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低社会生育率是社会总危机?

明眼人都知道，中国社会已落入低生育率陷阱，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可就没那么容易搞清楚了。

当然，你可能也多多少少听说过一点：人少了，无论是劳动力还是消费者都随之变少，经济可能陷入长期低迷；城市还可以吸纳新的劳动力，但大量村庄将逐步衰败乃至消失；少子化还会导致抚养比失衡，年轻一代需要供养大量老人；与此同时，老人在人口中的占比偏高，也会使整个社会丧失活力，偏向保守化……

但这和我们普通人又有什么关系？

确实，低生育率危机有点像气候变化：虽然它最终会影响到每个人，但其后果是温水煮青蛙式逐步显现的，责任也极为分散，以至于很少人会有什么紧迫感去做点什么。

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那些宏大的变动更是遥远，毕竟单单是自己活好就已经够累的了。如果你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一个人生活好歹简单多了，怎么都行，“不婚不育”至少会让减轻你不少负担——如果你是女性，那就更是了。

上一代人不论如何独立、叛逆，默认的还是“婚总是要结的，结了婚，孩子总是要生的”，然而现在，一旦你下定决心不婚不育（这也是年轻人为数不多能自主决定的事），实际上谁都拿你没办法。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社会应对这一问题（如果这是一个“问题”的话）的主要方式，一是惩罚，二是恐吓。

人口学家们试图解决低生育率的建议（征收单身税等等），多是前者；而家长则多采用后者，渲染孤独老死的可怕——然而，就算是那样，对一些人来说，那也不如草率结合带来的痛苦婚姻、婚后带娃的劳苦来得迫在眉睫，甚至也不见得更苦。

家长原先的说教失效，这远不是“年轻人没有责任心、不能吃苦”这么简单，而是时代精神变迁的征兆，是一种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决裂。

因为儒家社会的生殖崇拜，从根本上说其实根植于永生的渴望——谁都会死，但只要血脉延续下去，自己的一部分就仍然在后代身上活着，本人也在祭祀中一直活在后人的记忆中。

中国文化之所以那么强调孝道，原因也在这里：“孝”即“肖”，意味着每一代人最好精确地复刻父辈的所思所想、行为举止，也就是说，中国人理解的“永生”与其说着重个体的“不死”，不如说是强调生生不息的“延续”，真正实现永生的其实是宗族。

正如历史学家岸本美绪所言，根据这种信念，“作为所有的主体的‘人’，与其说是个别的‘人’，不如说是从祖先到子孙永远连续的生命之流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旨在“冲决罗网”，将个体从家族网络中解救出来，然而那不论如何，毕竟是着眼于瓦解那种束缚个人行动自由的小共同体，是一种外在于个体的外部制约力量，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那种“连续的生命之流”的信念，最终只不过是把“大家族”变成了更为原子化的“小家庭”，最终还让脱嵌出来的个体重新“再嵌入”组织化的单位制度中。

然而，如今“最后一代”的宣言则有了本质的不同，这意味着新一代已经出现了一种呼声，抛下了永生渴望，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再将血脉的延续视为个体活着的最重要使命了，相反，他们将精力聚焦于个人在短短一生中的生活质量。

这种社会心态的变动，最鲜明地体现在这么一点上：95后对生死看得十分淡漠，乃至根本不关心自己死后骨灰被如何处置，拿这随意开玩笑——当然，你可以说那仅仅是玩笑，但这玩笑竟然得到那么多人赞成，这难道还不足以构成一种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吗？

老想着去纠正年轻人的“错误观念”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从新的价值观来看，那恰恰没有错——社会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范式转型”，要再回到老路上去，按旧模式引领人们的行为是不可能了。

前些年，历史学者葛剑雄也曾不止一次谈到少子化的问题，他考察古今中外，结论是唯有重新提倡“孝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被人嗤笑是开倒车的复古想法，但我想他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看似不可思议的建议，是因为实在没什么现成的出路：对那些不想生的人，各国都束手无策，而乐于多生养的，确实常是出于强烈的文化信念（例如犹太教的正统派）。

对现代人来说，最重要的目标已经不是种群的生物繁衍这种低等的本能欲望，而是“自我实现”，那是他们在放弃了“永生”的愿望之后，在现世的终极追求，一种更高级的自我繁殖欲望。所谓“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就是这一意义上对创造的超越。

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在《爱的知识》中极好地道出了这种内在超越：

荷马笔下的英雄认为他们的目标不是不朽的生命，而是创造一个关于卓越、英勇事迹或者作品的不朽记录。荷马笔下英雄想象的合理目标并不是永生的生命，而是对永久流传的卓越事迹、作品的创造。通过这些，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使世界变成了以后的样子。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指出，这种类型的超越是“有生命者首要的也是最普遍的特征，一切生物有了它才有了生命”。

也就是说，在这种信念下，人类寻求生存下去的冲动，是“在世界上留下他们自己的某些表达，他们特性的某种延续”，那恰是在他们意识到自己不会永生之后，放弃了对外在超越的渴望之后，才会追求这种内在的超越。

从这一意义上说，当下的低生育率既是危机，也是社会转型的契机，恰恰表明越来越多人已经想清楚，放弃了血脉延续意义上的永生，转而追求在人生中尽可能活出自我、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一个良好的社会，理应当助力人们去实现这种现世的良好生活，让人们活得有意义。

不论如何，我们现在只能往前走：给新一代（尤其女性）赋权，切实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让养育孩子不再成为一件个体（往往是一个家庭里的最弱势者）无偿承受的苦差事，而享受真正的快乐。不仅如此，还应真正尊重每个个体，去除那些压抑个体潜力发挥的不合理障碍。这并不仅仅是“多生孩子”的简单任务，而需要一场深层次的文化变革。

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天真的理想，但除此之外，我们别无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