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文学城里读了网友枫散仙回忆母亲的文章，还有羽音姑娘纪念父母的文章。想着母亲节快到了，我也该为我的妈妈写点什么。父亲去世时，母亲和哥哥都写了纪念文章。哥哥的文章发表在家乡的D报上，后来和母亲的文章一起收在父亲的纪念册中。我们都还没有写过任何文字来纪念母亲，现在就从我开始吧。

在我心目中母亲从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她才华出众，是当之无愧的才女。

母亲家庭

我母亲出生于D市J县，满族，祖上隶属正黄旗（根据我姐姐的考证）。她的生母在她两岁左右就病逝了。我的姥爷在D海关做会计，家中还有我大姨，继姥姥和与母亲同父异母的三个舅舅，两个姨。家中应该不算富裕，但在子女上学方面还算舍得花钱的。那时的师范学校是免费的，还包食宿。家里没钱的都争取去读师范。大姨考入了L师范学校。母亲本来在升学考试考了全市第一，因砂眼没能进入L师范，后来被我太姥爷送到J县高女读书，学费可能也是太姥爷出的。母亲从小学到中学一直都担任班长（日据时代D市的学校是由学习最好的学生担任班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因我姥姥反对母亲继续求学而没能上大学，不得不说是母亲终生的遗憾。为生活所迫，母亲先后干过教师和职员等工作。还参加过剧团演戏（过去家中还有剧照），也是因为我姥姥反对而放弃。

我母亲家都是高颜值。我大姨当年就是学校校董访校时和我大姨父一见钟情。我大姨是学校老师，大姨父是年轻的校董。她们还有一个舅舅家的表哥，好像大我母亲十岁左右。这表舅长得一表人才，经常穿一身白色西装，骑一自行车，当年可是J县城里的风云人物。他家中早就给他定了亲，可他有自由恋爱的对象，就自己跑到定亲的人家去退了婚，和他自己找的姑娘结了婚。婚后又有一姑娘爱上他，非要跟着他。后来这俩女人一辈子都跟着这表舅。母亲家几乎人人都有文艺天赋。大姨和母亲会弹钢琴；大舅和二舅会拉手风琴；母亲和四姨是业余女高音（八旗子弟玩了两百多年，都快成职业玩家了）。

父母相遇

我母亲眉清目秀，皮肤白皙（根据我姐姐的说法，应是肤如凝脂），长相清纯，人也很单纯。她热爱文学和写作。日本投降后，母亲短暂地做过几份工作，就去D市文专学习。毕业后先到G报工作，后来到D报工作。刚到D报社时是副刊编辑，我父亲那时是副刊主编。副刊就是报纸的文艺版，刊登与文学艺术有关的诗歌，散文和小说等作品。母亲是名符其实的才女。字写得又快又漂亮（离休后参加老干部书法比赛，屡屡得奖）。有时父亲太忙，要写的文章也会口述而由母亲记录下来成稿。母亲文章也写得又快又好。母亲特别喜欢唱歌，父亲说每次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音（一出宿舍门，就开始高歌，一路唱到办公室门口）。父母年轻时对工作充满热情，就这样相遇在彼此热爱的文学艺术之中，志同道合，结为连理。母亲与父亲欣赏彼此的才华，这奠定了他们一生感情的基础，甚至文革十年也没动摇。

