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展现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之际，西方专家在研究这个崛起的超级大国时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限制。
从城市发展到宗教信仰，研究中国的各个领域的学者们都表示，他们在工作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障碍，其中许多障碍是由中国政府设置的，但也有一些来自他们所在国家。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断强化政治控制，甚至令获取常规信息的渠道都受到了限制，曾是公开课题的研究也遭到压制。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互动受到国家日益严密的监控，阻碍了思想的交流。
这些障碍导致一些中国问题学者改变了自己的研究领域，或者重拾毛泽东时代发展起来的研究方法，当时中国基本上与世隔绝。
许多学者表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反华情绪的急剧升温令局面雪上加霜。一些学者说，他们担心因为与中国有关联而受到诋毁。学者们也越来越难获得研究资金。新数据显示，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对聚焦中国的研究的资助明显下降。
一些学者担心，中国问题研究的减少将使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更难管理与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的关系，而中国政府则在继续积累有关西方开放社会的专业看法。
“我们对中国的专业看法远不及中国对我们的了解，”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政治学者Rory Truex说。
一些学者报告说，他们发现在中国更难进行面对面采访和档案研究。图片来源：Xu Chang/ Xinhua/ Getty Images
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中科技合作协定》的续签谈判中，对数据控制和研究人员安全的担忧一直是症结所在。对该协议的短期延长已于上月末到期，拜登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两国仍在就该协议进行沟通，包括“加强透明度和科学数据互惠条款”。
如果该协议未能续签，美国学者可能会更加难以在中国开展工作，因为他们将无法再指望两国政府承诺提供便利。
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处境不断恶化，但在新冠疫情期间变得更糟。当时中国关闭边境导致外国学者不能进行实地研究，许多中国学者也无法出国。中国大学还控制着视频会议平台上的跨境对话。
自2023年初中国重新开放边境以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回到中国。但有些外国学者表示，他们在进出中国时遇到了困难，一些移民官员会拦下他们盘问研究情况，耽搁几个小时的时间。
还有一些研究人员表示，考虑到他们个人以及任何与他们交谈的中国人面临的安全风险，他们根本不敢去中国。这些学者列举了中国近年来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拘留外国公民的事件，以及一些在日本工作的中国学者失踪的例子。
多名回到中国的学者报告说，他们发现中国的情况比以前更糟糕。例如，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发现，他们更难进行面对面采访、档案研究以及其他他们传统上依赖的实地调查。
纽约市立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约翰·杰伊学院(John Jay College)研究性别和法律问题的副教授Ke Li说，在之前的行程中，她能够直接与当地法官交谈，有时还可以溜进法庭旁听审判。她说，现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民族志学者来说，这几乎就像被判了死刑，”Li说。
上海浦东图书馆。
对于没有深厚本地人脉网络的年轻学者来说，在中国开展研究面临的挑战更大。
一些中国研究人员已停止与外国同行共享数据，以免违反数据安全法，这使得合作和同行评审过程复杂化，而同行评审是评估研究质量的必要环节。北京一所顶尖大学的一位教授表示，措辞宽泛的数据安全法规带来的不确定性“引发了焦虑和紧张”。
总部位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去年报告称，在采访了十几位北美中国学者关于他们最近的研究经历后，发现其中几位因为面临的障碍而彻底改变了研究领域。
该报告的合著者、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中国历史副教授包爱梅(Emily Baum)表示，她原计划在2020年拿着富布赖特(Fulbright)资助金访问中国，研究传统算命习俗是如何演变并一直流行的。但由于中国对新冠疫情的边境管制以及宗教敏感性的增加，她放弃了相关计划。
“我不再完全有信心能再找到很多材料了，”包爱梅说，她转而研究针灸在美国的现状。
在中国开展学术调查变得更加困难。艾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政治科学家Reza Hasmath表示，由于政治敏感性，越来越少的本地调查公司愿意与外国客户合作。他最近从中国供应商那里收到高达5万美元的报价，而10年前，此类调查的成本仅为1万美元甚至更少——价格飙升可能会让一些研究人员望而却步。
华盛顿方面重新考虑对中国相关研究的支持，也增加了难度。
川普政府叫停了对富布赖特对华学术交流项目的资助，以回应北京方面限制香港公民自由的行为。美国司法部现已废止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也曾引发学者们的担忧；该计划旨在应对来自北京的安全威胁，曾导致一系列针对驻美国学者的起诉，但相关起诉以失败告终。
据普林斯顿大学的Elliott Truex及其研究伙伴即将发表的一份工作论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资助的与中国相关的研究项目数量从2012-2017年期间到2018-2023年期间减少了一半以上，其中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领域的降幅最为明显。他们还发现，在同一时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实地研究经费下降了近75%。
目前尚不清楚这种下降是由于基金会不愿支持以中国为重点的研究，还是由于学者们出于恐惧或不便而选择不申请与中国相关的项目资金。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毛学峰(Andrew Mertha)说，一些美国大学已经制定了新的程序，审核其教职员工在参加会议时是否可以接受中国主办方提供的机票、住宿和演讲费，甚至直接禁止他们接受此类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失去美国政府研究支持的合理担忧。”
中国云南省松赞林寺附近一位身着传统服饰的女性。宗教敏感性是西方学者担忧的问题之一。图片来源：Alex Plavevski/Shutterstock
毛学峰说，对于计划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学生来说，“在中国待一段时间会对他们通过安全审查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没有回应有关此类中国相关审查的询问。
中国问题研究面临的挑战加剧影响了学术成果。几家西方学术期刊的编辑表示，在投稿中，他们看到越来越多依赖数据驱动的定量分析研究，而不是民族志研究。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副教授、英国著名学术期刊《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编辑Timothy Hildebrandt表示，对数据的日益依赖正在催生“有时不一定有趣或重要的研究”，因为学者们是围绕着他们能够获得的任何数据集开展研究。
一些研究人员正在从过去寻找变通办法。一种方法是研究共产党统治之前的时期。另一种方法是重拾毛泽东时代的研究技术，例如对党内文件、官方媒体报道和其他材料的文本分析。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毛学峰说，“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世界里，这是一种‘模拟’方法”，这种方法需要通过“无休止地沉浸在往往极其单调的书面资料中”来磨练对细微差别和微妙之处的理解。他组织了一些研讨会，毛泽东时代的专家在会上与年轻学者分享他们的方法。
其他人则转向现代技术。研究威权国家城市发展的人类学家Lauren Restrepo表示，鉴于其研究的敏感性，她可能无法返回中国。她的研究分析中国当局如何利用城市规划来控制西北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社区。
Restrepo是宾夕法尼亚州布林茅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的助理教授，现在依靠“遥感”——查看卫星图像、政府文件、新闻和社交媒体等来源——进行研究。“这是一种绝望之举，”她说。“你只能尽力而为。”
一些学者表示，他们在中国仍可以开展有用的实地考察，方法是避开敏感话题，并依靠多年甚至几十年来建立的当地人脉。但对于经验和资金较少的初级学者和博士生来说，前景更加黯淡。新冠疫情期间，赴华留学的美国学生人数急剧下降，且疫情后并未出现明显反弹，这也引发了人们对中国问题专业看法的长远未来的担忧。
“我们不知道10年后中国会成为美国的敌人、竞争对手，还是朋友，”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历史学家宋怡明(Michael Szonyi)说。他于2023年8月前往中国进行长期研究之旅，此行离他上一次访华有近四年之久。 “我们真的认为，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对中国的了解越少越好，而不是越多越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