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上，一个41岁的女人意识到自己并非男性的附庸，开始学习和工作，她会经历什么？她能获得自由吗？
扎西卓玛41岁，直播带货年销售额上百万。2022年，她因帮村里五保户卖农产品，被选为县政协委员。
但故事的另一面是：当地重男轻女的观念使她从未正式上过学，16岁被包办婚姻，35岁前一直困于家务。在她生活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江西沟镇，大多数40岁以上女性都经历着这样的命运。她们的日常还包括：没有经济自主权，连买几十元的日用品都需向丈夫要钱；不能“抛头露面”，踏进镇上的台球厅也会招来流言。
如果女性解放的基础是经济独立，扎西卓玛以及她所在小镇的女性还差得很远。她们的生活像是发生在旧社会，而非2025年的中国。阅读她们的故事，这种脱离现实的荒诞感让人难以置信，但正是这种极端处境，让我们反观自身，看到女性问题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共同根源。
2025年2月，我前往当地拜访扎西卓玛，原以为会记录一个“技术帮助女性进步”的故事。最初她也的确表现出“进步”的一面：她反复强调男女平等，积极学习，还在县政协开会时为女性争取权益。
但在一周后，故事呈现出更为复杂的一面：进步是有限的，困境却绵绵不绝，一个醒来的女性不得不与无数旧问题共处。这个故事讲述的恰恰是进步的艰难，以及一点点改变的珍贵。
“没有一个男人跳舞让我们看看”
扎西卓玛曾建议由男人为女人跳舞，庆祝三八妇女节。她强调，这一天不该只让女性出节目，“我们是在取悦别人，像服侍皇上一样，没有一个男人跳舞让我们看看”。
她对村里送的妇女节礼物——每个大队一只羊——也有意见，因为这只羊需要由女性自己宰杀、烹饪，最后打扫卫生。这一天妇女依然在劳动。
扎西卓玛是一名网络主播、县政协委员。今年3月6日，在乡政府活动室练舞时，她对镇长说：“为什么女的要跳，男的坐着看？你们是王爷吗？我们跳舞是因为我们想跳，不是跳给你们看的。”她建议妇女节由男人为女人服务，“我们要做王爷，让我们的老公当一天妃子”。镇长笑着答应了。
扎西卓玛接近1米7，皮肤白皙，扎着发髻。一天下午她走上小镇主街，穿着棕色金纹藏袍和黑皮鞋，更显高大。她每天出门前都会涂口红，戴上绿松石或红玛瑙的耳坠、项链和手串，每天换不同款式。首饰是她自己做的，做首饰是她的爱好。走在街上，她显得异常明亮，整条街像是她移动的背景。
她生活在青海湖畔的江西沟镇，这里是一片牧区。主街两侧是上白下红的两层房子，有餐馆、客栈和小商店，冬季大多关门，街上常空无一人，只有大风。高海拔使得天际线与地平线几乎重合，天空如同淡蓝色的罩子罩住大地。
她会和每家小商店的老板娘聊天，脸上挂着热络的笑，声音高亢。“你最近好不好呀？”她用藏语问，对方总会不好意思地抿嘴笑一下。她的搭讪有时还能促成生意。一次她去小超市取快递，十几分钟后出来时一脸兴奋。她看到超市里卖汾酒，想起认识的山西老板，便推荐自己的渠道，当场成交，能赚1000元中介费。
2019年后，扎西卓玛开始直播卖冬虫夏草，起初每天播8小时，后来延长到16小时。她的普通话标准，语速平和，介绍虫草的吃法、单价、重量和优惠，每10分钟重复一遍。有时她的语言显示出非母语者的质朴。她强调：“我可以昂首挺胸，炯炯有神地告诉大家没有水洗（虫草遇水会流失营养）。”她提醒顾客：“您买了虫草，一定要负责吃掉，咱们要对自己的钱负责。”
她用小刷子刷虫草，称重、装袋、贴标签，让顾客见证全程。6年间，她积累了3万粉丝，很多是长期回头客。
今年3月6日，扎西卓玛通知各户：3月7日晚将在家举办茶话会，女人吃饭，男人做饭。有人对她没好气：“我可以掏一万块让你们玩，但不要再来叫我的老婆。” 她联系了十几户，最终有6户参加。
3月7日晚，6位女性聚在她家，丈夫们做菜、倒茶、抬音响。饭后，她们唱藏语歌曲。扎西卓玛的丈夫还去县城给每位女性买了花。镇长和书记前来敬酒。3月8日妇女节大会上，镇长特别强调反对家暴。
第二天，扎西卓玛发来跳舞和聚餐的视频，不停地说“特别开心”，认为这样能推进男女平等，“先让大家意识到自己也能有自由的一天”。
“女人只要出来干个活就会变聪明”
扎西卓玛有一双厚实的手。我曾见她轻松拎起一个半人高的大水桶在院子里移动。她说，19岁怀孕7个月时还能扛起200斤的麻袋，一个月赚800元。