相濡以沫

婚后，我母亲就连着生了三个小孩，两女一男。在那之后，母亲不幸得了腹膜结核。这病让母亲吃了不少苦。主要是最初没有确诊，因而没有对症治疗，病情加重，产生严重腹水。父亲到处为母亲求医。有个偏方要用若干独头蒜，父亲就去菜市场找那里的售货员求助。人家看父亲年纪轻轻（那时父亲不到三十岁）妻子就得了疑难杂症，深表同情，还真的帮父亲弄到了需要的独头蒜。恰在这时父亲要去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只好留下生病的母亲，一人孤身去北京。本来医院的医生最终已经确诊了母亲的病，可是母亲对他们已失去信心，坚决不肯在那治疗了（其实只要确诊了，在D市医院就可以治疗的）。母亲后来去北京，要去找林巧稚医生看病。据说那时候，北京是有城门的，每天晚上会按时关城门。因中央党校在颐和园附近，早上要等西直门开城门才能进城。协和医院是在北京城里东南方。等西直门开城门再赶到协和医院就掛不上号了。所以请住在城里的父亲党校的同学起大早去掛协和医院林巧稚医生的号。母亲的病一旦对症治疗，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父母又托人把我姐姐带到北京，三人在中央党校住到父亲学业结束。我姐姐现在还记得同样是跟随父母住在党校的维族小姑娘，头上扎着很多小辫子呢！

小时候，我们那儿每家每户的门上都挂个小牌牌，上面写着家里的地址和户主的姓名。我们家从我记事起，就是母亲的名字在上面。我家户口本上户主也是我母亲。父亲很早就调离副刊，辗转在工业组和其他部门，最后在总编室工作。由于父亲工作的性质，晚上常在报社等新华社重要新闻，然后要在凌晨把版面排好，以便报社印刷厂在早晨按时出报。父亲多半都在值夜班，白天还有开会等其他工作，母亲不舍得再用家务事去烦他。家里的各种大小事情父亲几乎没管过。在重大的家庭决策上，常常都是母亲来做决定。

六十年代初，先是奶奶得了癌症去世；后来是姥爷脑溢血去世。不幸一个接着一个。奶奶本来住在中医医院，后来同病房的患者一个一个都走了（死了）。在医院实在住不下去，奶奶就从医院回家了。那段时间里，几个姑姑带着孩子都回来了，家里人来人往的。还请了特别护理的人来照顾奶奶。父亲还到处找关系去买吗啡用来给奶奶止痛。奶奶生病和相关的花销，应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家中如果不欠债已是不错。我大姑是个单亲妈妈，每次来我家临走时，奶奶都要尽量给她多带些东西。三年困难时期，老舅爷（奶奶的弟弟）从DSQ市来，一次就背走40斤面。那时连母亲和姐姐都要吃橡子面（我因在幼儿园住宿，才躲过吃橡子面的命运，那时的重男轻女可见一斑）。母亲是爱屋及乌，和奶奶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十几年，从没因钱或其他事发生过争执。

姥爷是母亲在世上最亲的人。姥爷的去世，对母亲打击很大。那时我还不能理解这是怎样的一种失落，等我自己双亲先后逝去，才理解母亲当时的感伤。我母亲幼年丧母，姐姐失联，现在连父亲也离开了。只剩下继母和几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和妹妹。

奶奶去世后，家里一下子安静了。开始几年，家里还是请保姆做家务。后来四清运动开始，到处都在讲阶级斗争。隔壁邻居家的奶奶，因本人成分为地主，不仅在街道被批斗，还被遣送回原籍。（这个地主，不过是因为丈夫去世早，独子 — 也是报社的领导干部 — 出去参加革命，家里的地没人种，只能雇人种。）那时家里请保姆，在工作单位会被批评是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思想。母亲说，你们现在长大了（其实连我姐也不过是个小学生），要分担家务，以后家里不请保姆了。母亲在教育小孩子上很有一套。母亲把我们仨都训练好，日常的家务都分配给我们了。我记得那时我贪玩，时常把饭放在炉子上烧，人就跑到胡同里玩，等想起来炉子上的饭，赶紧跑回去看，饭已经烧糊了。秋天腌菜的季节，就全家人一起上。连父亲也会参加。针线活母亲也手把手地教给我们。

