命在周围生态系统崩溃时仍能存续。它们无法阻止风暴，但为生命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提供了生存、适应的机会，并在时机成熟时再生。”

这正是我们如今所需要的：为不舒服的真相和复杂性设立保护区。不仅在新闻编辑室，也在餐桌、群聊、教室、聚会——在任何我们还能坦诚交流、深度倾听、敢于想象的地方。

更多风暴即将到来。更多威权主义者将崛起。民粹主义强人和寡头将持续碎片化我们的共同现实。

但历史若教会我们什么——从苏联的厨房到在奴隶制阴影下创办的黑人报纸——那就是：那些被精心守护的空间，故事与集体记忆得以延续的地方，始终是变革的摇篮。

当我们在逆境中培育这些复杂真理的避难所时，我们不仅是在生存。我们正在悄然培育我们渴望见到的未来。

在这样的时代，这不仅仅是希望——这是一份复兴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