她是小镇上最忙的女性，除了承担家务和季节性农活（春季挖冬虫夏草，夏季采黄菇，冬季种青稞），还要打理家中的客栈和小商店。2019年后，她开始直播带货，并创建了一个小作坊制作牛肉干。
春天，她雇佣100多人在9座山上挖虫草，每天能挖到一两万根。她和一位助手每天晚上清理、上秤、登记虫草，白天边挖虫草边直播，凌晨4点睡觉，8点起床，持续45天。她负责做账单，丈夫结算工资。
夏季，她凌晨4点起床为客人做早餐，8点开始直播直到凌晨一两点，期间还需做饭、待客、打扫院子、处理生意，有时去县城发货。为维护与虫草队长的关系，她每月宴请他们。她家有300个碗，每月杀五只羊，每天和面，客人来了不论何时都开始做饭。
2017年，网购进入扎西卓玛的生活。起初她不信。直到丈夫网购的衬衫收到后，她才放心。半年后，丈夫又为客栈网购了十几个马桶，花了两万多元，让她“又气又怕”，这相当于当地一年的收入。确认没有被骗后，她责备自己“不该把外面的人想得那么坏”。
几个月后，丈夫彭毛多杰联系旧友宫海通，想请教开网店卖冬虫夏草。宫海通曾在青海寺庙支教，回内地后帮妻子做微商。扎西卓玛主动提出一起去山东济宁找他，觉得夫妻同去更显重视。
2019年初，35岁的扎西卓玛第一次坐飞机。看到工作人员“像变魔术似的”取出机票，她想起从小被教育“外面都是坏人，女孩不要出去”，“我觉得坏人没有，只有好漂亮的人”。上了飞机，空姐为她倒水，她觉得“很幸福，很大的待遇”。飞机颠簸时，她以为飞机坏了，问空姐能否下机。
在济宁，宫海通建议他们做淘宝直播，还强调要学会普通话。这是他们第一次听说“直播”。
回到家后，扎西卓玛和丈夫约定，先学会普通话的人就可以直播带货。女儿推荐《甄嬛传》，彭毛多杰看了一阵放弃，扎西卓玛则坚持，白天干活时播放，晚上逐句跟读，每天只睡4小时。起初她看不懂，第40多遍时能跟着说，第70多遍时才理解剧情，如今已看了130多遍。
她不只是为了直播，这也是她未竟的心愿。十几岁时，她上过一个月扫盲班，学会了写名字，但近二十年没再写字。她记得“扎西卓玛”四个字的样子，拿起笔却把“扎”写错，练了许多次才写完整。
学习普通话的第三个月，扎西卓玛开始直播，简单介绍自己为“青海人，卖家乡特产”，然后做家务，间或唱藏语歌曲。直播间总有十几位观众，有人教她聊天和汉字。几个月后，她能介绍家乡风景和特产，半年后开始销售虫草。
她还学会记账，手写虫草的成本、售价和利润，用计算器算账，刚开始感到烦，渐渐觉得并不难，“我不靠男人也能做得很好”。
一天，扎西卓玛和我谈到直播带来的变化，强调最重要的是“学会了汉字和普通话”，以及“交到了朋友”。几年前，一位粉丝专程来青海看她，让她想起童年时的表弟：“我见到粉丝，就觉得我也可以像小时候的他们一样有朋友，还可以认字”。
另一天，她指给我看一家名为“韵律美”的咖啡馆，是一位美国女人开的，每年夏天营业。去年她想去找那位女士学英语，但对方已离开，只能等到今年5月。她想起曾有粉丝教她用英语说：“My hometown is Qinghai Lake.（我的家乡是青海湖）”直播后，她因粉丝推荐下载了小红书和网易云音乐，在上面学英语、听英文歌和韩语歌，还迷上了韩剧和“腐剧”《陈情令》。
在直播间里，她看到当地女性和城市女性处境的差距。有一次，一个女顾客下单了一万元的冬虫夏草，她劝对方先去问丈夫，女顾客却说“不用问”。她感到震惊，“城里的女人竟然有钱”。一两年后，遇到女顾客下单，她仍担心对方会被丈夫责备。
她告诉我，当地许多女性没有经济自主权，连买日用品都需向丈夫要钱。尽管她负责直播销售和记账，但钱还是在丈夫手里。
当地男性普遍反对妻子外出工作，扎西卓玛经常难以找到直播的帮手，通常只有离婚或逃离家庭的女性能外出工作。有次谈到这一点时，她说，“女人的学习能力好像是比男人强一点，吃苦耐劳一点，女人只要出来干个活，就会变聪明”。她认为这正是女性被困在家的原因，“人都不愿意自己的老婆变聪明”。
2019年秋天，听说省里要做电商，她和彭毛多杰商量，决定去工商局注册公司，取名“格桑梅朵”，这是她最喜欢的草原花，生命力强。她对彭毛多杰说，公司不求大，但要能坚持下去。
他们卖掉200多头牛和部分羊，花了七八十万建起一个带设备的无菌房，制作符合卫生标准的牛肉干。之前，他们按传统在院子里晒，“脏了吧唧的风吹出来才好”，认为那样才正宗。这件事让扎西卓玛重新思考了“传统”：“好多传统的东西根本不是什么传统，只是条件达不到”。
