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依赖于与世界的联系,但现在正远离世界
文章来源: 纽约时报中文网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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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启动了两项重大的政策转变,此举将在未来几十年里改变中国和世界秩序。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三中全会上,中共领导层宣布政府的重心将从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发展。没过几天,中国和美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
这两件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让十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封闭状态,开始了它向超级大国发展的进程。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同时开始不是巧合。“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宣称。
现在这两项政策都面临威胁。中国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刚开始他的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他已经逆转了许多推动中国经济崛起的政策。在本周访问莫斯科期间,习近平进一步拉近了中俄关系,同时疏远了在过去四十年里对中国发展起到过帮助作用的国家。
在国际上受孤立的前景让许多中国人感到不安。他们担心中国加入了“错误”阵营,就像中共1949年掌权后与苏联结盟那样,只不过后来中苏失和,还发生了边界冲突。
通过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向世界表明中国选择了哪一边。这也让美国更容易说服盟友加入遏制中国的努力。
“两个阵营的划分越来越明显,”上海的政治学者胡伟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早就说过,如果中国不能在俄乌战争中做出灵活选择,中国将受到进一步的孤立。”
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不久,胡伟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批评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他预测西方将更加团结,北约会继续扩张,如果中国不与俄罗斯保持距离的话,有可能会在国际上受到进一步孤立。他的文章在中国国内遭到了审查。
“‘铁幕’再次落下,不仅是从波罗的海到黑海,而且将形成西方主导的阵营与其竞争者的最后对决,”,他写道。“中国如果不采取措施积极应变,将遭遇美国和西方的进一步围堵。”
这种围堵已经在发生。习近平在最近一次讲话中批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随着许多跨国公司将部分或全部供应链迁出中国,它正经历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急剧下降。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已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尤其是在新冠“清零”政策导致去年多座城市封城期间。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及对华出口管制,使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变得更加困难。
在对华政策方面,拜登政府一直试图说服其他国家与美国进行统筹协调,尤其是在阻止中国获取先进技术上。包括日本、荷兰在内的美国盟友已承诺不向中国出售它们最先进的半导体设备。英国曾在本国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上使用哪个厂家的骨干网犹豫了一段时间,最后决定不购买华为的设备。
“新冠疫情以及俄乌冲突强化了欧盟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中国的一组研究人员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受到俄罗斯的牵连。”
持自由派想法的中国人私下嘀咕,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友谊不仅让美国建立盟友关系变得更加容易,也使得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中国商人发现很难向西方扩张,因为许多国家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制定了严格规定。中国的制造商们如果想保住正在流失的西方客户——后者正在努力减少因中国因素导致的风险,就不得不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到国外。许多中国工人已因此失业。
中国的科技企业正面临极为严格的审查。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中国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出售其持有的短视频应用TikTok的股份,否则这款广受欢迎的应用将面临在美国被禁的前景。美国已经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TikTok,加拿大、英国和欧盟国家也下达了类似禁令。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今天将在美国国会作证。
据文字记录,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俄罗斯问题专家冯玉军在去年12月的一个讲话中指出,中国与俄罗斯历史上的三次结盟都以中国付出了惨重经济和政治代价结束。
“我们既要和俄罗斯保持一个长期睦邻友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更要和美国保持一个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因为和美国的关系决定了中国未来的整体国际环境,”他说。
习近平已在迅速改变邓小平制定的方向。他没有遵循邓小平关于中国在发展道路上要“韬光养晦”的教导,反而在中国的技术产品几乎全部依赖西方技术时吹嘘中国的技术实力。
他还把曾与外界合作的中国外交官们变成了国际舞台上的“战狼”。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政府一再试图利用本国的经济影响力来胁迫任何敢于批评它的公司或政府。
据研究美国问题的顶级专家、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李慎之的回忆录,有人曾问邓小平,中国为何如此重视中美关系。邓小平回答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美关系已变成敌对关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习近平称普京为“亲爱的朋友”,寻求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而俄罗斯的经济产出只接近于中国南方的广东省,在俄罗斯帝国和苏联共产主义时期,中国都经历过对方导致的痛苦与屈辱。
胡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总是试图遏制中国的说法不正确。美国同意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增加了与中国的贸易。在中国一无所有的时候,美国提供了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他问道,中美关系为什么恶化?谁应该对此负责?
“我不讨论这个,因为这是个敏感问题,”他说。“我认为责任不在美国。”
他说,中国没有理由抱怨美国不再帮助自己了。“如果我们不再是朋友,我为什么要帮你?”他问道。“帮助自己的竞争对手变得更强大,不是很愚蠢吗?”
胡伟表示,外交政策归根结底应该在是否有助于中国实现现代化、有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础上做出,而不是领导人喜不喜欢某个国家。
胡伟在乌克兰战争一周年之际写了一篇后续文章。他在文章中问道,“如果普京当初知道‘特别军事行动’是这样一种结局,他还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吗?”
“但历史没有‘如果’,失去的将无法挽回,”他写道。“唯一只能吸取教训,切勿一意孤行,切忌重蹈覆辙。”
他在文章结尾处写道:“一个民族不长记性,这才是最可悲的!”
他的这句话是对俄罗斯说的,但也可用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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