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三年，中国失信被执行人数量飙升。
2023年1月，曾在上海市区经营四家中型餐厅的王女士上了失信被执行名单，随后关掉了自己手里的两家公司。在接下来的近两年时间里，她经常同时打三份工，穿梭于长三角。
2019年下半年，王女士投入手里全部资金，和几位合伙人一起陆续在黄埔和普陀区年末开起了四家日料和火锅店。当时生意极为火爆，每月“账上流水有了两百多万，我一边还贷款一边筹措新项目，美好的未来在等我”。
2020年春起，中国全境内逐步推开越来越严格对新冠疫情的防控措施，从华中地区开始，“封城”不再是一个陌生名词。市民长时间无法外出，堂食成为奢望，跨省市出行异常难办。
漫长的动态清零疫情管控政策对实体经济带来沉重打击，餐饮业首当其中。这个行业上下游结合极为紧密，抗风险能力极差，王女士的四家餐厅又大量依赖生鲜产品。
王女士这样形容当时的焦头烂额：“我不知道该订多少货，因为我不知道24小时、甚至5小时后的风控措施是什么。如果突然放开一阵子，我的货也供应不足，2022年初，上海封城只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个月零入账，但一个店就有几十万亏空，我压根撑不下去。”
除了王女士手里的几家门店，在与王女士有生意往来的这条供应链上，上游生鲜供货商、物流、下游的文创周边等在两个月内全部濒临崩溃。半年内，与王女士保持上下游商务往来的数十位商人都成为了失信人，面向全社会公开的“黑名单”上，他们的大名和基础个人信息赫然在目。
为了尽快还款，王女士依赖多年经商的人脉开始穿梭于长三角，零碎接一些散活。最缺钱的时候，她热烈响应政府“地摊经济”的号召，早上八点去人民广场摆摊，下午五点去新天地摆摊，晚上七点去嘉里中心摆摊，十一点回到家还要和新合作的工作坊筹措活动。即便如此，“我挣不到钱，我能感觉到我的客户也没钱，他们都没有让我多赚几块的能力，大家都没钱，我已经不知道钱可以从哪里来了”。
由于破产后面临高消费限制，王女士不能乘坐高铁和飞机，于是她要求对方乘坐飞机来上海和她洽谈，但“10个单子里有7个会因此无法长久且告吹”。
受到高消费限制的失信被执行人不能乘坐高铁和飞机（资料照片）。
她曾收到大陆最大三房票务平台携程发来的短信，表示他们可以帮她买到高铁票。携程如何骗过购票系统，王女士不得而知。但自从黑名单生效，王女士的生活大为受限，仅偶尔乘朋友的顺风车前往周边市区。
乘高铁从上海市前往王女士位于昆山的住宅的高铁费用是26元人民币，耗时17分钟。但由于高限，她大部分时间只能选择出租车往返，耗时1小时，价格在150元到200元不等。
王女士说：“我理解的高消费限制是通过让我花更少的钱的形式、使我偿还欠款的能力增加。为什么我上了失信名单强制执行后生活成本更高了呢？”
王女士是少数吗？
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站数据，截至2024年9月4日，全国处于失信状态的被执行人数量为841万人（图为上海外滩资料照片）。
失信被执行人，在中国又被称为“老赖”，这个词原为颇带贬义的指代故意欠钱不还的人，法律文本的解释是“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的人员”。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站数据，截至2024年9月4日，中国处于失信状态的被执行人数量为841万人。但据联合早报记载，这个数据在2020年初为570万，四年间增加近68%。根据《金融时报》统计，其中大部分是由于未能按时偿还商业贷款和住房贷款且年龄在18到59岁之间。
浙江杭州海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沈逸凡对BBC表示，在疫情之后，他承接的破产清算相关案例明显增多，像王女士这样由于经营不善、未能按时偿还商业贷款而上失信名单的是一种最为典型的案例，除此之外还有两种值得关注的人群。
一类是“烂尾楼”的业主。他们在疫情之前、即中国房价疯涨时买了房，并向银行申请了贷款，但由于开发商跑路，房子几乎不可能交付。这些收不到房子的人却依然需要偿还高额房屋贷款，一旦断贷，他们就会成为“老赖”，上征信黑名单。
中国烂尾楼危机至今悬而未决。
《北京青年报》曾报道，一对广西母女2019年时买了一套本市的房子，并在当地的银行办理了按揭，却不料房产开发商卷款逃走，房子烂尾。这对母女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银行停贷，但法院没有宣判，于是这对母女不再缴纳按揭款项，三个月后，她们上了征信黑名单。仅在这1个楼盘的案例里，就有200多户业主受牵连，他们全部向法院提出同样申请，但法院均未予立案。