“女人少说话就名声好”
扎西卓玛居住的江西沟镇，直到2019年还没有wifi网络。为了直播，彭毛多杰专门到县城请人安装网络，但至今仍不稳定，冬季大风常导致断网。
网购后，快递要到中国邮政或小超市自取，大件商品需自己开车去县城取。发快递也必须去县城，镇上到县城开车需两个小时。
镇上很少有人外出打工，牧民靠牛羊维持温饱。多数人只懂藏语，不会说普通话，尤其是40岁以上的女性，很多像扎西卓玛一样没有接受过教育。
2020年前后，网络购物在小镇上逐渐流行，比“外面的世界”晚了近十年。当地人主要使用“快手”和“拼多多”，觉得“拼多多”下单简单，看图能选商品，不识字也能用，且商品便宜，还能分享商品以获得降价机会。“快手”有“同城”功能，方便用藏语聊天。
当地人理解的“直播”通常是“快手直播”。但很快，“快手直播”就与“离婚”联系在一起。
四位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听说青海湖一带有许多人因此离婚。扎西卓玛解释说，一些女性婚姻不幸，爱上某个男主播，去找人，却发现对方与网上形象大相径庭，甚至有的家暴或欺骗感情。她还说：“她们都不知道带滤镜”，“所有不会做饭的男人在快手里都会做饭，勤快温柔的男人只有网上有”。
一天晚上，扎西卓玛家来了位男性客人，他曾在快手直播，但因妻子怀疑他与女主播有私情而停播。他现在也认为直播影响家庭。他给我看快手上某位青海女主播，指着说：“这个离了。”接着又划到另一位：“这个快离了。”
当地人十分看重“名声”，它直接影响办事的顺利程度和子女婚配。名声既看家产也看品德。一位男司机告诉我：“男人能做主，女人少说话就名声好。”
镇上有六家台球厅，镇上的男人们每天聚集在这里。他们早上赶羊到草场，黄昏再赶回，余下时间常在打台球。一家台球厅有近400人的微信群，每月办比赛，第一名可获摩托车或一万元。尽管老板声称没有赌球，厅里却不断传来“收款50”“收款30”的声音。
本地女性几乎不会去台球厅。一次扎西卓玛提议带我去台球厅，家里的一位男客人立刻提醒她：“换掉藏袍（隐藏本地身份），不然会有人说闲话。”
扎西卓玛开始直播后，镇上传起流言，说她“在手机里藏了男人”“放荡”，甚至有人说她“像个坐台的”。我与几个人谈起她的直播，发现他们不知道她是在“淘宝”上直播。镇上使用“淘宝”的人不多，他们混淆了直播带货和娱乐闲聊类直播。
扎西卓玛不是没考虑过这一风险。起初她只敢在家直播，外出时请丈夫陪同。但彭毛多杰不可能时刻在身边。有时他在车里睡觉，她独自在青海湖畔直播，关于她“和男人说笑”的传闻渐渐传开。
有次，她在户外直播，两个男人走过来，其中一个说：这就是彭毛多杰的老婆，她在手机上不三不四。她回应道：我听得见，声音可以更大一点。她参加婚宴时，一个男人问：你什么时候离婚？是不是傍大款了？她回答：我正经卖货。周围的人窃笑。
还有一次，彭毛多杰骑摩托车载扎西卓玛下山回家，她穿了短裤，风吹开了藏袍，村里有人造谣她“没穿衣服上山”。
随着直播间营业额的增长，镇上传起新说法：扎西卓玛一天的收入相当于一些村民一年的收成。还有人造谣称她以100元收购的鞋垫在直播中以3000元出售，欺骗村民。
扎西卓玛的儿子桑杰东智记得，过年时一位亲戚问他：你妈妈到底在干什么？真能赚钱吗？他没有回答，只觉得应该无视。他理解为“大家过着平常的生活，但我们家迈出了新脚步，对别人来说相当于危险”。
桑杰东智
流言最凶猛时，一位记者来找扎西卓玛。见面后，记者说在村里打听她家，但村民都说不认识她。记者给大家发了围巾、毛巾和牙膏后，大家又都说认识她了。听到这些，扎西卓玛感到绝望，觉得自己被村里人抛弃了，“我都不算这个村里的人了”。
她病倒了，躺在炕上起不来，去县城医院检查后，医生说可能是精神压力太大。她去县里找领导，请求开个证明，“证明我做的是一件正经事”。她向领导展示手机上的淘宝。领导问：淘宝是什么？也有直播吗？她想，“县里都不知道淘宝，这可能是一个骗人的平台”。回到家后，她更加无法起床，心里反复想着，“我真的错了，应该去放牛放羊，但又想坚持下去”。
三个月后，镇上新来的书记来家访，称她是“村里的网红”。她说：“我不是网红，可能我是被淘宝骗了。”书记告诉她“淘宝”很好，网购是大趋势，未来会普及，还给她家挂上了电商扶贫项目的牌子。书记走后，她“突然觉得病好了”。
