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岁就能逛山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

近日，一则“带5岁儿子逛山姆”的视频，备受争议。

这名宝妈在个人账号发视频称，“我儿子5岁就能来山姆，我30多岁才有机会来山姆，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

这一句话，将超市的日常消费和家庭教育的托举组合起来，形成了高度错位的荒谬感，从而引发了舆论质疑。

女子在视频中称，“我儿子5岁就能来山姆，我30多岁才有机会来山姆，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

舆论发酵后，博主两度发视频致歉，称自己是全职宝妈，认知不足，只是“跟风玩梗”。她还自诉自己遭到网暴，家庭住址、孩子就读学校遭泄露，甚至受到寄花圈等恐吓。

即便如此，攻击她的网友依然不依不饶，直到6月3日，涉事女子的个人账号作品被全部清空，账号也被禁止关注。

记者梳理各平台的评论发现，网友们的不满，集中于“山姆”与“托举”两个词语之间产生的微妙碰撞：“逛个超市就有优越感了？”“制造焦虑”“崇洋媚外”，等等。

博主两度发视频致歉

也许正如博主所说，这句话属于“认知不足”条件下的“玩梗”。“认知不足”，是她粗浅地将“托举”等同于消费行为，“玩梗”则直指舆论近年来对山姆这一会员制超市象征的解构甚至是嘲讽——在过去，逛山姆超市曾经象征中产阶层愿意付费会员以购买高品质产品的优越感。

然而，这种虚幻的优越感，正被近年来各地山姆超市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冲击。

从当初追逐被人为制造出来的“新中产”概念消费，到如今对山姆祛魅的舆论背后，是什么在松绑？是什么在被动摇？

01

脆弱的优越感

从现实层面来说，一位5岁小孩能走进一家260元会员费的大型超市，算不上什么托举。

如今，山姆超市已在中国25个城市设有门店，生活在其中任何一个城市的普通家庭，只要愿意出这260元，孩子就能走进山姆。

就像“90后”，很大一部分都能在成年前走进电影院，这与家境优渥没有必然联系。

总部位于美国的山姆会员商店自上世纪末就走进中国，直到近十年来，它才慢慢打开更大的中国市场。

图源：山姆会员商店

过去十年，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中产”，逐渐成为城市消费的主力军。他们的消费观念从“追求性价比”转向“注重品质、服务与体验”，从而被“严选”“会员制”等消费模式所吸引。

从性质上来说，山姆就是一个仓储式批发超市，以量大、质控与会员制为核心特征。想要进店购物，需要先购买会员卡，而会员卡的费用，是不能被置换为商品的消费价格的。

山姆并非国内唯一实施年费门槛制的大型超市，但在近几年的社交平台与消费语境中，山姆被赋予了远超实用价值的符号意义，用金额设定的准入门槛，付费会员制形成“我属于某个群体”的心理暗示，因此也成为某种中产生活的象征。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区隔》中指出，消费品位是阶层地位的标志。准入门槛便成了一个筛子，把一部分人群拦截在外，留下那部分愿意为品质与体验支付溢价的人群。

这种消费机制，与健身房、会所等场所其实是一个性质，都是利用支付额外价钱搭建的准入机制，制造特定的身份边界。

事实上，主打量大、品控的仓储式批发超市，在中国人的购物习惯里其实本不占主流，它更适合美剧里那些在周末开着车去扫货的多成员家庭。在美国本土，山姆会员店的目标客户与中国刚好相反，不是城市新兴中产，而是居住在郊区的多子女家庭。他们有大批量采购高性价比商品的需求，更缺乏随时购物的条件。

从性质上来说，山姆就是一个仓储式批发超市，以量大、质控与会员制为核心特征/图源：山姆会员商店

而在随时随地可见到超商的国内现代都市，这种囤积式采购，既不承载轻量购物的乐趣，也不适合数量渐增的城市中产个体或小型家庭。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一线城市，走几步就有便利店、小型超市满足日常消费，更别说近十年迅猛发展的电商，送货上门的服务，满足了“最后一公里”的需求，消费者在家就可享受商超服务。

与此同时，山姆超市也频频发生食品安全问题。2024年到2025年，多地的山姆超市有机高钙鲜牛奶出现絮状沉淀、发酸发苦等现象；2025年5月，南昌一消费者在从山姆超市购买的肉包中，吃出疑似玻璃碎渣的异物；2026年4月，山姆的“奶酪博士A2奶酪酸奶”被抽检出总钠含量不符合婴幼儿辅食标准……

多种因素作用下，人们对山姆逐渐祛魅。近两年，短视频社交平台上一度兴起讽刺意味十足的“山姆文学”，通过荒诞的“逆袭叙事”，如“老师你看到了吗？当年坐最后一排的我，现在是山姆会员！”等段子，浮夸地将逛山姆超市拔高为“阶层跃迁”“人生巅峰”，以此反讽当代中产的身份焦虑和消费主义滤镜。

曾经互联网上流行的中产消费神话，就这样慢慢开始瓦解。

02

什么才配得上“托举”？

这次舆论风波里，还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词：托举。

两三年前，“托举”一词在互联网上出现时，尚且不具贬义，承载着人们对高质量家庭关系的期待。

在社会学语境里，“托举”对应的应该是“代际支持”（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意指在高速现代化但保障网相对薄弱的社会中，一个家庭为了维持甚至是提升代际地位，对孩子采取带有强烈工具理性的资源输送行为。

托举既是家庭抗风险能力的体现，也是一种以跨越阶层为目的教育投资行为。

在某种公共想象里，“托举”是独属于少数家庭和少数阶层的概念。唯有资源、财富和认知达到一定量级，才配得上谈托举。

也许出于这个原因，“托举”也与近几年的不少热词一样，没新鲜多久，就开始受到质疑和批判。概括性极强的网络词语，通常逃不了被滥用的风险。因此，“托举”偶尔也被用来指代过度鸡娃与父母的自我感动，甚至容易被误解为是对父母的道德绑架。

此外，这种功利性的代际养育思路，几乎完全消解了中国传统文化里朴素的代际之爱。

变化发生在渴望被托举的一代人，他们意识到自己即将需要托举下一代。大城市里在学区房、补习班之间焦头烂额的父母，让这个词承载的分量变得愈发沉重。

“托举”于是成为一种矛盾的修辞：既承载感激，又暗含张力；既指向付出，又暗示代价。至少，托举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并不意味着轻轻松松地给予，而是包含了大量的心血与代际损耗，就像2025年热门韩剧《苦尽柑来遇见你》里，通过艰苦劳动、坚定的爱、认知的进步，一代母亲将下一代女儿托举到更高的平台，如此一代接一代，才能拥有更广阔的人生。

韩剧《苦尽柑来遇见你》中，三代女性的代际托举打动了许多观众

如今，“80后”“90后”通过高考及城市化进程，靠自己的拼搏进入大城市甚至永久定居，然后拿着260元一张的会员卡走进山姆会员店，甚至让他们的父母人生第一次走进各类新消费场所。

这是很难用“托举”一词就能简单定义的行为，它只不过是社会发展进程的自然结果而已。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全职宝妈认为带孩子逛山姆超市就是“托举”，粗暴地将其简化为消费主义的攀比，经济、时间成本上的堆砌，就显得庸俗和廉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