我们小时候，家里都是围着父母转的。小孩子都是放养。我家附近有两个电影院，走路不用三分钟。晚饭后，父母常常去看电影，没我们什么事。我们仨学习都在班上名列前茅，父母也不用在我们学习上操心。我姐和我哥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因此她俩都是近视眼。母亲不喜欢她他老看书，觉得把眼睛累坏了，一发现就会去抢书。这导致他们常常躲在母亲找不到的地方看书。我记得有一次母亲还把我姐借来的书撕了。不知我姐最后是怎么给书的主人交代的？我通常是为别的事情被母亲打骂。现在年代久远已经记不清为什么。

受D市委内部斗争的影响，文革前父亲从报社调到市文联工作，随后母亲也从报社文教组调到市卫生局负责计划生育报的工作。这段时间，母亲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典型的职业女性。我们不再是母亲的累赘，还是家务事上的小帮手，母亲可以放开手脚大展宏图了。可惜好景不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在父亲主持报社全面工作的六十年代初期，他曾到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学习。他看到北京的报纸办得生动活泼，于是把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这些经验都带回到D报。那时父亲亲自动笔写了一些文艺的或历史的小典故或小杂文登在报上。这些都成了文革初期攻击父亲的炮弹。父亲被要求回报社参加文革。母亲还要照常把排好的计生报版面送到D报印刷厂印刷发行。母亲每次都要面对报社里针对父亲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母亲自己承受了多大的压力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母亲最关心的还是父亲。她把家中的敌敌畏藏起来，一定是听到了社会上有些被批斗的对象自杀的可怕传闻。母亲很担心父亲的身体。奶奶患癌症去世那年，父亲在市党校学习。地处海滨的市党校离市内的家相距甚远。别的学员都是住校的。为了在奶奶生命的最后阶段尽孝，父亲每天起大早赶到党校参加正常学习，晚上又要赶着回家陪伴奶奶。由于疲劳过度，感染了风寒。去卫生所打针，又因消毒问题，传染了肝炎。但文革前父亲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现在又成了批斗对象，健康的人倘且受不了，肝病又怕累又怕气。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希望父亲的身体不至垮掉。在短暂的打派仗和武斗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各单位办起了学习班。父亲进了报社的牛棚，不允许回家也不允许家属探视（类似监狱）。母亲进了市政府的学习班，也是集中住，但周日可以回家（类似住宿学校）。

在这期间，D市的中学生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家里两个只读到初一的知识青年在1968年10月坐着解放牌敞篷卡车到Z县农村战天斗地去了。古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更何况是到又冷条件又差的Z县农村！至此，家里五口人分四处。父亲那里还不允许探视。市政府学习班正在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母亲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后来听母亲说，母亲的主要问题是大姨在台湾，不知由此推出母亲是台湾特务还是大姨是台湾特务？这一年我都不记得是怎么过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一人在家与老鼠为伍。因为家中没人气，老鼠都肆无忌惮的在白天公开活动。后来抱来我姐青年点同学家的老猫临时来住了几天，可这老猫太老了，一天躺在那儿动也不动。不过还是起到了威慑作用。九大后父亲可以偶尔回家了。母亲跟着单位下乡到Z县D公社劳动。母亲托回D市办事的一同事来家里看看我。这位阿姨来后看我一直哭，就把我带到D公社。在那里我看到母亲参加单位的文艺演出，还在台上独唱呢！母亲总是这样，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非常积极乐观。