晚上，女儿加洋卓玛回到家，鼓励她好好直播，卖出特产，赚到钱，“就不用再向男人要钱”。她给母亲打气：“你都学了普通话，村里谁会说普通话？”她安慰母亲的方式是给她做饭——她擅长做麻婆豆腐和麻辣烫。
扎西卓玛和女儿加洋卓玛
十多天后，扎西卓玛重新开播。“我有很大的希望，第一全村能说好普通话的是我，第二书记看好我，不能丢脸，第三我也要给女儿做个榜样。”但当地观念带来的考验并未结束。
此后的四五年里，她连一个助播都很难找到。去年，她联系到一位当地女性，结果对方的丈夫问：你给我多少彩礼？扎西卓玛问：彩礼是什么意思？对方说：让她直播，一次性给我彩礼，送你就行。意思是老婆一旦直播就会出轨，不如直接把老婆卖给她赚彩礼。扎西卓玛对我大声强调：“这件事性质非常严重，你明白吗？他有权利把媳妇卖掉！”
“我希望有同学，有组织
这样我就算一个公民”
扎西卓玛告诉我，她从小只有一个朋友，发小益西拉姆。两人常常一起哭。“她妈妈打她，我爸爸打我和我妈。”
扎西卓玛是家中独女，父亲因没有儿子常打骂她和母亲。母亲多次试图自杀，吞下一把镇痛片。祖父让扎西卓玛的表弟们尿进大缸再喂给母亲，帮助她把药吐出来。扎西卓玛记得：“我尿都没有用，男孩子尿才有用”。抢救母亲时，父亲仍在谩骂母亲是装病。
见面时，益西拉姆用一个兜子藏起家里的馍馍带给她，而她则带来炖肉。她们不能上学，只能一起放牛。这是青藏高原上这一代女性普遍的命运。根据《2020年青海省统计年鉴》 的数据估算，青海民族地区47.7%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在小学或以下。
十几岁时，扎西卓玛按政策入学，名字在小学挂了五年，却只上过一个月的课。她不敢提上学，怕被打。她常因表弟犯错被大人打，“说你不看着弟弟，不好好放牛放羊”。每当刮风沙，她还要去接表弟放学，把他背回家，一路上“风沙打在我脸上，不会打在他脸上”。站在校门口，看到同龄人踢足球、打乒乓球，她心里感叹：“他们好有用，而我们只能放牛，好像他们是被录取的，我们是被删除的。”
益西拉姆喜欢村里一个男孩，但她们被教导出门要低头，不能与男性对视或聊天。放牛时，益西拉姆总拉着扎西卓玛远远观望，只能看到那个男孩的侧脸。她们还被告诫睡觉时要平躺，不能翻身或磨牙，否则婚后会被嫌弃；结婚后不能离婚，“要忠诚于这个人到死”，否则会影响下一代的婚姻。
扎西卓玛比益西拉姆幸运一些。自祖父辈起，她家就是镇上最富裕的，开了第一间餐厅和客栈。作为独女，她被当作男孩培养，祖父教她开拖拉机、办证、申请贷款和摆地摊。十几岁时，她用祖父给的1000元买袜子，换成瓜子花生，再换成水果糖，最终挣了几百元，这些都是她后来做生意的基础。
但她目睹母亲每天凌晨4点半为公婆做酥油茶和热馍馍，送到炕上。公婆吃完后继续睡，母亲又挤牛奶和做早饭。整天，母亲带她捡牛粪作为燃料。在当地，牛粪不整齐或数量少会被视为媳妇和女儿懒惰、不孝顺。因此，女人闲下来就去捡牛粪。扎西卓玛小时候发现牛粪已经足够，母亲却依然每天捡23个麻袋。
16岁时，扎西卓玛被带到寺庙，第一次见到彭毛多杰。她不知道两家已定婚约，甚至没有看到他的脸，因为女孩不能抬头看男人。她只看到了他的手，白皙细长，让她印象深刻。再见就是婚礼上。当天，她意识到仪式与自己有关，却以为彭毛多杰第二天就会离开。第二天，她问小卖店的阿姨，那个男人怎么还不走。阿姨告诉她，那是她家女婿（彭毛多杰入赘她家）。她问女婿是什么，阿姨回答：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几个月后，益西拉姆也嫁了。扎西卓玛到邻县参加她的婚礼，以为不久还能再见。她不知道当地女孩一旦出嫁，往往很少回娘家。从此，她们四年没有再见面。
四年后，扎西卓玛得知益西拉姆回来了，便去看她，见面时两人抱着哭了一场。扎西卓玛注意到益西拉姆面色苍白，衣服破旧，关心地问：我觉得你老了，是不是结婚生孩子就老了，你和老公是不是没赚钱了？益西拉姆哭着告诉她自己离婚了。她说婚后丈夫总打她，一次还绑她在院子里，开车冲向她。她曾因受伤住院三个月，但娘家不同意她离婚。最后一次，丈夫将她打到骨折，才把她送回来并抛弃了她。
不久后，益西拉姆外出打工并再婚。几年前，她们在西宁又见了一面。益西拉姆说，这一任丈夫虽然偶尔会打她，但打得少，还会给她买衣服。她在上一段婚姻里多年没有新衣服，因此觉得这一段婚姻是幸福的。
