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大英博物馆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过去10年间，其庞大的库房里丢失了大约2000件物品——所出年代从古代到19世纪不等，这一消息应该足以危及任何博物馆馆长的饭碗。再加上有消息称窃贼疑似为馆内的希腊文物策展人，而失窃的珍贵文物流向了数字市场，大英博物馆馆长最近的辞职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些爆料震动了严肃沉稳的博物馆界，并引发了对安全、记录保存和经费优先项目等重大问题的讨论。不过，我们这些国家级博物馆的起源才是更深刻的问题所在。要解决这个问题，仅靠新的安全规约是不够的。

大英博物馆必须以此番丑闻为契机，更新所谓普世博物馆的陈旧观念，重新思考此类机构在21世纪——一个文化分享和融合从未如此重要的时代——的存续之道。与其抵触归还藏品中争议文物的呼声，不如对其藏品以及文物获得方式保持透明。它们应该开展一场慷慨的、长期的藏品出借活动，实现文物的跨境自由流转。同时也要拥抱数字工具，将储藏设施开放接受公众的监督。

从大都会博物馆、卢浮宫、普拉多博物馆到大英博物馆，这是一个从根本上重新构想普世博物馆的使命与目的以及它们对世界的义务的机会。

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打造“普世”或“万有”博物馆的梦想在几个世纪前就诞生了。在18世纪最初10年，一股推崇贵族义务的风潮让许多艺术藏品从私家厅堂移到了公共空间，在理论上可以被所有人欣赏。此后一个世纪，为容纳这些藏品而建立的大型机构树立了这样一种理念，即全球艺术和文物将熏陶出开明、民主的文化，并以或明或暗的方式确立只有西方机构才能妥善储藏、保存和研究世界伟大奇观的观念。

启蒙运动引领了帝国时代，新的博物馆很快充斥了掠夺来的物品。托马斯·布鲁斯（即埃尔金伯爵）将帕特农神庙的雕塑运到伦敦。“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被安置于卢浮宫。“贝宁青铜器”散落世界各地，包括大都会博物馆。埃及的娜芙蒂蒂胸像被运往柏林。

在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这样的文物获取是件好事，甚至有其必要性，因为博物馆才是合适的文物管理者和监护者。这一观点至今仍被视为在博物馆库房中存放大量文物的理由。2002年，包括卢浮宫和大都会博物馆在内的十多家顶级博物馆签署了《普世博物馆重要性及价值宣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回击希腊不断要求归还伦敦帕特农神庙大理石雕塑的呼声以及越来越多的批评，这些批评认为这些博物馆代表了需要纠正的殖民主义文化观。

“随着时间推移，无论是通过购买、馈赠还是分配得来的文物都已成为其所存放博物馆的一部分，并延伸为其所在国家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该宣言中写道。“因此，要这些丰富多元的博物馆缩小收藏范围，将是所有观展者的损失。”

但大英博物馆库房内文物被盗事件揭穿了这一陈腐观点的假意：如果这些机构连保存珍贵文物完好的最基本工作都做不到，它们又如何证明自己理应保留从别国夺走的东西呢？

事实上，如果不是一位古董商在eBay上认出了本属于大英博物馆藏品的古罗马浮雕，该馆被盗的问题可能至今都不会被发现。那位古董商在2021年就将此事告知博物馆方，在追踪并购买了许多赃品后，他通过一个PayPal账户确认了匿名卖家的身份。他提供的证据令人更加不安：盗窃不仅是内部作案，据称还是一名策展人（目前正在接受警方调查）实施的，而策展人的职责本应是保护这些文物。

作为调查记者，我曾用数年时间揭露J·保罗·盖蒂博物馆——以及波士顿和纽约等地的同行机构——如何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通过猖獗的黑市贸易打造出世界顶级的古典时期文物收藏。盖蒂博物馆馆长遭意大利政府提起刑事诉讼（由于一个三法官合议庭裁定诉讼时效已过，该案后来被撤销），此后越来越多的证据迫使多家博物馆将上百件掠夺而来的文物归还给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等国。

许多古董商同样深度参与了亚洲各地文物的盗窃和销售，将这些文物卖给收藏家和博物馆，包括美国的一些。此后，部分古董商被提起刑事指控，国土安全调查局的联邦特工和通常负责调查文物走私的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与联邦及州检察官合作，缴获并归还了数以万计被掠夺的文物。

欧洲的博物馆也面临对其殖民掠夺品的类似清算。一份法国总统委托编撰的报告建议，应以双边协议为基础向非洲国家归还重要文物和非法获得的藏品。去年，德国宣布将归还曾属于古代贝宁王国的1000多件青铜器。

作为全球首家普世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在数百年的殖民掠夺中建起巨大的收藏，成就了一座宏伟的文化宝库：该馆收藏了约800万件文物（没人能统计出确切数字），而在网上有完整记录的只有约450万件。展出文物还不到总数的1%。但法律基本上禁止该馆放弃藏品，该馆也总以捍卫世界宝藏的能力为由来证明其立场的正当性。

但这种正当性如今已经站不住脚。作为启蒙运动的遗迹，普世博物馆从来没有真正的普世价值：几乎所有普世博物馆都在西方城市，是许多千里之外的社会——那些被掠夺的地方——根本无法触及的。把世界文化囤积在许多人看不到且明显往往并不安全的仓库里，毫无启蒙意义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