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把焦点放在对付中国不当处理COVID－19疫情时，川普总统的任期也即将结束，当时很难说他会不会连任。我必须继续追究中国几十年来的其他失格行为。

我花了大量时间与高阶商业领袖谈论中国，更具体一点来说，是在谈中共如何控制他们。我想当中有些产业的主管认为我疯了。在疫情低谷，我接到一位科技公司执行长的电话，过去几十年来他一直涉足全球健康问题。他敦促美国要提高更多全球疫苗行动的参与度，也就是说，投入更多的资金来支持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

我趁机问他：“你认为中国人为什么会这么喜欢你？”他不喜欢这个问题，因此电话中我就不再提了。但他和我都心知肚明，他之所以能接触到中国高阶领导人，不是因为他的外表或智慧，而是因为他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在私下的谈话中，我一再提醒这些美国企业巨头，去中国做生意到底意味着什么。

中国不存在真正的私营企业。就是这么简单。

共产党可以合法拥有或控制任何经济和商业实体，或迫使你按照国家当局的指示来营运。如果你和中国政府拥有或控制的企业做生意，就等于是在跟中共做生意。这一点不仅明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的规范中，而且只要用常识就可以理解。问问马云吧——这位高调的中国商人在二〇二〇年神秘消失了好几个月——问他认为自己实际上是否掌控了什么。

中国企业受到中共控制已经够糟糕了，要是连美国企业都受制于中国政府，那就更糟了。根据中国法律，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所有位于中国的公司都必须与中国情报和安全机构合作。二〇二二年，中共甚至扩大规范，要求西方企业将党的组织纳入他们在中国营运的机构中。跟中国有联系的任何企业都面临风险。

疫情期间，我看到中共政府阻止美国公司运送他们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以履行和美国客户的合约，这些产品原本是要用美国飞机运送的。这听来没问题吧？然而，中国政府竟然拒绝批准货运文件。我见过中国政府威胁美国公民在中国的亲属，如果他们不合作的话。我见过两名加拿大人和无数其他人因为中国的政治目标而被拘留。中国的法律体系——这本身就是个充满矛盾的词汇——只会保护党的首脑。美国公司无权拥有在中国的财产；它们没有所有权，只有临时持有权。

川普执政时期，我们开始向商界发出警告，如今这对全球企业都开始产生真正影响，大家都变得更加谨慎，悉心权衡在中国经商的危险。我们需要美国企业协助，才能对中共追究实际的责任。

川普政府的一个领导团队也努力在阻止中共的大外宣和间谍在各个地方运作。他们的目标不只有联邦官员，例如民主党众议员艾瑞克．史瓦维尔（Eric Swalwell）和资深民主党参议员黛安．范士丹。中共也针对我们的大学、地方政府、媒体和智库等展开动作。而且最糟糕的是，其中有许多活动都是合法的。

中共从很早以前就已经找到向美国这个开放社会灌输毒素的方法，他们会利用有外交身份的官方代理人，也会胁迫中国公民来达成其意图。多年来，中共在美国校园经营“语言和文化中心”，也就是所谓的“孔子学院”，尽管目前的数量比川普政府之前少得多。（但有时他们的仇美颠覆言论也很难与许多大学课堂上教授的内容区分开来）。

中共试图对美国菁英洗脑，他们透过中国国营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甚至是《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付费发表评论或广告。二〇二〇年，美国司法部起诉了一名中国间谍，据称他甚至渗透纽约市警察局，监视生活在纽约的西藏人。

美国社会的任何一个环节都难逃中共的统战，这些活动是由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中国大使馆来运作的。一些活动甚至直接由北京操控，像是中共统战工作部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他们在全美各地设有三十多个分支机构。在此我要请每一位公民、商业和学术领袖对那些声称代表中国机构的人保持警惕，特别是在他们开出诱人的条件或提出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时。我毫不怀疑，要跟他们做生意的一项条件就是讲一些中共认可的谎言，或是对他们的恶形恶状视而不见。