从那以后，她们再没有见过面。扎西卓玛也需面对自己的困境。婚后几年，祖父去世，村里有人对她的父亲说闲话，说家产将来归入赘的女婿，留给外人不值得。父亲开始挥霍，酗酒、赌博、打架，最终负债几十万。彭毛多杰赌气去寺院做义工，离开了家。扎西卓玛带着祖母和两个孩子到县城租房，第一次找工作。在藏医院晒药、在鞋店擦鞋、在化妆品店做销售，她终于一年攒下3万元。
但一天，父亲醉酒后找她要钱，开卡车堵在家门口，不让她出门上班。第四天，她试图从车底钻出去，却被父亲抓住，只好交出了3万元。从此，父亲每隔几个月便会来找她要钱。
她不再拥有能常常“一起哭”的朋友了。女性结婚后被打散，只能独自面对各自的问题。我曾问镇上一位老板娘，女性之间有哪些聚会机会。她答：“妇女节。”她们一年中只在这天能借着乡政府组织的活动聚一聚。
有次，扎西卓玛对比自己和丈夫：丈夫20多岁才从外县入赘到这里，如今全村几乎都是他的朋友，而自己从小在这里长大却没有朋友。“因为人家是男的，哪里都可以去，哪个人都可以聊，我出去干嘛？丢人现眼吗？谁家老婆闲着没事在别人家聊天？”
“我只有一个朋友，就是我女儿，我把她当朋友，经常像闺蜜一样聊天，喝啤酒，除了她，我没有别的朋友。”她羡慕女儿有许多同学，常带零食从西宁坐车到镇上玩，帮忙打扫院子，还一起做饭。
一天在她的卧室，扎西卓玛告诉我，她至今仍想上学。我问她想学什么。她说不在乎，“我就是希望有同学，有组织，这样我就算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公民”。她问我：“如果我上学，会不会有很多朋友？我会有小学、初中、高中同学，我会有一个群体。”
一天晚上，她在客厅做饭时突然说：“太孤单了，放点歌吧。”然后放了一首韩文歌，说自己喜欢权志龙。过一会儿，男客人对她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你为什么多了这么多想法！”吃饭时，她又播放一首英文歌，跟着唱，发音很标准。她说：“我不懂英文，但可以唱出来。难过时我就喜欢唱歌，从小喜欢唱。”
十年前，独自带着儿女在县城打工第三年时，扎西卓玛找到彭毛多杰。她回忆：“我哭着求了一天一夜，没吃没喝，把他求回来了。”五年后，他们一起回到镇上的家。这时，扎西卓玛的父亲已老了，曾经的挥霍使家中经济状况糟糕，但他们共同努力经营客栈，彭毛多杰在大连找到了虫草客户，赚了四五十万。此后，每年春季，他们雇人上山挖虫草，人数渐渐增至100多人。
2019年，扎西卓玛开始直播。尽管经历了早期的流言，她逐渐赢得了一部分理解，常有老年女性主动请她帮忙售卖自采的黄蘑菇。她以为终于苦尽甘来，直到新的问题又浮现。
不能直播，但也不能不直播
在扎西卓玛的表述中，丈夫彭毛多杰是一位开明的人。她列举了他的优点：会烧炉子、扫院子，情人节送花，是“全村唯一给老婆送礼物的人”，也是“村里唯一不家暴的男人”。
她回忆婚后，彭毛多杰不强迫她同房，曾说“像恋爱一样追你，不同意就走”，还主动送她皮夹克、罐头，吃饭时问她想吃什么并夹菜，虽不做饭但陪她聊天，这些让她感动，因为“当地男人不会这样做”。
她分析彭毛多杰“开明”的原因：他11岁出家，后来还俗，去过西藏、尼泊尔和印度，见过大世界，家庭教育也很好。公婆去世前，公公会照顾婆婆，还让彭毛多杰发誓对妻子好，不能打骂。
我在当地的前两天，彭毛多杰总和善地笑。他和扎西卓玛身高相仿，穿紫色衬衣和牛仔裤，因腰椎间盘突出拄着拐杖。他开车带我们从主街驶向草原，按妻子的指示不时停车，等待她带我下车走一段，再上车，有时以极慢的速度跟在后面。
他强调自己多年来有卖虫草的梦想。当地人大多等待二道贩子来收虫草，而他婚后带着虫草去过香港、亳州（本想去上海却买错了车票）、大连寻找销路，但大多不成功，直到发现直播这条路。他用痛惜的语气描述当地人的状态：“天天放羊，天天躺着，外面没去过，就在这里吃饱了，不知道自己的时间浪费了。”他评价扎西卓玛是个好妻子，“没有缺点”。我问他怎么看村里针对扎西卓玛的流言，他摇头：“别人的闲话我不管。”
然而，在我到当地的第四天，扎西卓玛的儿子桑杰东智告诉我，母亲这两年常提到想离婚，原因是父亲酗酒，每月至少有20天在外喝酒，常半夜回家。父亲醉后常骂她，强调“这些都是我赚的，你要认清自己的地位”。母亲沉默，偶尔反驳几句，然后把他赶出房间，锁门让桑杰东智劝父亲回房，但他也无能为力。
有一次，父亲动了手，是在母亲出车祸后不久，他拎着她撞墙，导致她受伤的锁骨再次裂开。桑杰东智说，这和镇上一些男人对父亲说“你压不住老婆，迟早离婚”有关。