1969年年底，我和父亲跟着母亲到农村走五七道路。这之后不久，我姐姐和哥哥就从青年点转回家里（叫归户）。过去父母工作忙，我们和父母都很少呆在一起，现在彼此交流反而多了。农村的生活很艰苦，但也有很多情趣。那时农村普遍粮食不够吃，到春天青黄不接时，就只好喝稀的。我们还去挖野菜吃。等到队里种的土豆下来时，自家菜地种的芸豆也下来了。就到了大家说的芸豆土豆市。老乡家就会烧一大锅芸豆土豆当饭吃。母亲也照着烧一大锅给我们吃。母亲这么多年，几乎没有做过饭。现在成了火头军的主力。父母有时也去参加大队和公社的活动。经常是帮各种先进集体或个人写讲用稿，他们又有机会发挥他们的写作特长了。母亲还去给队里办黑板报，一次从凳子上下来，脚后跟掉到坑里把脚崴了。生产队干部去邻近大队请来了专治跌打损伤的老中医，一下就把错位的筋骨复位了。我母亲的脚腕是习惯性扭伤。当年乒乓热时，在报社打乒乓球时扭伤了脚。还有一件趣事，我们刚到不久，我们一家参观队里的打谷场，遇到队里的一位老党员。他以为母亲和我们是姐妹，对我父亲说，原来你有三个女儿！哈哈！可惜“大女儿”不会干农活，全靠两个小女儿挑水挑肥种菜地。队里种了青麻，麻是用来搓麻绳的。我母亲到队里和老乡一起剥麻，就是把麻和麻秆分离。母亲分不清剥好的和没剥的，一直去剥麻秆，什么也剥不下来。父亲把它当好玩的事讲给我们听。这里的麻秆就是我们东北的俗语”麻杆打狼，两头害怕“的麻秆。麻秆看上去像细棍，实际上非常脆弱，一掰就断。公社给每户社员家都安装小喇叭。小喇叭里的任何文艺节目，母亲都跟着唱。父亲开玩笑说，样板戏里不管是阿庆嫂还是刁德一，杨子荣还是座山雕，都是你妈妈唱的，原唱我们都听不到。我本来一直以为，父亲是用调侃的语气发牢骚。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我的误解。实际上，父亲是三分调侃七分赞赏。所以母亲才会一直唱下去。

第一个秋后，队里终于给我们盖了四间草房。我们自己也出了部分资金。房子正面用的材料是队里采来的当地盛产的青石，看上去还挺漂亮的。到了春天，母亲也开始养猪养鸡养鸭。我们那年在队里分到了一只小猪。我们也买了五只小鸡和两只小鸭，小鸡小鸭开始放在盒子里养在炕上。根据每只特点都起了名字。记得其中一只叫“参考消息”，是因为她总是伸头看着墙上贴着的参考消息（糊墙纸）。除了猪鸡鸭，后来我姐从村里社员家抱回一只小猫。同时，我村里同学家的狗下了一窝小狗，最后一只最小的还没人要，就送给我了。所以小猫和小狗同时来了。小猫是最普通条状花纹。小狗是驼色和白色相间，尾巴是球状的。他们在厨屋怒目而视，面对面地发彪。小猫太小了，气势上压不住小狗，最后把小猫放到屋里才算了事。说起家里养猪的故事，还是蛮有意思的。从队里抓来的小猪仔，长得很慢。到了快过年要杀猪的时候，我们又从外面买了一只半大的猪来杀。杀猪那天，我们把队里抓的还没长大的猪赶到外面去，怕它听到杀猪时的猪叫声受到刺激。后来这只队里抓的猪，架子长得很好。只是没敲好，到了秋天，每天爬在猪圈墙上叫，也不长膘。春节前杀猪时，这只猪重330斤，基本上都是瘦肉（那时人们都是喜欢肥肉的）。后来又在附近集市上买了一小猪仔。这只猪长得很好，一年就长到240斤。老乡来串门，都会先看看圈里的猪。老乡看的是猪架子，是为了预测这猪会长多大。母亲每次都说，我家的猪是双眼皮，漂亮着呢！不记得是那只330斤的，还是这只240斤的猪，小猪仔时没抱稳，跑到还没播种的地里去了。父亲在后面追了一会儿就准备放弃，队里的一中年社员说，那不行还得追。最后是社员追上了小猪仔。打那时起我才知道，小猪跑得是真快！

