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春夏上海因新冠封城两个多月，如果从4月1日算起，到5月31日为止，是两个整月。
期间新冠本土确诊病例56455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556245例，合计本土新冠感染总数612700例。新冠死亡病例588例，死亡病例占本土新冠感染总数的0.1%。
这是一个简单的计算结果，但实际情况绝非如此简单。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对这588个新冠死亡病例进行综合研判，首先需要指明的有两点：
第一点3，死者平均年龄超过80岁。588个新冠死亡病例，平均年龄约82岁，70岁以下的很少，70岁以上80岁以下的占少部分，大部分都在80岁以上，90岁以上的也占有一定比例。
第二点，综合官方通报，死亡的直接原因都是基础病。
死亡的直接原因都是基础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所有死亡病例（588例）致死的直接原因就是患者原来有的基础病，是原来的基础病恶化导致死亡的，和感染新冠没有什么关系。
都是哪些基础病呢？
大体上说，就是老年人容易罹患的高血压（重型）、糖尿病（重型）、脑出血、重度支气管炎、心力衰竭、肝硬化晚期、脑梗死后遗症、帕金森症、阿尔兹海默症、尿毒症等等基础病以及各种恶性肿瘤晚期，且往往不是一种基础病，而是多脏器并发的基础病。
一般人大都知道这个常识，即高龄老人和罹患上述基础病是紧密相关的。年事高的人，不但患多种基础病的几率增大，而且基础病对其的危害风险也在增大。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平均年龄约82岁的588个死于基础病的新冠病例均是在4月17日以后（含4月17日）死的，4月17日之前没有新冠死亡病例。
这又是为什么呢？
是4月17日之前新冠感染人数不多吗？因为不管是否死于新冠，只要是新冠患者死亡，就是作为新冠死亡病例统计的。
而一般来说，新冠死亡病例数和新冠感染人数存在依存关系，感染人数多，死亡病例数相应也会多，反之亦然。
从4月1日——4月16日，正是上海新冠感染人数的高发期，期间本土感染人数达到293482例，占4——5月两个月本土感染总数（612700例，见上）的47.9%，但却没有发生1例死亡。
588个新冠感染者死亡病例，全部发生在感染高发期之后的4月17日——5月26日的1个多月内 。
这是不是有点奇怪？
仔细研究就会进一步发现，4月17日左右是上海抗疫的一个分水岭。
之所以说是分水岭，是因为多种资讯表明：
在这之前65岁以上的新冠感染者可以居家隔离，65岁以下的转运；之后为了实现社会面尽快清零，超过65岁都一律实行“应收尽收、应转尽转”，从而将很多耄耋且患多种基础病包括患晚期恶性肿瘤的新冠感染老人强行转运到方舱或医院。
平均年龄约82岁的588例新冠感染者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离世的。
另外，期间除上海死亡588例外，全国其他地方未发生1例新冠感染者死亡病例。
那么，这是不是等于说，强行转运造成这588例新冠感染者离世？
当然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直接证据，但多种情况间接说明这之间存在一定关联。
这同样是一个常识：
年届八九十岁患多种基础病的高龄老人，是很脆弱的，他们需要温馨熟悉方便的养护环境，需要细心周到体贴的照料，需要特定的饮食、进药和护理条件。
一旦这些条件被改变和破坏，对他们的身心打击是很大的，他们又特别经不起折腾，原有养护条件的改变加上转运的折腾，对这些一般身患多种基础病的高龄老人的刺激和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而立足于新冠感染隔离临时建设的方舱、改造的隔离点或腾出的医院，条件的种种不如意也是可以想见的。
问题是，相关资讯表明，有的不仅是一般的不如意，可以说是恶劣：
如有的方舱没有坐便，只有蹲坑，还特别小，且数量不足，这对于那些蹲便有困难或根本就蹲不下去的老人，那些内急难以等待的老人，那些残疾者，就制造了很大困难。
有的方舱或隔离点缺医少药，或护理跟不上，或缺少必要的护疗设备，那些需要及时治疗、进药、护理和使用护疗设备的老人就会陷入困境。
所有这些，都会触发那些高龄老人原有基础病的加重和恶化。八九十岁的高龄，基础病一旦加重和恶化往往会迅速走向死亡，这是不言而喻的。
按上海官方多次通报：患者入院后，原发疾病加重，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的直接原因均为基础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