当天，我向扎西卓玛求证。她背对着我，沉默片刻才说：“好多实话不能说。我这么努力向上，摆脱男尊女卑，大家都觉得我没有被家暴过。”
她最受不了谩骂，觉得这比打她还伤婚姻。
她回忆那晚，自己在客厅躺着，彭毛多杰和客人喝酒到凌晨，喇嘛劝他结束酒局，以免影响她养伤，他却说“有啥不好？”她劝他睡觉，他突然提高声音：你为什么让我睡觉？没有我，你能有多了不起？随后把她拎起来撞向墙壁，她听见“嘶”的一声，锁骨再次裂开。之前的车祸导致她断了几根肋骨和锁骨。他让她走，她就推门出去了。
她记得自己往青海湖走。秋天，有冷风，她想着跳湖自杀，却又想起母亲该怎么办（父亲至今对母亲谩骂）。她想象母亲会因她的死而哭，直到哭瞎了眼睛。快到湖边时，喇嘛骑摩托车追上来，劝她回去。她最终坐上了摩托车回家。
回家后，喇嘛安排他们各自回房并让她锁门。第二天，她开始发烧，躺了十几天，没去医院。彭毛多杰没有道歉。她觉得锁骨至今没有完全愈合，常感到肩颈承受不了。
彭毛多杰每次醉酒后，第二天似乎忘了，白天仍尊重她。扎西卓玛曾想和他谈谈，但他只说“现在都挺好”，之后依旧喝酒。
我在镇上结识了五位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其中四位提到家暴问题。一位商店老板娘说丈夫把她的眼睛打青了。一个19岁女孩说表姐遭丈夫殴打三次，但家人考虑到她3岁的儿子，又把她送回了丈夫家。
很少有女性报警。扎西卓玛记得去年一位50多岁的女士报警，丈夫被拘留几天后回家再次施暴，她不得不再次报警，形成循环。扎西卓玛说“她现在名声坏了”，村里人认为她是想跟别人跑才报警抓丈夫。
“可能我学习过头了，他招架不住，其实他随随便便驾驭得了我”，她说。家里至今是彭毛多杰管钱，包括她的直播收入。“我每年都在赚钱，但我的钱却看不见”。作为法人，她办了张银行卡，却在彭毛多杰手上。去年，她唯一一笔大支出是带母亲看牙花了7000元，需和彭毛多杰商量，最终由他转账给她。
“我之前说过，在农村，女人一旦成功，再开放的男人都要打压你，我说这话是有原因的”，她提起了我们最初电话里讲过的话。这是她在经历家暴后学到的“最深刻的道理”。
就在这件事发生不久，扎西卓玛发现，她的客服，一位从内地前来帮忙的男士也骗了她。她刚开直播的前两年，这位男士负责财务，一直告诉她因成本高，没有太多盈利。第三年，她感到不对，开始亲自算账，发现实际上盈利不少。她没有此前的账本作为证据，只好与对方结束了合作。
从那以后，扎西卓玛常常向儿子倾诉。桑杰东智记得，母亲会问他支不支持自己，“因为她觉得身边人不靠谱，所有人都不支持她”。母亲还问他如果离婚，愿不愿意给她当客服，单干。他回答：“随机应变，真发生了再说吧。”那时他十五六岁，因校园霸凌退学在家，有时帮母亲做客服。他内向，很少说话，和姐姐一样，安慰母亲的方式是做饭，还用零花钱给她买她最爱吃的泡泡糖。
受骗事件对彭毛多杰也是沉痛的打击。一次喝酒时，他的一位朋友提到这件事，朋友离开后，他哭了，“我都不敢和人说”，他反复对我说“我们这里比你们那里落后15年”。
那一天，彭毛多杰从下午4点客人走后开始醉酒。扎西卓玛让我回房，她和儿子各自锁门。她没有再出来做晚饭。天黑后，彭毛多杰不时从房间出来，在院子里徘徊，敲门问我们手机怎么锁了。他喝醉后多次输错了开机密码。
晚10点，扎西卓玛给我发微信语音，说她面临选择，“如果想家庭和睦，就得放弃直播”，但为了养家她又需要直播。如今这个家主要由她在支撑。
她无法想象真的离婚。“离婚的话，我已经老了，很害怕。”她担心离婚会败坏“名声”，影响子女的婚姻。她考虑到“我们家从祖上到现在没有离婚的人”，这好像是一个光荣的记录不能被她打破。“家”一直是最能牵绊她的。早年祖父母相继去世前，都曾劝她和彭毛多杰离开小镇，摆脱暴力的父亲，但她说自己从未考虑过，因为如果走了，“这个家的面子在哪里啊？”她也想着，这个曾富裕的家是祖父努力奋斗的成果，如果她离开，父亲会彻底毁掉这个家，祖父的心血就没了。
“加油，没事儿，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她在发来的语音中给自己打气，说会在这些矛盾中想出办法。
接着，她说：“这个地方的人都是这样，比我差的多了去。如果我不能突破，原地踏步几十年，可能我的女儿也要重复这样的婚姻状态，继承这种风俗习惯。如果我稍微突破一点，可能对她会好一点。没事儿，就是特别想哭的时候也不愿意哭，听个歌，睡一会儿，一个人待一会儿也挺好。”
