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扮演「特殊群体」预制影帝影后?”
4月18日,在电影《不说话的爱》的研讨会上,饰演聋人父亲小马的张艺兴跟大家分享了他的表演心得,为角色学习手语的他,认为手语是有温度的表达,尤其在捂住耳朵的时候,会使其他感官放大。事后,#张艺兴谈说手语是有温度的表达#,#张艺兴鼓励粉丝朋友学手语#等话题火上了热搜。

归纳流量明星的电影新作你会发现,他们在选角过程中正表现出了一个明显的偏好——热衷于演绎特殊群体。
这个特殊群体主要涵盖两类人:一类是残疾人,聋哑、脑瘫、无臂、植物人等,比如赵丽颖之于《第二十条》,易烊千玺之于《小小的我》,周冬雨之于《朝云暮雨》,佟丽娅之于《假如,我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另一类是因职业、背景徘徊于主流视野之外的人,姑且称其为社会边缘人,比如朱一龙在《人生大事》中演殡葬师,王俊凯在《野孩子》中演流浪儿,李庚希在《我们一起摇太阳》中演尿毒症患者,赵丽颖在《向阳·花》中化身刑满释放的女性。
这些角色要么有着难以忽视的障碍和缺陷,要么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困苦处境。这让他们在人设上具备了天然的叙事张力,演起来更具挑战性,也更易冲奖、获得专业认可。
然而,出现此类角色,同样也自带争议性。特殊群体在银幕上既是“被展示的他者”,又是“被消音的主体”,不能让苦难沦为流水线产品,更不能沦为艺人转型的“表演道具”。那些真正需要被听见的声音,需要借助流量明星扩散开来、引发普通人的重视,而不是因猎奇湮没在流量的喧嚣里。
特殊群体何以成锚点
关照特殊群体的电影作品越来越多,本质上是乘风于现实主义创作热——创作者更愿意去观察社会,观察那些不被注意的人群,为小人物发声。
中国影史上不乏聚焦特殊群体的现实主义佳作。无论是薛晓璐导演的展现孤独症患者困境的《海洋天堂》,还是娄烨导演的描绘盲人世界的《推拿》,都曾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展现了特殊群体的生存境遇。但它们文艺属性与沉重题材的双重特质,却令它们陷入了叫好不叫座的局面。

近年来的这股聚焦特殊群体的创作风潮,可以被视作是一次创作上的回流。不同的是,这次有更多流量明星的入局。
这其实是一种双向奔赴:流量明星入局符合市场的运行逻辑,能够给作品带来更高的流量与声量,也能让更多人关注到特殊群体的处境;而流量明星本身则大多出于转型的考量,出演特殊群体能为他们撕下单一的形象标签,塑造成功会更快获得认可。
出演这类群体给不少明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这里面,朱一龙算是最早转型成功的男演员之一。在2022年上映的电影《人生大事》里,他通过演绎殡葬师莫三妹一角,成功打破了他翩翩公子的既有形象,将一个混不吝的边缘人刻画得活灵活现,并最终斩获了金鸡奖、百花奖的最佳男主角,获得了业内认可。
赵丽颖也是如此。她参演的电影《第二十条》是她转型后进入影坛的首部作品,与大导演张艺谋合作,演一个身处底层的聋哑母亲,在片中经历了一系列的苦难——欠高利贷、被强奸、被逼跳楼。早在电影上映前,赵丽颖在片中的表演高光cut就已在短视频平台上疯狂传播;待电影上映后,人们更是为她在片中的表现深深打动,觉得她演出了有苦难言的弱势女性、带出了角色身上的母性的光辉,被张艺谋调教得很好。凭借这部作品,赵丽颖提名了当年的金鸡奖最佳女配角、斩获百花奖最佳女配角。

而李庚希则属于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去年,她凭借在电影《我们一起摇太阳》中的表演拿下了第37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成为首个获此殊荣的00后女演员。她在片中演一个寄希望于换肾的年轻尿毒症患者,有很多情绪崩溃、肢体挣扎的外放戏,利于她个人演技的发挥。
不难看出,演特殊角色便于收割口碑与奖项,这成为了内娱一个被默认的事实。不仅流量明星如此践行,就连网红、短剧演员也深谙此道。比如,在今年开播两期就停播的综艺《演员请就位》第三季中,张百乔和宋伊人就凭借出演特殊人群受到了导师们的青睐。张百乔演一个卖豆腐的脑瘫患者,凭借质朴的表演打动了陈凯歌,获得了第一阶段的第一名。宋伊人演一个卖身葬父的孝女,表演一气呵成,受到了吴镇宇的肯定。
平心而论,出演特殊群体因其表演空间更大、更足,确实能更快的让演员的努力被人“看见”,如果拿捏得当,确实会产生1+1>2的效果。
不要“消费”
不可否认,这类角色确实能够唤起观众对于弱势群体的理解与同情。让此类电影在选题方向上具有不容抹去的积极意义。更有甚至,还会产生长尾效应,将这种积极意义进一步反哺于现实。比如,《不说话的爱》在宣发期间邀请听障群体参与观影交流,同时推出了助听字幕版;《小小的我》上映后发起了“苔花公约”,推动企业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

