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年来，美国、欧洲多国频频传出遭中国间谍渗透事件。
近半年来，美国、欧洲多国频频传出遭中国间谍渗透事件。专家分析，间谍行动一直以来都存在，但在创新技术大量集中在外国企业手中、北京在发展重点产业的压力下，加大了中国海外间谍行动的需求。
美国军方、情报单位、企业遭渗透
今年前六个月，美国司法部揭露至少六起中国间谍案，牵涉范围涵盖美国军方、情报单位与重要企业。
1月8日，一名美国海军士兵因为提供敏感军事资讯给中国情报人员，被判处27个月徒刑。他窃取美国海军作业安全、军事训练与演习、关键基础建设等非公开资讯，在2021年8月至去年5月间获得中方支付的1万4866美元（约人民币10万8063元）贿款。
5月24日，一位71岁的前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人员承认密谋搜集并提供美国国防资讯给中国情报部门。这位人士出生香港，尔后归化成美国公民，1982年至1989年间在CIA工作。在上海市公安局情报人员要求下，即便已离开CIA，该人士2001年说服另一位仍在CIA服务、出生上海的亲戚，提供中方大量美国国防机密文件。
此外，今年3月间，一名在美国科技公司谷歌（Google）担任软体工程师的中国籍员工被美国联邦法院陪审团起诉。这名人士在谷歌服务期间，私下为希望在人工智能（AI）领域取得优势的中国企业工作；他自谷歌窃取超过500个内含AI商业机密的挡案，并存至私人帐户内。
另外，根据纽约布鲁克林法院3月公布的一份投诉书，一位加拿大籍中国居民与一位中国籍共犯，密谋将美国一间著名电动车公司的商业机密外流。两人在中国开了间公司，专门贩卖从该间美企窃取到的汽车电池制造技术。
华盛顿智库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国安计划旗下的未来实验室资深研究员詹森（Benjamin Jensen）向本台表示，有国家存在以来，就一直有间谍行动，许多国家都长期透过相关活动，来了解竞争国的意图与能力，而此需求近年来有上升趋势。
拥有与美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及多国政府单位合作经验的詹森解释，由于目前大量创新技术集中在民间企业手中，从事间谍行动的需求变得更大。他说：“现代情报部门，不管是在中国或另一个国家，都面临要同时取得军事与商业目标资讯的多个要求，以了解（目标）未来国防能力。”
但他指出，中国情况有一个特殊之处：“他们（中方）向来明显主导产业政策，优先发展重点产业。这意味着，内部有额外激励动机，要去外面窃取智慧财产权，以遵循由国家主导的政策。”
2015年5月印制的《中国制造2025》共列出10个 “大力推动” 重点领域，要求 “引导社会各类资源集聚，推动优势和战略产业快速发展”。其中，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
去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一步提出要发展 “新质生产力”。专家分析， “新质生产力” 的新产业主要体现在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加大在欧洲多国的间谍活动
在欧洲大陆，近半年来也陆续传出有多个国家逮捕中国间谍事件。
7月1日，挪威警方在奥斯陆加勒穆恩机场逮捕一名刚自中国返国的挪威籍男子，他涉嫌从事有利于中国的 “严重情报行动”。几乎在同一时间，法国政府驱逐两名在中国驻巴黎大使馆内工作的间谍，他们曾试图将一名政治异议人士遣返回国。
在德国，检调单位4月23日表示，已逮捕一名右翼德国选择党（AfD）幕僚人员，他涉嫌将欧洲议会资料提供给中国情报单位，并帮忙监控在德国的异议人士；前一天，德国检调才逮捕三名疑似中国间谍人员，他们涉嫌将敏感资讯交给中国，包括可以用来作为战斗舰艇引擎的设计。
同样在4月，英国警方指控两名男子替中国从事间谍行动，其中一人据报在英国国会担任一位知名保守党议员的研究人员。去年12月，比利时右翼弗拉芒利益党（Vlaams Belang）开除前参议员克雷尔曼（Frank Creyelman），他被揭发遭中国收买，帮北京当局监控欧洲。
英国前情报机构MI6行动与情报总监英科斯特（Nigel Inkster)在今年4月对《金融时报》指出，中国在近年来加大了间谍活动，但是西方情报机构也更具识别这些活动的能力。“相较于美国，中国情报部门在欧洲一直没有那么活跃，不过随着欧洲对中国态度日渐强硬, 我们可以预期看到更多...影响战”。
在欧洲大陆，近半年来也陆续传出有多个国家逮捕中国间谍事件。
网络间谍行动猖獗
中国的间谍行动近年来利用黑客技术，快速拓展到了网络领域。
美国智库 “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资深数据科学家、网络战专家哈森拉特（Chad Heitzenrater）表示，在今日，网络已成为传统间谍工具箱内的一部分。
哈森拉特告诉本台：“如果你是情报机构，网络现在是另一个工具，能提供你一堆传统间谍手法可能无法提供的东西。你不必然需要在特定领域安插间谍，就能远距做很多事，且能保有匿名性、完成多起案件，速度与规模也更大。”
今年3月，美国司法部起诉中国黑客组织 “高级长期威胁31” （APT31）的七名成员。据调查，该组织过去14年来，锁定美国与外国政治官员、异议人士和企业，协助中国政府推进经济间谍与外国情搜目标。
此外，今年2月，荷兰政府发现，由中国政府资助的黑客去年成功入侵荷兰军事网络。荷兰军情单位6月10日进一步表示，中国网络间谍行动规模比起初认为的广泛，有多个西方国家政府与国防企业遭锁定，短短几个月全球就至少有2万人受害。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雷（Christopher Wray）1月底出席众议院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 听证会时曾表示，中国积极窃取美国智慧财产权，以在经济与军事上取得优势，包括透过不道德网络手段和传统间谍手法。
他透露，中国黑客计划规模比所有主要国家加起来还庞大，中国黑客人数与FBI网络专家人数相差悬殊，比例为50比1。“我不想让今天观看这场听证会的民众认为，我们无法保护自己。但我希望美国人民知道，我们不能再搁置处理这个危险。”
西方国家如何自保？
若想降低遭间谍入侵风险，哈森拉特认为，不能光仰赖侦测、移除威胁等 “反应性” 做法，而是需要采取主动性措施。他建议，各国政府应共同制定一套行为准则，建立一个能让各方受益的生态系，并与产业界合作。
詹森则提到，美国目前缺乏补助中小型企业添购网络安全软件的制度，这些企业可能拥有具前瞻性的技术或点子，却没有足够经费建立完善保护机制。
他解释：“若你是中共外包或直接控制的黑客，你只是每家每户查看，看哪一家的门能打开。一旦你发现这家门上锁，或是里面有狗在叫，你就不会浪费你的时间，因为外面目标还一堆。同样的逻辑，我们需要建立政策架构支持中小企业、学术机构，那些正在创造经济成长、繁荣和新主意灵感的地方。大企业付得起这些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