另一个醒来的女性
我在当地结识的五位女性中，有四位曾考虑过像扎西卓玛一样靠直播改变生活，但最终大多放弃。只有42岁的本措吉坚持下来，她和丈夫在镇上开一家小商店。
一天上午，扎西卓玛带我到她的店里攀谈时，本吉措正在独自看店，穿着黑色毛衣，流利地说着普通话。她和扎西卓玛一样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但近几年因为生意需要接待游客，通过看电视慢慢学会了普通话。
我们的谈话从卫生巾开始。当我拿起货架上一包卫生巾询问时，本措吉开始不停地讲述，好像这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是她第一次有机会把这件事讲出来。
她回忆起第一次来月经时非常害怕，没人告诉过她，但她本能地知道要遮挡，于是从裤子上撕下一块布垫上，那条裤子甚至没有洗。后来母亲说：别说你，我也偷偷剪过衣服。母亲从布满灰尘的柜子里拿给她一沓泛黄的纸。
后来有了白纸，但用前仍需抖去灰尘。再后来有了“苏菲”和“七度空间”，但当地女性使用后普遍过敏，因此镇上最畅销的仍是“母婴两用巾”（一种更薄的卫生纸），透气且不会过敏，但无法粘贴固定。
接着，她聊到内衣。她的父母一辈没见过胸罩。十年前，她想买胸罩向丈夫要钱，但丈夫认为她“要去勾引男人”。直到有一次，她在街上见到一位女士因没穿内衣胸前起伏，便对丈夫说：我不穿内衣也会这样。从此她才有了戴胸罩的权利。至于内裤，便宜的3元一条，纯棉的10元以上。男人们一般给妻子买3元的。她向男人推荐10元的，但男人怼她是想多赚钱。她强调：“纯棉的对你媳妇好！”男人却说：“一样的。”还是拿了3元的。
她还讲到妇科病。当地女性普遍不接受检查，认为脱裤子是羞耻。曾有女病友的丈夫在外有性伴侣，夫妻生活时不洗也不戴安全套，女病友拒绝夫妻生活却被丈夫指责“外面有人”。本措吉也面临类似问题：妇科病严重时，丈夫不考虑她对卫生用品的需求，反而怀疑她“外面乱搞”。
扎西卓玛曾讲述过母亲的类似遭遇。几年前，她的母亲因月经失常，一直薅被子里的棉花替代卫生巾，一年后家人发现母亲的气色不对，她才哭着讲出病情。到医院，病情已恶化，最终母亲的卵巢被摘除。
本措吉最早做微商，后来尝试在快手上直播带货。她觉得手中有钱才能决定自己用什么。在我们聊天时，穿着藏袍的女性走进店里，大多购买烟和零食（给丈夫和孩子）。结账时，许多女性不会扫码，把手机递给本措吉让帮忙扫。本措吉说，她常见到女顾客站在35元的化妆品前，手里只有20元，打电话问丈夫要钱，问完后就把瓶子放回去。
她通过网络卖化妆品，先买快手藏区主播的货，再联系厂家进货，大部分客户是当地女性，她在直播中用藏语介绍产品。
开播一个月后，一位男性熟人在直播间留言说她年轻时很漂亮。丈夫因此和她大吵一架，天天潜伏在她的直播间，在她下播后打电话问她是否和直播间的男人有关系，她只好选择停播。不久，丈夫也开始直播，内容包括念经、弹吉他唱歌，后来还带货。一天，她故意问丈夫是否和女主播有关系、之后重新开播，丈夫不再干涉。
她坚持直播至今，每月赚1000多元，给父母买衣服和真皮鞋，让母亲也能穿上内衣内裤，剩下的钱给自己添置几件衣服。
她卖的产品包括9.9元一大桶的面膜、19.9元的水乳套装、26元的粉底液，这些大多是“三无”产品。
后来，我和扎西卓玛聊到本措吉。扎西卓玛说“她的希望和满足很容易”，但觉得做本地生意、每月挣一两千太局限了。“我要跟外面的人接触，不然只能原地踏步（谋）生活。”
成为县政协委员后
2022年，扎西卓玛因帮五保户卖农产品被选为共和县政协委员，是江西沟镇五名委员中唯一的女性，此后五年任期中，每隔几个月去县里开一次会。
这是她第一次有“室友”。开会一周，每次和不同室友共住。她说“室友这个词特别幸福”，吃饭时室友们帮她打饭，散会后她请室友们到镇上吃饭、拍照，这让她感到朋友和组织的支持。
每次会议，扎西卓玛和其他委员一样要交提案。她不会打字，就口述给室友代打。其他委员多关心镇上事务，如兽医站人手紧缺，而她反复提的是“农村妇女儿童的网络教育和心理健康”。
她关心在“快手”直播中“爱上”男主播而被骗的女性，认为这反映了缺乏引导，没能让她们通过网络学习、提高自己，而是依然依赖男人。她理解这些女性的心理状态，“天天打，天天压迫你，谁的心理能健康呢？”她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男女都要工作赚钱、平分家务、在财务上都有话语权，这才是平等的根基。