可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有些项目打从立项之初便带着明确的功利性目的:明星需要转型,制作需要话题,至于电影里的边缘群体反而沦为噱头,被明星风头所遮掩,而片中配角的空间也存在被压缩,沦为工具人的现象。
这就是所谓的话题先行。话题先行意味着制作方在摘取题材创作时,考量的往往不是故事本身的社会价值或艺术表达,而是如何将流量明星的流量转化到最大值、籍此制造话题炒热市场。
在营销过程中,放大演员的颠覆性演技远比严肃的社会议题更易制造传播爆点。这意味着,公众讨论此类作品时讨论的多为明星而非社会议题本身。比如,《向阳·花》路演时,一位来自普通家庭的听障儿童母亲观影后,向站在台上的赵丽颖诉说自己与高月香类似经历,对电影表达了深深的共鸣。而这段小插曲经发酵后,登上热搜的却是赵丽颖“赵丽颖哽咽鼓励听障儿童母亲”“赵丽颖被听障儿童母亲感动哭了”等话题,令特殊群体的声音在喧闹的流量狂欢中失语。

另外,在文本创作上,此类作品也更倾向于“唯主角论”,让配角围着主角转,发挥工具作用。
以去年上映的电影《小小的我》为例,易烊千玺饰演的刘春和是一名“脑性瘫痪”患者。影片一大愿景是想对脑瘫患者去污名化——“他们不是笨,只是慢一点”。但电影上映后,评价却呈现了脱离剧情的“两极分化”:有人夸奖,易烊千玺再一次突破了自己的演技上限;也有人觉得他用力过猛,全身上下都透露着“冲刺影帝的决心”。对于展现残疾人生活的内容,则有共情的人表示感谢科普,也有人指责制造奇观、消费苦难。
周雨彤在《小小的我》中饰演的雅雅一角,也承担了很多舆论炮火。她的出现只是为了去呈现脑瘫患者的情欲议题,不仅缺乏完整的人物故事线、而且游离于刘春和的蜕变之外。另外她的某些台词、举动也缺乏动机、令人错愕,比如与刘春和独处,她会突然问起他会不会“hard”(勃起),甚至为了验证这一点,主动把刘春和的手放在自己胸上。但当脑瘫患者的情欲议题表达完毕后,这个功能性的角色也就随之退场了。

可以说,流量明星出演特殊群体这件事本身无可指摘。电影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镜子,理应关注各个阶层、人生百态;演员作为一门表演行当,也应放下明星光环,以还原各色人等、为不同群体发声为己任。但问题在于,若一旦作品偏离初衷,变为明星转型的敲门砖,用以标准化操作,产出一系列的“预制”帝后,这种创作恐怕就已本末倒置。
特殊群体为何难演?
说到底,明星若想凭饰演特殊群体转型,还需摒弃短视的功力心态,沉下心来苦修基本功,在声台行表等细节处下功夫,真正花时间沉浸到角色的世界里,理解他们的平凡与真实,而不是象征性地“体验生活”,在片中一次次地上演行活儿。
那么,要怎么演绎特殊群体才能算是真正好的表演呢?主要就是把握好度的问题——要自然流露,不要用力过猛。
一般来说,残疾人比社会边缘人更难演,更考验演员的肢体掌控能力。比如佟丽娅在电影《假如,我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中演断臂女性,需要用双脚灵活地解决一系列生活问题,比如用脚打麻将、冲奶粉、写字等,本身非常有难度,若非佟丽娅有舞蹈功底、身体柔韧性好,换作其他演员,恐怕很难操作成功。

易烊千玺在《小小的我》中的表演也是类似,表演难度也非常大,动作、神态、语言都面临很大的考验,需要演出脑瘫患者与智力低下的区别。从片中的第一个镜头开始,从他的面部抽搐、四肢颤动和身体紧绷,观众就能感受到易烊千玺在表演上的用心与努力。
不过,问题也同样存在,就是你会觉得他演得不够自然,有种为演而演的感觉。易烊千玺明显也意识到了这点。纪录片《小小的我们》记录了电影《小小的我》的拍摄过程,其中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是易烊千玺在看片时说自己不够精准,看着就像演的。
然而,意识到问题是一方面,摸到解决的门道又是另一方面,有些演员眼下就卡在了这个问题上。易烊千玺在访谈中自己分析了饰演刘春和的难度所在。他能努力模仿脑瘫患者的躯干、四肢、脸部等等细节,也能在某些切片里达到极高的相似度,但一旦连起来看,你会感到他只要没有“放松”,肢体就是僵硬的。而真正的脑瘫患者,僵硬也是一种自然。这个矛盾的准确点很难达到。
说到底,要想达到自己与角色的人形合一,他们仍需不断地摸索、领悟。而且名声(流量)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无形的枷锁,会不自觉地束缚住他们的脚步,使他们更难于实现自我突破。毕竟,当一个明星已坐拥名望后,人们对他的期待值会变得更高,希望他的演技能够贡献出远高于名望的准度。这在任何艺术门类中都是一个难解的命题。

尽管演出特殊人群的形神具备非常困难、对演员是很大的挑战,但此类作品因其人文取向,理应传达出对特殊人群的关注与帮扶,以此感染观众,递出具有共情力的叙事内核,以至于让观众忽略表演本身,真正关注到此类人群的处境与艰难,达到关注、帮扶、解决弱势群体困境的效果。比如,《海洋天堂》上映后,主演李连杰发起的壹基金公益组织后续就一直积极地资助孤独症患者,帮他们融入社会。而聚焦白血病患者与仿制药问题的《我不是药神》也在上映后,推进了国内的医保审核制度,将白血病药列为医保报销药品。这些作品都在真真切切地关照现实,改变现实。
不仅如此,演员在接演此类角色时还应做好全方位的身心准备,不仅要看到角色本身的难度,还要做好准备承受因角色敏感带来的舆论压力,接受观众的检验与建议。
结语
或许,唯有创作者和演员怀揣着利他之心去产出作品,演员全身心地投入角色,一个更趋近于完美的角色才能被真正的塑造出来,一部关乎现实、民生的好作品才能被真正的拍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