另一类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近年来，一些中国公司的法人代表在完全没有获得酬金、没有参与公司经营、也不是公司股东的情况下被登记为法人。由于种种原因破产的公司会导致这些完全无辜的法人受牵连，他们也会成为黑名单的一员。
黑名单系统的惩罚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开始实行，这是对老赖最直接的“制裁”，其中明确规定失信被执行人们限制乘坐飞机、高铁、轮船、列车卧铺，租赁高级酒店、住星级酒店、购车、旅游也有限制，其它消费行为也多有限制，以期通过这种强制行为鼓励老赖们还债。
《规定》的条款在此后几年里略有调整，对高消费的限制未曾改变。
沈逸凡指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当下，这些看似强硬、“实则温和，只是有些不合理之处”的强制惩罚措施是唯一能有效逼迫老赖还债的手段。
但在谈及出行工具限制、尤其是高铁时，沈逸凡表示这是失信制度的一个极大局限性。《规定》最早在2010年起草，2015年实施，已经有十年之久。高铁出行早已不是稀奇事，以王女士上海往返昆山为例，把低价的高铁列为高消费很不合理。
更何况，在携程等中介的加持下，手里掌握足够现金流且实际没有还款意愿的老赖依然可以凭借重现申领护照的方式避开规定、前往国外。
与此同时，老赖们的身份对中国全国是完全公开的，不仅有新闻媒体和地方政府网站不定期公布新增老赖名录和他们的个人照片，中国还特别建立了一个失信人查询网站，任何人仅靠姓名中的两个字和所在省份信息即查询到具体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根据该网站公开信息，截至发稿日，有逾32万人次进行了查询。
在这个网站上，老赖们的欠款从3万到3000万不等。
这样形式的信息公开和实际操作中的限制出行，在实操中对王女士这样的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经济复苏起到负面作用。
在中国高校任教职的大陆法系于姓研究员解释：“学界关于这个也多有讨论，结论上，这些失信惩戒措施越多的地区或者行业里，现金持有者的投资意愿也越低一些，它确实有影响经济复苏的进度。”
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制度
王女士在清算名下财产还掉部分款项后还剩下60万贷款，在这时她收到了高消费限制令，她觉得非常无力。
“高限下来的时候，法院和银行是不希望你去动用太多还没结算清楚的公司财产的，因为这样会涉及债务链等更麻烦的东西，他们希望的是我去进行正常商务活动还款，我钱都冻掉了还要怎么还这么大一笔债啊？”王女士表示。
她说：“我身边有朋友疫情前在全国开了200多家餐饮店，武汉疫情后三四个月就几乎全部关店，她后来欠款两千万，也没有本金再去折腾了，然后她直接申新护照去国外躲着赖死不还了，我们平心而论，这么大一笔钱，她还不了了啊！”
面对疫情以来攀升的失信人数据，最高法也多次发文要求地方创新失信人“准出”机制，提出尽管惩罚是一种胁迫还债手段，但是也得考虑让实际已经没有能力还债的人有喘息机会，强调“老赖”这个定义里“能还钱但是故意不还钱”的定义，把重点放在还钱能力上，降低这个连年攀升的数据。
目前中国对于失信名单的准出机制是“欠债还钱”，但是对于“老赖们”来说，中国现行执行规则里还有一项为“加倍迟延履行”的惩罚，会导致个人的债务越积越多。
沈逸凡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这些积压且日渐增多的债务，个人想要偿还很困难，甚至做不到，但目前最值得期待的是已经在大陆部分城市试点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制度，它旨在为负债较重、偿还能力较弱但未回避履责的债务人对债务进行适当减免、分期或延时。
沈逸凡有接触到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浙江温州一位货车司机由于交通事故产生了一百余万的赔偿。事故导致他不能再从事相关行业，他由此完全不能清偿这笔债务，于是，他上了黑名单成为被执行人。为了支付医疗赔款，这位司机还欠下很多外债。在多方担保、本人意愿明确的情况下，法院准许免去了三分之一债务，此后每月所得固定偿还一部分，他的亲戚帮忙偿还一部分，由此他个人从失信名单上撤去。
根据最高法数据，2024年来，中国共删除、撤销涉及实际无力偿还贷款人员的失信信息共计62.55万人次。
“我一定会把债务还上，但我真的不希望继续像现在这样上了黑名单只剩下无力感，我做不了什么了。”王女士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