她还关注到“快手”上青少年纹身和霸凌的内容，自己的儿女也曾遭遇过霸凌。她觉得妇女和儿童的问题本质上在于教育，但许多牧区父母仍不重视孩子的学习。一次，她口头提出希望有内地人来帮助解放思想，但也明白教育是长期问题。
有一阵，她特别积极，开会时“看哪个人官最大，就坐到他旁边不停说”。一次，她坐在副县长旁边，讲到会议超时两小时，“一直不让他们下班”。她记得领导评价她：“扎西卓玛同志思想觉悟很高，值得学习。”但她反映的问题难以快速落实。在一次县妇女代表大会上，她提到男性不参与家务，妇女主任们也表示丈夫如此，话题很快转向“女儿大了不结婚怎么办”，这让她感到绝望。
一次，她在会场遇到救过青海湖游客的叔叔，他也被选为政协委员。叔叔用不可思议的语气对她说：“你不要讲话，坐在那里吃完饭，单位的饭多好，宾馆多好，你还聊天？你还笑？”
“我觉得自己很厉害，我就厉害”
2023年，扎西卓玛在直播挖虫草时突然头痛，随后发烧、恶心、视力模糊，晕眩后又恢复。彭毛多杰带她到西宁医院检查，确诊为脑膜瘤，医生建议手术，但她因害怕手术而跑出了医院。
此后，她定期去县城藏医院接受针灸、推拿、按摩和药浴治疗。每半年女儿带她去西宁检查一次，若肿瘤没有明显变化，就继续保守治疗。
我在当地时，扎西卓玛每天早上发烧、脸肿、冒冷汗，下午精神较好，夜晚又发烧。她觉得是因为距离上次治疗久了。她自认藏医缓和了症状，去年更严重时，夜里常汗流浃背，需要女儿帮忙换床单。
她开始减少家务，冬天停播两个月，说“先保重身体”。
有一天在卧室里，她说，真想把人生全部讲一遍，让人知道在青藏高原上，“作为女人、母亲、女儿和妻子”所面临的处境。尽管她担心父亲会看到文章，顾虑提到了丈夫的不好，但脑膜瘤给了她某种勇气，“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好，老了脸皮厚了，讲出来就讲出来”。
她总结自己思想变化的三个阶段：直播前觉得做女人很苦，认命了，希望下辈子做男人。开始直播后，“觉得挣扎能改变生命”，但后来愿望又破灭了。
她曾帮助镇上许多女性带货，期望能一起改变，但往往第二、第三年，她们的丈夫不再让她们送东西到直播间。她明白这不是钱的问题。
她意识到改变只能在有限框架内发生，但仍有可能：她在县城给父母买了房子，让母亲免于处理煤和牛粪等劳动，并要求丈夫和孩子们等母亲坐好才能动筷子。
她不催促女儿结婚，也不强求儿子复学，认为孩子们有独立选择人生的自由，只要保持正直、善良。她的女儿加洋卓玛从西宁的大学毕业，成为镇上兽医站公务员，刚入职时遇到性别歧视，牧民们不相信她能做好，要求换男兽医；在签字时，村民们也不相信她的签名，要求换男领导。加洋卓玛与母亲一样，顶着压力逐渐赢得认可，如今有时会故意对等待签字的男村民说，“我签不了，你先等着”。
作为县政协委员，扎西卓玛推动了一些微小的改变，比如提出镇上环卫工人没有休息室，如今小镇主街上已建了一个供他们休息的小房子。
在今年“两会”上，她提出家暴问题，建议州、县级法院调人下乡宣传教育。镇长虽在妇女节大会上提及反家暴，但她认为还不够，3月9日又向上反映。县长承诺落实并邀请她监督。她已连续三年反映家暴问题，镇上居委会开会强调家暴违法，效果不错。从前当地男人聚餐时公开说“打老婆”甚至动手，如今至少不敢再公开这样说和做。
我离开小镇这天，扎西卓玛陪我到县城，提到当地风俗：路过山口时撒“风马”（印有经文的小纸片）祈福。祈愿的内容以平安和“名声”为主。她认为“名声”限制了女性，但不是宗教问题，佛经没规定为名声必须做什么，“这是生活习惯压迫人，被牵扯进信仰，因为信仰容易用来控制人”。这是她通过阅读佛经和观看《雍正王朝》、《武则天》悟出的。她已很清楚许多禁锢她的观念是虚妄的。
但她依然无法逃离，必须与困住她的一切继续共存，或许长期共存，但她不认为这是失败。
她告诉我，会在心中继续自我解放，“我虽然干不成大事，但在养家糊口、每天的生活中成长，我厉害，并不是一定要拿出一件事，哪怕在这里放牛，我觉得自己很厉害，我就厉害”。
今年新年，扎西卓玛在山顶撒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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