在美国境内打击中国间谍网络比你想像的要困难得多。联邦政府机构在如何处理从事间谍活动的外国人方面存在分歧，这些机构多半是和国务院及中情局对立的。在一般情况下，当一个机构确定行为不轨者——他们通常是获得待在美国许可的“外交官”——会提出将他们驱逐出境的要求， 但这时国务院和中情局会不情愿，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美国驱逐了一名俄罗斯或中国的外交官，这些国家将采取报复行动，驱逐我们的一位外交官，进而削弱美国的情报能力。

不幸的是，由于在美国运作的外交机构都是归国务院管辖，那些有问题的外交人员几乎总是逃过一劫。在我任职于中情局和国务院的这四年期间，我决定采取不同的做法。没有人可以利用外交身份在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一经发现，我们应该将他们踢出去，而且最好要公开此事。

对执法部门来说，这真的是个相当悦耳的好消息，但在我所任职的机构内，这种做法却成了异端邪说。最好的一个例子是我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才关闭中国驻休士顿领事馆，那里是中共间谍活动的中心枢纽。

虽然美国政府官员对这个外交机构是间谍集散地的事情早就略有所知，但关闭领事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我的团队一定会说：“谁知道中共会如何回应？他们也会关闭我们的领事馆，至少一个，甚至可能是所有的领事馆。他们可能拒绝给所有政府官员签证。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但我的看法不同。中国驻休士顿外交人员当时在窃取德州大学医疗系统中的重要医疗技术和方法。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还从窃取了休士顿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的大量癌症研究数据，就像我们确切得知中国曾窃取全球各地COVID－19疫苗研究的资料一样。

事实上，安德森癌症中心在二〇一九年曾解雇三名研究人员，原因就是他们涉嫌提供研究数据给中国。我们还知道，中国正窃取德州一间顶尖能源技术公司的资讯，并以我们尚未完全了解的方式监视着港口活动。而且不仅是美国的智慧财产被盗，欧洲那里的专业技术也是。所以，我和我的同事们决定要规划一场行动。我们与驻华大使泰瑞．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联手，为他的团队准备好可能会遇到的报复措施。而且我们小心行事，确定这项计划没有一丁点消息泄漏。

历史将来会判定这是对外国间谍活动进行的一次最出人意料的清剿任务。我们从美国司法部那里取得一系列的起诉书。接下来，在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九日，我发出一分外交照会（démarche）， 这是外交官之间的正式公文，用以声明一国的政策立场，这种照会很少由国务卿发出，但我要让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明白这件事的严重性。

崔大使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对这个坏消息毫无准备——对于我们这项行动的保密工作来说，这是一个好迹象。崔天凯的第一个反应是一个奇怪的要求，他要求我停止把中国人民和中共区分开来。

他很痛恨我执意要揭开这个谎言：中国人民是由像他这样的人来代表。

他心烦意乱地表示，中共势必将关闭美国的第六个领事馆：香港。接下来，他火力全开，试图停止我们清除间谍的行动。他向白宫、国会山庄、川普女婿贾瑞德．库许纳、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以及其他任何愿意听他讲话的人求助。他动用了所有的关系，试图孤立我，并试着调查这次的外交照会是否代表整个美国政府要齐心协力投注在这上头，又或者仅仅是我个人的意愿。

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次是玩真的。我们的行动继续进行，在七月二十二日宣布中共必须在七十二小时内撤离休士顿总领事馆。尽管崔大使坚称他们在休士顿没有任何需要隐藏的东西，但在几个小时后，负责这次行动的布莱恩．布拉陶进入我的办公室，打开电视。我们看了每个电视频道，都在报导休士顿中国总领事馆发生火灾，浓烟密布。这里没什么好看的，同志们，请散开。

正如崔大使所威胁的，中共随即采取报复行动，关闭了美国的一个领事馆——但不是在香港的那间，是在成都的。这确实很不幸，但这样的牺牲很值得。司法部的起诉书和关闭领事馆的行动迫使中共不得不撤回几乎所有在美国的特务。而这还连带产生额外的好处，引起其他国家也开始对他们的间谍部署有所动作。

我希望能够说服总统让我关闭更多的领事馆——这不是你来我往的攻防， 而是因为中共在美国的活动跟美国在中国的活动非常的不对等。不应该任由这种严重的失衡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