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俄战争：中国最小限度的立场

乌克兰抵抗俄罗斯新近的侵略战争已逾一周年，在这个节点时间里，欧美乃至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态度已经明朗，那就是在反战、反俄、反普的基础上结成统一战线，与之相比，附议俄罗斯、美化入侵的国家极其稀少。世界范围的认知中，关于这场战争的公义若何、公理何存，已经有了再明显不过的答案。

在这样的全球形势下，所谓中立原则难有立足之地，而宣扬中立，并且在联合国关键投票中以弃权加以自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全球视线集中在泽连斯基身上，聚焦在这块浴血奋战的人民身上，其艰苦卓绝的境地、其向死而生的勇气，无不令国人中的清醒者遥想抗日战争时英勇救国的中国军民。

时至今日，联合国在乌俄战争上手足无措，在不言自明的掣肘下，这一国际组织的止战功能近乎为零。它彻底沦为战争之外，国际间合纵连横的政治场所，残存着为战争做一点旁白的零余者角色，却无法真正地站在世界公理这边。联合国对乌俄战争的无所作为，与抗战时的无能的国联不相伯仲。

乌克兰人同仇敌忾，同赴国难，其情其景本应激发出有相同历史的国家给予极大的尊重，并且以真切的表态和实际行动支持之。遗憾的是，在全球呼吁支援乌克兰抗俄的声浪中，我国作为被各方寄望有调停能力的大国，日前提出中国和平计划，被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国家轻视，渐失斡旋其间的信任基础。

乌俄战争重塑世界格局的作用已然显现，一般人皆能明白此一常识事理。惟我国外交虽于国际形势的运用，屡屡有在场的紧迫感，却少有为各国称道的建树。每一外交行动，不但无益于增加本国话语的权重，反而日益损耗大国信用。外交无法折服五大洲诸国，此诚无聊之象征，单调之极致也。

尴尬被动的外交局面，自执政党于延安时期以来为最大。单说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以降，外交突破国际重围、为国家引入新生力量，所取得的成绩尽显于国际贸易、全球美誉度及国民生活诸方面。三十年之后，于乌俄战争的风云际会之时局，外交势成困局，万一局面突变，恐怕中国仍将遭殃。

外交与外患二者诚不可分。战争初始，国际件对乌克兰抗俄多持悲观论调，以为“特别行动”一开，普京坦克大炮克基辅、乌克兰丧权辱国不过以小时计数。然乌克兰军民鏖战一年，虽疲惫却仍挺立，并以前所未有的正面形象屹立于地表。乌克兰令国际刮目相看，究其根本，在泽连斯基政府善用外交折冲外患。

乌克兰以小国的专业经营，凭借其卓越的外交努力，赢得全球瞩目，并以希腊战神一般的死士风范迅速、显著地扭转战局。如果诚实地评估乌克兰抗俄的一年战果，可以不夸张地讲，乌克兰必定会以弱国外交战胜强国外患的最新案例，写进世界历史。乌克兰已经终结的，是所谓弱国无外交的偏见。

乌克兰将要终结的，还包括“外交无外乎国际利益交换”的功利主义假说。倘若外交建基于真理、人性与公义，则外患虽如泰山压顶，犹有回旋余地，并有望夺取终局的胜利，中国抗战胜利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可假如外交行动建基于错置的外患思维之上，不仅瞻望形势有误，现实也将进退适当。

乌克兰外交的显著特色是代入历史，活化历史，不仅合纵连横扩展国际生存空间，且断然立下死誓，若俄国凌逼过甚，则必死拼。于我国而言，乌俄战争绝不能成为中国与世界史、尤其是二战史相割裂、相违和的事件。这应成为我国最小限度的立场，并检视不适当的外患思维，重申依恃人格信用为外交的基石。

概言之，对待乌俄战争，我国最小限度的立场不该是已经左支右拙的中立立场，而是选择并坚守人性、人道与公理的立场。中国之远大前途，固然有国人绝对乐观，然而在应对乌俄战争时屡屡被动的现象，应有基本判断。乌俄战争已激起风起云涌的巨潮，外患何在，外交何为，宜加重省思。

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