这期间母亲去Y市看我姑姥姥，摔坏了腰。这里还有一段小故事。当时有母亲，二舅和我表弟仨人乘火车到Y市车站。表弟大约四五岁，由二舅领着。二舅带他们走近路。因天黑看不清路，我妈妈听到二舅在前面喊：下！我妈妈就下，结果摔到铁轨上，摔坏了腰。二舅说，是要我表弟下台阶。母亲一直都是盲目相信别人。母亲摔坏了腰，就回家躺在炕上养伤。正巧因小猫吃地瓜吃坏了肚子，把臭臭拉到我哥的被上，被我哥打伤。小猫就每天和母亲躺在一起养伤，后来小猫伤重死了。我们都批评我哥下手太重了。只有母亲不仅没批评，还包庇说，他手上有横纹，打死了猫就不会伤人了。

上高中后，我得了阑尾炎。母亲正赶上去市五七干校学习。话说母亲后来听说我病得不轻（是因为手术遇到了新手，而技术权威靠边站），不知是从干校请了假还是学习结束了，母亲到了医院，见到我就抱头大哭。其实那时危险已过。出院后，母亲给我买了好几件粉红色的衣服，好像我是死里逃生似的，我父亲说我就是死里逃生。

后来母亲回到原单位工作。我们也都陆陆续续回D市了。父亲回原单位工作后，家里重新分了房子。母亲被年轻时的朋友称为艺术人。母亲负责把家布置的漂漂亮亮的，父亲就负责买书。文革初期，父亲把他多年的藏书都作为封资修交到报社去了。现在又重新开始积累藏书。当市面上刚刚有钢琴出售时，母亲就买了一台星海牌钢琴。说是她想了一辈子了。后来又买了不少“想了一辈子”的东西。父亲说，什么都想了一辈子。

改革开放后，各种学校应运而生。母亲上了业大的日语班。母亲小学中学都是用日语上课，依我之愚见，根本不用去学什么日语。母亲同班有个她的同事，也是有深厚的日语基础。结果搞得两人在学习上憋着劲竞争呢！母亲还参加D市日语演讲比赛，拿了一等奖，奖品是一部日汉大词典。除了母亲的日语是童子功外，因演讲稿是演讲人自己撰写，母亲在写文章方面也有着巨大优势，她的文风就是激情四溢，很符合当时参赛人和评委的喜好。离休以后，母亲可没闲着。参加了老年大学书法班，每次书法比赛都特别认真地准备，次次都拿奖呢。当然少不了唱歌了。老干部合唱团的活动是场场不拉。她们还经常出去演出呢。闲来无事，还经常和人打麻将。父亲出门活动不多，不过一直都是母亲的啦啦队长。像书法比赛，每次都是父亲帮母亲选一首诗词来写，还会到字帖里去查看书法大家是如何写这些字的；准备日语演讲比赛时，父亲是第一个听众，帮助母亲完善演讲。这时我已经逐渐接受了母亲有点过分的乐观主义。我还常常很担心父亲，会不会社会活动太少，一人在家太孤单。后来搬到离海比较近的地方，全家常常一起乘坐几站地的无轨电车，然后沿着新修的沿海公路散步。那时沿海公路还没有全程竣工，从无轨车站沿着海岸线往前走，只有很少和我们一样散步的人们，漫步在空旷的马路上，远晀无边无际的大海。我们最喜欢步行到小海湾，我们把它叫作“我们的小海湾”。从沿海公路路面拾阶而下，就到了海湾的鹅卵石海滩。海湾不大，呈半圆形，由山崖环抱，非常安静。走到沿海公路那时的尽头就到了一座新修的桥。哥哥每次会骑着自行车在桥附近转来转去，母亲称为“撒欢”。中秋时节，我们全家也会一起来此赏月，母亲和哥哥就会背诵“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样的诗句。还遇到过一群学生在小海湾燃起篝火欢庆中秋佳节。我后来在B市时很怀念“我们的小海湾”，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寄回家中后，父母各写了一首诗来和我的诗。有意思的是虽然都是写小海湾，诗的风格各异。母亲的风格一如既往，总是热情奔放。

