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威学者透露，中国当局目前最关注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稳定，稳定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比经济情况更严重。政治时评人邓聿文认为，如果这个信息属实，说明当局已经预感到社会大变革正在迫近。客座评论：中国当局对社会稳定的焦虑
— DW 中文- 德国之声 (@dw_chinese) April 30, 2024
有权威学者透露，中国当局目前最关注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稳定，稳定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比经济情况更严重。政治时评人邓聿文认为，如果这个信息属实，说明当局已经预感到社会大变革正在迫近。https://t.co/zcownL26M9 pic.twitter.com/qc2nUY9tC5
今年4月是习近平所谓国家总体安全观提出10周年，前些天官媒进行了集中的报道和宣传。然而，10年下来，靠高压维持的社会稳定和安全到现在已难以为继，民间的不满越来越凸显，近段时间就出现了多起包括学生跳楼自杀等在内的悲剧性事件和个体的抗争。有权威学者透露，当局目前最关注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稳定，稳定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比经济情况更严重。如果这个信息属实，反映了当局对社会稳定的焦虑，说明当局已经预感到社会大变革正在迫近。
稳定问题对当局来说并不是个新问题，类似“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不知喊了多少年。过去，当局也重视稳定问题，并非只是喊喊口号，然而，只有在新时代，当局才将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捆绑在一起，稳定变成了一个国安问题，这说明当局真正意识到稳定问题处理不好，是会严重冲击到中共统治，甚至导致中共垮台的。
“抚剿”并用的两手策略
过去10年，当局采取抚（精准扶贫）剿（严厉打击群体事件）并用的两手策略，致使有规模的集体反抗行动比起江、胡时期大大减少，但随着三年疫情封控导致的经济下行和当局对平台经济的整顿打压，工厂倒闭和工人失业大量出现，劳工维权事件增多，民间集资事件频发，互联网金融诈骗蔓延，一些地方发生了有一定规模的群体抗议，低收入者生活压力增大，邀约自杀和报复社会的个体极端事件不断冒出，公务员群体也因大范围减薪而抗议。
仅以劳工的集体抗争为例，据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的不完全统计，2023年全年，中国发生的工人集体行动事件1794起，是2022年（831起）的2倍有余，超过以往三年的总和，遍及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教育业、采矿业等领域，每个省都有。在所有的集体抗议行动中，最受瞩目的还是2022年11月爆发的蔓延全国多个城市的白纸运动。
表面看，“新时代”出现的这些群体事件和个体极端事件，除“白纸运动”外，总体上其抗议程度没有超出以往的同类型事件，但这并不表示它们对政权的冲击程度就会减少。相反，这些抗议行动所带有的新的特点容易触发社会大局不稳，让当局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尤其将“白纸运动”的政治性考虑进去。
原因在于，“新时代”的集体行动和个体极端事件，不是在中国经济处于上升阶段产生的，而是在中国历经一段时期的高增长后，经济进入下行通道产生的，又叠加中美对抗和国内政治高压这两个因素，因此，社会的信心极度低落。虽然多数事件的规模不大，但社会的情绪格外焦虑，事件的感染性强和对人们的心理冲击大。像银行挤兑招致的民众抗议和由房产危机引发的业主停贷断供，对金融和经济会产生破坏性影响，由此可以理解当局为什么非常重视金融的稳定，成立专门机构处理金融问题了。
此外，年轻人集体邀约自杀和公务员讨薪等过去不曾或很少出现的现象，前者反映了中国社会底层长期以来承受的巨大生活压力在经济困难期雪上加霜，超过个体承受的临界点，这类事情对人们的内心触动极为强烈，也极易引发报复社会的恶性极端案件；后者的日子也不好过，经济困难的加剧，让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公务员普遍减薪，甚至发不出工资，无疑打击他们对当局的忠诚。
社会稳定的严峻问题
“新时代”这类社会的不满和抗争虽然多发生在近几年，但当局早就明白其统治方式会使社会稳定成为一个严峻问题，于是有针对性地提出国家总体安全观，把国家安全上升到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上升到国家强盛的前提。当局一方面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包括文革的教训深知，在不能改变统治方式下，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也从群众尤其劳工群体的抗争诉求和方式中认识到，需要将维稳嵌入于国家总体安全考量，因为劳工的抗争诉求，已从过去相对单纯的政策性措施和经济利益，过渡到政治与社会权利层面的变革要求，抗争方式也借助现代网络技术的力量迅速扩散信息，扩大社会影响以争取更多支持。但对官员来说，实际上缺乏有效解决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手段，更多还是刚性维稳，这就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导致冲突产生的问题，反而往往会激化矛盾和冲突。
假如群体事件频发，特别是反体制的维权集体行动，社会就不可能稳定，也就会挑战、威胁中共统治。这是当局对稳定的认识逻辑。因此，中共要赢得人民对其统治的认可和支持，需要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习为加强自己一人统治的合法性，更为中国制定了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高目标，而这个目标要求全体国民在他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去实现，任何不稳定的风险都有可能导致目标实现不了。所以，相比他的前辈，习尤其看重稳定，但要达成全体国民的“团结一致”，在党内不能只靠政治高压，在社会只靠专政，否则，当局的维稳成本有增无减，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这是不可承受的负担，并将进一步阻碍经济发展。
新时代的“枫桥经验”
故他重提“枫桥经验”，依靠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即群众路线去解决社会矛盾，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然而，从“枫桥经验”实际运行效果看，真的要有效运用，基层政府还是要有雄厚财力。因此 归根到底，社会稳定问题要靠发展去解决。但在经济困难加重的当下，这又谈何容易，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去处理各种集体和个体的维权事件。从这个角度看，不排除当局通过强调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以此促使官员自觉重视社会稳定问题，积极主动而非被动去化解决各类矛盾和冲突。
社会稳定问题严重到冲击其统治，是有可能在政策上做出调整，乃至修正其发展路线的。“白纸运动”迫使当局放弃清零政策，改弦易辙，就是一例。
虽然去年中国劳工的集体行动和社会抗议以及个体极端事件有所增加，然而，假设没有发生2022年11月的白纸抗议运动，当局对这些事件的性质的判定就很可能和现在不一样，不一定认为它们会冲击到社会大局的稳定，威胁中共的统治特别是习近平的个人独裁。
假如目前的情形延续下去，不排除当局接下来会破题分配体制，在这个方面是出台力度较大的政策，以缩小社会的两极分化，当局在党的文件中多次表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否会这样去做，值得观察。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