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愈加骄傲自满，容不下外国的批评，更千方百计阻止外国对中国的情报收集，越来越多外媒记者和外国学者、顾问等正陆续离开中国。（路透资料照）

根据《朝鲜日报》报导，由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愈加骄傲自满，容不下外国的批评，更千方百计阻止外国对中国的情报收集，越来越多外媒记者和外国学者、顾问等正陆续离开中国。

报导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北京分社社长雷尼（David. Rennie）近日专栏“茶馆”（Chaguan）发表他即将离开中国的告别文章，文章指出：“在中国，『採访』成了令人震惊的孤独的行业（a shockingly lonely business）。”

雷尼是在江泽民时代的1998年至2002年间，担任英国《每日电讯报》北京特派员的西方代表性知中派，甚至取了1个中文姓名“任大伟”，自2018年5月来北京后，他在《经济学人》上发表了220篇“茶馆”专栏文章。

雷尼最近在自己的X平台帐号上说：“是时候离开中国了。”他在最新一期（8月31日至9月6日）的“茶馆”发表的专栏也说：“中国认为外国的所有批评都是一种攻击。”填补雷尼空位的继任者还没有拿到签证，因此“茶馆”暂时中断了连载。

《朝鲜日报》报导说，在对外国的批评和情报收集不再宽容的中国，外媒记者和外国学者、顾问等正陆续离开。这是在习近平当局放弃引领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基调，宣传“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国家战略，将外界声音视为“噪音”后发生的现象。

“中国式现代化”是指不遵循以言论自由、自由市场等为代表的西方的方式，以一党体制和计划经济等“中国独有的公式”实现已开发国家水准的发展。儘管有美中竞争和与週边国家的摩擦，中国还是选择了背靠强大的社会控制和庞大的经济规模，採取高压的态度。

报导说，近年来，西方记者离开中国的速度正在加快。6年来，《纽约时报》的中国特派员从10人减少到2人，《华尔街日报》从15人减少到3人。曾经有2名记者的《华盛顿邮报》现在已经没有人了。韩国媒体的北京特派人数也在两年内从40多人减少到30多人。

今年4月，中国外媒记者俱乐部发布了针对101名记者的问卷调查，7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手机可能遭到了中国的骇客攻击。 81%的人声称在採访过程中经历过中国当局的干涉和骚扰。

中国去年7月实施了扩大间谍行为范围、加强处罚的“反间谍法”修订案，成为了採访活动的一大负担。修改后的法律将间谍行为的适用对象广泛地定义为“提供与国家安全、利益相关的资料”等，即使未证明罪行，只要存在情况，也可以对其处以5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不仅是外媒记者，外国学者在中国的活动也大幅萎缩。在中国本土大学攻读博士课程或担任研究人员的外国人受到施压，要求他们写关于“自己国家”的论文，而不是关于中国内部。《英国广播公司》（BBC）报导，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的2021年至2022年，有360名学者离开香港的8所公立大学；在香港，自2019年以来外国学生注册减少了13%。

外国顾问业者的退出也加速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当局以担心洩露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资讯为由，对贝恩谘询公司（Bain）、美思明智集团（Mintz Group）等美国谘询企业展开了高强度调查。一直对中国发表负面统计的美国盖洛普，去年决定撤离中国。

想尽办法留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和顾问则抱怨获取资讯太难，更不用说与中国高层或专家的接触了。中国收费金融数据提供商Wind不更新的统计量越来越多，政府也像去年停止公布青年失业率一样，突然将统计转为非公开。阻止Google、脸书等海外网站连结的中国当局，也开始高强度控制躲避网络监控的虚拟私人网络（V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