最后时光

后来我们仨都到美国留学。有一年大姨又到D市探亲，住在我家。父亲在世时，母亲每天吃的药都是父亲准备好，放在一个瓶盖里，吃药的水也是父亲准备好。母亲看也不看，一股脑吃下去。大姨在一旁说，看也不看，给你毒药你也吃！大姨实际上是批评母亲太依赖父亲。母亲经常外出参加活动，父亲则大多呆在家里。大姨对母亲讲，你以后少出去活动，说是我父亲每天快到中午的时候，就站在阳台上，望着门前的路，看我母亲回来没。父母就是这样彼此依赖。每每想到父亲，我心里就很难过。父亲像个小孩儿，非常需要有人陪伴。同时父亲又是非常挑剔的人，他从来不会和别人聊家长里短，只和几个有共同语言的朋友常常打电话聊天。我没能在父亲需要时在父亲的身边照顾父亲，现在却是“子欲养而亲不待”了。

九十年代初父母到美国来看望我们仨。这是全家在一起最后的快乐时光。1995年父亲因肝癌病逝时，只有哥哥回去奔丧。哥哥在飞机上写了“又到中秋 – 怀念爸爸”的纪念文章，后来登在D报上。父亲去世前留给哥哥一封信，专门嘱咐我哥哥要照顾母亲。母亲对父亲在各方面都是如此的依赖，以致于父亲去世后母亲非常的不适。后来母亲在报社老朋友的帮助下，开始动手编纂父亲的纪念册。父亲去世第二年，母亲因我生老二来美国帮忙。母亲在这里完成了为父亲写的纪念文章”无悔人生“，每次读后都让我热泪盈眶。这篇文章和哥哥的纪念文章后来都收在父亲的纪念册中。

2001年母亲有轻微的脑血栓。我启程回国看望母亲。我回去时母亲的情况还不错。短短的几天很快过去了。把需要有人照顾的母亲留在国内，我心里还是很挣扎的。还好我哥已经回国工作。但这对母亲主要是精神上的安慰，因为我哥很少在家，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在学校工作到深夜。后来母亲好像患了老年忧郁症，也可能是因为膝关节退化造成的疼痛，使她减少了外出活动。母亲一反常态，常常在电话里抱怨：过节了，别人家的子女又大包小卷地买东西回家看父母了。我姐听从了母亲的呼唤，在2004年春节回国看望母亲了。母亲很高兴，把拍的照片给我寄来。我哥也在2005年春节带母亲去了云南。春节前后回国对我几乎不可能。我们决定那年夏天全家四口回去看望母亲。机票早早就订好了。五月初，哥哥打来电话，母亲突发心梗，已住院。来问我们要不要放支架。我们赶紧到网上查，还没等查出个四五六，又一个电话过来，心梗大面积发作，人已陷入昏睡状态。现在回头看，在进医院第一时间点，就应该放支架。我和姐姐分别买了回国的机票，紧急赶回去了。医院一直用药物维持着母亲的生命体征，就是等我和姐姐回去。母亲的病情恶化，很明显是因为我们都不在身边造成的（我哥当时出差在外也不在家）。如果抢救及时，母亲应该还能活好多年的。我和姐姐算是见到了母亲最后一面但一句话也没说上。

我最后一次和母亲通话，正好有亲戚到母亲家串门。母亲说，有人来和我打麻将。你没什么事就挂了吧。谁能想到这竟是母亲对我说的最后的话。一直觉得母亲爱玩，就算一个人应该也是过得开开心心的，不会寂寞。如果我们在身边照顾，母亲本来可以活更久，还可以多玩几年的。想到母亲我就会觉得内疚，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母亲家中沙发前的小桌上，父亲去世时的照片簿摊开着。家中的阿姨说，住院前一天母亲正在看它们，那时候心梗还没发作。那年父亲已去世十年。知道母亲是带着对父亲的思念走的，我的眼泪止不住又涌了出来。父母一生相亲相爱相濡以沫至死不渝，这也是他们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