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舅舅和姨都叫我母亲“二姐”。这就是说家里应该还有大姐。小时候我妈妈告诉我们，大姨乘船出事了。这事到文革时就瞒不下去了。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就有人把这事 — 我大姨去了台湾 — 公布出来。不外乎我大姨是台湾特务，要不就是我母亲是台湾特务？具体怎么说的我也不知道。

这层台湾关系影响到我母亲这边所有的亲戚，当然我大姨父家的所有亲戚也跑不了。就连我都被影响到了。其实我根本没见过大姨，直到1987年两岸解禁，大姨第一次回来探亲才见到。大姨说，她们早就不在台湾住，而是在日本做生意。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差别，无非是台湾特务变成日本特务。后来母亲说，当时大姨父的大弟和我大舅都是大学生，准备留苏的。大姨父的大弟自己跟组织上交代说，大姨父从福建写来家信（不知在信中是否提到要去台湾）。至于他们最后去了台湾没，谁也不知道。就这样他自己和我大舅都没去成苏联。至此这台湾关系就躺在每个人的档案里，关键时刻就出来钳制一下。

大姨父的大弟是不是傻呀！八字没一撇的事去交代什么？不是应该什么都不说有人问也要说“不知道”吗？只能说那时的人太实诚了。害人害己呀！

后记：大姨和大姨父后来回来大陆几次。有意思的是大姨父说起话来就像共产党的干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