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饶毅，中国生物学家。2007年回到中国，在北大就职，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2011年放弃美国国籍。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饶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千人计划”发起人之一，为北京大学首位全球公开招聘的院长。创建并运营非盈利性科普类微信公众号平台“饶议科学”。
【条件大大提高了，数量大大增加了，为什么质量并不容易提高？】
17年前，45岁的我和40岁的施一公回到北大、清华全职工作后我国出现一次引进科技和高等教育人才的热点。
今天，我国对科技和高等教育的人才更加求贤若渴，条件也大大提高，那么回顾这17年的一个侧面，也并非一定毫无意义。
预期与现实
17年前，一般认为我国的发展到了可以大规模引进人才的时期。
事实上，有很多科技和高等教育人才回国。
当时最突出的是北大、清华分别引进了约十位海外一流大学的正教授、讲席教授，领导几个学院和新体制研究所/中心。他们一方面改革所在学院，一方面这些学院的新机制和经验被两校总结推广全校，奠定了两校的全面改革。国内其他大学，也有希望学习的愿望，并且有所行动。
国内新成立了一些研究机构（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为代表的现在称为“新型研发机构”），也以高的学术标准和管理模式，大幅度提高科学研究和科学人才的质量。
这一过程，在年轻科技人才的层面一直继续，但美中不足的是回国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国内博士，而国际博士偏少。对一个人来说，博士学位来源当然不决定一切，也就是说具体到每一个人，当然有国内博士优于国际博士的。但是，迄今为止，现实还不可能做到大部分国内博士优于大部分国际博士。所以，国际博士的比例，仍然在总体应该想办法提高（在个体上，一定是具体学术水平，而无论学位来源）。国内博士比例高的原因不外乎国内博士在国外升级困难度高于国际博士、而国内博士在国内的师承关系和单位网络优于国际博士。
国际教授回国，除了十几年前现在基本不再是潮流，而是一些单位的个例，整体数量很少。例如，年度实际经费超过一千亿、拥有一百多个研究所的中国科学院，十几年来，真正全职到位并留下工作的国际正教授恐怕不到十人，也许不到五人。
有些招聘的正教授以上的，也一般是六十年以上。而40岁、45岁，好像基本没有再现。
而做的最好的是国家支持的新型大学—-西湖大学。它拥有的国际正教授的数字超过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而比例就远超北大、清华和全中国所有院校。施一公几年前希望教师招聘超过北大清华的愿望，今天已经成为现实。
其他大学没能做到，现在除了浙江大学似乎还非常努力之外，大部分大学都接近放弃招聘国际正教授，甚至引起怀疑很多高校和包括科学院在内的科研机构有可能排斥国际正教授，因为担心他们水平高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领导，而“不方便”管理。
国家的愿望与单位的现实
在今天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迫切希望加强科技和高校人才质量。除了培养之外，我国很希望引进人才。国家的多个层面不仅有愿望，而且出台很多政策、提供很多优异的条件，前所未有的条件，希望引才。
目前国家和地方的政策，非常之好。包括引进人才的条件，不由本单位出，而全部或者大部分由国家和地方提供。也就是说，引进的人才并不在引进单位分羹，而是带给引才单位更多的资源。
这么好的条件，那么应该很快形成新的人才引进高峰？
确实有几个单位、几个地方用了国家和地方的政策积极引才。
但总体用新的引才条件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数量较少、比例较低。
所以，很多单位并未积极相应国家和地方对科技、高等教育人才引进的号召，而是基本不做费力的需要单位领导出面的引才工作、只做容易的有单位普通人事部门就能承担的简单工作。
一方面，愿意回国的人数，特别是高层次，并非想象的那么多。另一方面，很多单位基本没有兴趣用这种条件引进高年资人才。虽然引进人才的资源不来自单位，但单位领导人不愿出现新人老人待遇不同而引发内部不平衡的矛盾。也就是说，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领导大部分不愿意因为相应国家号召、因为促进单位长远发展，而自己个人被单位的人所抱怨。短期个人利益普遍压倒单位和国家的利益。
阻击的后果
可能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完全排除。
我和施一公等回国后，一批主要是1950年代出生、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在中国已担任高校和科技机构领导的人，全力阻击。
非常有效， 效果超出所有人的预期，并继续发挥影响。
国际一流大学做过正教授的这批，在国内带领各单位改革后，接近百分之百（不是百分之百）被扫地出门。
这一“成功”的效率非常高，不仅国际正教授被扫地出门，而且在国际上获得博士学位都基本成为弱点，也一样在科研和教育机构的领导层几乎被“清零”（不是百分之百，但接近）。
同样举例庞然大物的中国科学院，院领导一般有7到9人，今天全部是国内博士。而同一机构以前七十多年一直有国际博士。其一百多个研究所的领导也绝大多数是国内博士。
北大、清华、以美国建校为基础的协和医学院，也一样，几乎全部清零国际博士，而几乎全部由国内博士领导。
当然，很多博士回国是为了科研，不一定愿意、也不一定有领导科研机构和高校的能力。但也有很多科研人员认为科研能力与领导能力有相当的相关性，科研人员希望领导的科研和管理水平都高。中国也长期认同这一理念，所以几十年的中国科学院，不仅院领导、而且所领导都是领域中的学术翘楚。
恐怕不能要求现在回国的科研和高校人才改变这种观点，认为单位领导的学术水平完全不重要。
因此，在愿意回国的人当中，愿意去西湖大学和某些新型研发机构的自然多一些，而以西湖大学最为突出。
如果没有那次“阻击战”，也许西湖大学不会这么突出，因为全国还有其他机构欢迎？
阻击的表面后果是打败了这批国际教授，实际恐怕影响更大。
很多单位、地方和领域学术标准颠倒，恐怕是其中之一。而全体国际博士在国内发展弱势，不如国内博士，会没有后果？
人才使用与标准建设
在一个层面压制国际教授、另一个层面排出国际博士，看上去是个人/群体利益之争。
实际上，用低标准排斥高标准的后果中国仍然难以建立公正公平的科学评价体系，虽然科学是全世界范围最容易取得客观共识的领域。
所以很多荣誉的评判、很多课题的评判、很多经费的评审，都仍常常以单位、群体和个人利益压倒科学标准、压倒国家利益，从而不仅不公平而且浪费国家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