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与美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受到疫情与双边关系冲击甚广，近期学术团体组织众多学者，齐吁改变双方人员领域交流的脱钩趋势，其中复旦大学学者赵明昊呼吁大陆，需要想办法与一些美国作家、媒体记者和评论员展开“再接触”。
新媒体智库“海外看世界”近日刊出诸多学者对于美中人文交流脱钩趋势的分析与建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明昊撰文指出，美国国务院至今没有取消赴中国大陆的旅行警告，导致很多美国家长担心孩子会在大陆被“非法拘禁”。
他强调，加强人文交流是避免中美走向更激烈对抗的必要条件，但这不能只是靠政府的力量，“关键在于如何解决阻碍中美人文交流的深层次挑战”。
赵明昊认为，美国不是铁板一块，“不宜把对中国有不满、有批评的人士等同于‘反华’势力或是极端鹰派”。大陆方面近期重点针对美国的商业界、战略界的人士加大交往力度，“但是还缺乏对美国文化界人士的重视”，他建议，需要想办法与一些美国作家、媒体记者和评论员展开“再接触”。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则在文章中指出，美国的入境关口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场所”，“几乎所有被关小黑屋的中国人，都会成为坚定的反美者”，长此以往美国将不再是大陆留学首选国，这对美国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海外看世界主编、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全胜示警，美国在人文领域的对大陆脱钩和麦卡锡主义回潮，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危害并不亚于愈演愈烈的贸易战和科技战，同时也已经外溢到中日关系和中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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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赵明昊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布了一系列国家安全政策文件，包括《国家防务战略》、《核态势评估》、《国家情报战略》等。美国正在以一种“全政府”方式逐步落实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构想。经济“脱钩”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热词，尤其是一场科技冷战似乎在中美之间开启。
中美关系正面临数十年来的最重大挑战，而且它还与国际秩序日益松动的现实相伴随，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受挫和民粹主义兴起。这一情势显著加剧了北京和华盛顿管理双边关系的难度。更重要的是，两国都面临非常严峻的国内挑战。中国经济增速降至新的低点，而美国内部的政治、社会和族群裂痕正在深化。双方其实都承担不起中美关系跌入战略对抗的巨大代价。
今年2月亚洲协会美中政策工作组发布题为《路径调整：朝向有效和可持续的对华政策》报告，这是试图应对中美关系危机的重要智识努力。该工作组由一流学者和富有经验的政策实践者组成，其中包括谢淑丽（Susan Shirk）、夏伟（Orville Schell）等既了解中国政府也了解中国社会的人士。这份报告旨在促使有关中美关系的辩论尽快走出愤怒、恐惧、狂妄情绪，把精力聚焦于寻求管理中美战略竞争的模式。
“巧竞争”是这一报告所倡导的美国对华政策核心理念。它明确指出，“美国应避免采取不可逆的、使两个经济体和社会脱钩的排他性政策”。报告对美国对中国威胁做出过度反应提出警告，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反击并不等同于切实有效的对华战略，并且会伤害美国自身利益，比如科技战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创新生态系统。
此外，报告指出，在全球治理领域，中美拥有大量的共同利益，“美国应该继续与中国合作解决全球公共产品问题”。对于亚投行、“一带一路”等中国倡议，美国不应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谈及如何应对中美意识形态竞争时，报告强调，“我们必须注意，不要以最终伤害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的方式，制造或过度夸大中国威胁”。
这一报告在中国政策圈受到高度关注。实际上，中国的观察人士和政策精英也在就如何应对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这一重大挑战展开思考和争论。首先，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仍然是较弱的一方，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依然很大，应尽力避免两国经济关系的脱钩，同时也要为中美相互依存度有可能降低做好准备。中国需要加快落实改革开放举措，最近制定的《外商投资法》是一项重要的积极进展。华盛顿不应轻视北京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欧洲和日本都不会赞成特朗普政府使WTO瘫痪和损害多边主义的举措。在今年6月的G20大阪峰会前，中美应努力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经贸协议。
其次，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受到中国分析人士的更多关注，尤其是双方或会在台湾问题上出现严重误判。在南海地区，美军舰船和飞机的活动正在显著增加，中方担心的不是两军“意外相遇”，而是美军故意制造一些小规模冲突。为了避免冲突的急剧升级，需要更有效的危机管理和信任建立措施。此外，中美需要就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秩序进行更多沟通和协调。将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发展为“亚洲版北约”的想法既是有害的，也不可行。而北京也要清醒意识到地区国家不会接受它的主导地位。
第三，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带动下，中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而中国已经下决心要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然而，华盛顿正在南太平洋、欧洲、拉美、非洲等地发起新一轮阻挠中国对外合作的行动，包括近期反对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做法并不会提升美国自身的竞争力，反倒会关闭中美本可合作的机遇窗口。双方需要就管理中美关系的全球性影响展开深入对话，尤其是两国要避免在国际发展领域陷入恶性竞争和逼迫第三方选边站队。
最后重要的是，中美不能任由意识形态竞争成为界定双边关系的新议题。曾在卡特执政时期负责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迈克尔·奥克森伯格说过，“然而，美国还是周期性地寻求打造一个更合其意的中国。这些努力总是以巨大的失败告终”。按照美国的偏好和模式改造中国显然是不现实的，对此美方需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仍然是防御性的，只是希望保持自身政治体制的稳定，并且让世界对它有更多了解。习近平明确表示，中国不对外输出模式。当然，对于自身言论和政策行为的国际影响，北京需要有更大的敏感性。
在太平洋两岸，对于如何管理中美战略竞争的辩论将会长期持续。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强化对华施压的情况下，一些美国战略界人士已经意识到这种趋势令人担忧，两国利益并非绝不相容，接触和竞争也不是互斥的选择。
正如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多宾所言，接触和竞争仍然都是美国必不可少的对华政策工具；美国的目标不应该是“让中国出局”，而应该是成为更有活力、更好的自己。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也不认为美国过去几十年的对华接触是失败的。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合作的竞争”这一概念，他相信“这种关系的某些方面会涉及正和博弈。美国的国家安全需要与中国分享权力，而不是控制中国”。
实际上，在当前种种挑战的背后，一种事实上的新型中美关系或者说新均衡正在形成，“巧竞争”也是着眼于重新稳定双边关系。无论是妥善应对大国竞争还是确保国际秩序的总体稳定，都迫切需要中美双方保持战略克制，并以更大的智慧开启“再接触”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