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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位置: 文学城 » 新闻 » 焦点新闻 » 厦大教授:建议养老金额度与子女数量挂钩 促生育

厦大教授:建议养老金额度与子女数量挂钩 促生育

文章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记 于 2022-01-13 19:22:32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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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研究团队发布研究报告称,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是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元,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

尽管“印钱”的方式备受争议,但争议背后,专家学者们基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当前确实有鼓励生育的必要,并且要真正从大家“不想生”、“不愿生”的原因出发去解决问题。

从各类调查结果来看,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有多个方面,包括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生育观念转变等。

任泽平就谈到了生育观念的问题,他提出:1975-1985年出生的这批人还有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而90后和00后不要说生二胎或者三胎,很多人甚至连结婚都不愿意。

生育观念的变化背后,无疑有着诸多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在于,随着养老体系的日益完善,很多人摒弃了过去“养儿防老”的观念。

随之而来的是,当生育率开始下降时,已经有不少担忧提出,由于人均寿命的延长,未来“少子化”与“老龄化”叠加,养老金体系入不敷出怎么办?应对这一问题,正是一些专家学者呼吁鼓励生育的逻辑起点之一。

2021年,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曾在北京的蓝筹年会上提出一个建议,将生孩子与未来领取养老金在一定程度上挂钩,曾引起广泛讨论。

赵燕菁曾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厦门市规划局局长,现为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和经济学院及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双聘教授”,兼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规划、土地财政、城市经济。作为规划界专家及经济学者,赵燕菁指出,其实城市规划的第一步首先是对人口的现状和趋势进行分析,人口规模大小、增减快慢,包括它的社会构成,比如年龄、文化等都会对城市空间结构的选择、基础设施的配套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近日,赵燕菁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再度阐述了他基于养老金视角的鼓励生育的建议。

养老金制度下仍然是代际养老

赵燕菁指出,在以前的家庭里,“孝”是非常重要的,下一代赡养上一代的老人,这几乎是所有家庭的一个契约,人们通过家庭成员互保,对冲生命周期带来的风险。但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可以更好地代替家庭的这些功能。有了医保、社保、养老金制度以后,家庭互保的功能相对减弱。这也很大程度解释了,为什么金融发达的国家比穷国的生育率更低。

但金融工具是否真的替代了家庭代际养老的功能?

赵燕菁认为,表面上看,我们的社保、医保、养老金等都是个体缴交的,但是所有金融的本质都是今天和未来的交易,养老金、社保也是一样的。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需要跨代进行统筹。通俗来理解,我们(指工作者)现在交的养老金,养的是我们父母这一代(指退休者),而我们今后领取的养老金,实际上是由我们的子女一代在缴纳,其实仍然是代际养老。

“今天我们的养老并没有代替原来的家庭互保功能,只是因为养老金的缴交和发放的两端都是基于个人,给了市场一个错觉,让人们以为可以摆脱对下一代的依赖,以为我们自己交的钱可以在未来养活自己。”赵燕菁指出。

有人质疑,为什么不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养活自己?

赵燕菁回应称,这其实就是相当于个人储蓄的概念。当社会的资本总量增加时,如果养老金不能随着资本的增加相应增值,而仅仅是以储蓄的方式增值,就算最后完全兑付,也很难实现有尊严的养老。这不仅仅是因为通货膨胀,同时也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新产品逐渐成为生活必需品,而最初设计养老金制度时,并没有为这些新增的消费做准备。

也有人质疑,可以通过购买商业保险等方式来保障养老。赵燕菁指出,要考虑到除了富人以外,很多家庭难以负担商业保险的支出,这就意味着一定的代际统筹是无可避免的。

按照生育情况“分级”领取养老金

在解释了养老金制度后,赵燕菁提出,如果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多,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少,甚至没有子女,那么养老金在未来应该怎么兑付?这是一个新问题。按照现在的模式,退休后获得养老金和养育多少子女是没有关系的。

“这也意味着,如果你不生育小孩,未来其实很大程度是靠别人家小孩交的养老金在供养。如果大家都不愿意生育,养老金制度也就成为了‘无源之水’,随着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而下一代的人越来越少,人口抚养比例失调,下一代的负担也将越来越重。”

赵燕菁由此提出一个设想与建议的方向——在设计养老金领取制度时,应该与生育情况相挂钩,比如不生育的,退休后只能领取最基本的养老金,生育一个小孩的,养老金标准再相应地乘一个系数,依此类推,设置分级。实际上这背后的问题,是让市场恢复正确的信号,在小孩抚养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应该让抚养小孩多的家庭在社会再分配中获得更多的分配。

有质疑提出,这一建议的实质是惩罚不生的人,但换一个角度,其实可以看作是对生育家庭的奖励。

诚然,选择“少生”或“不生”的家庭,都是出于独立、理性、自主的选择。但基于生育的正外部性考虑,如果通过养老金方面的制度设计,增加一个新的约束条件,或者说告知大家未来预期的养老金差距,这将可能改变一些人的生育决策。

当然,赵燕菁也提到了其他鼓励生育的措施,尤其是帮助年轻人降低生育、养育成本。他指出,比如城市开发综合体时,更多地考虑将青年公寓、幼儿园、工作场所等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有机会就近就业,节省时间成本。建立专业的婴幼儿托育机构,减轻父母的育儿负担。此前很长一段时间,育儿模式普遍“贵族化”,在当前校外培训机构大规模减少后,一部分补习、培训可以转到校内,减轻父母的焦虑。保障生育女性的就业机会,让她们的晋升不要受到生育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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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教授:建议养老金额度与子女数量挂钩 促生育

21世纪经济报道记 2022-01-13 19:22:32

近日,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研究团队发布研究报告称,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是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元,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

尽管“印钱”的方式备受争议,但争议背后,专家学者们基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当前确实有鼓励生育的必要,并且要真正从大家“不想生”、“不愿生”的原因出发去解决问题。

从各类调查结果来看,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有多个方面,包括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生育观念转变等。

任泽平就谈到了生育观念的问题,他提出:1975-1985年出生的这批人还有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而90后和00后不要说生二胎或者三胎,很多人甚至连结婚都不愿意。

生育观念的变化背后,无疑有着诸多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在于,随着养老体系的日益完善,很多人摒弃了过去“养儿防老”的观念。

随之而来的是,当生育率开始下降时,已经有不少担忧提出,由于人均寿命的延长,未来“少子化”与“老龄化”叠加,养老金体系入不敷出怎么办?应对这一问题,正是一些专家学者呼吁鼓励生育的逻辑起点之一。

2021年,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曾在北京的蓝筹年会上提出一个建议,将生孩子与未来领取养老金在一定程度上挂钩,曾引起广泛讨论。

赵燕菁曾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厦门市规划局局长,现为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和经济学院及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双聘教授”,兼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规划、土地财政、城市经济。作为规划界专家及经济学者,赵燕菁指出,其实城市规划的第一步首先是对人口的现状和趋势进行分析,人口规模大小、增减快慢,包括它的社会构成,比如年龄、文化等都会对城市空间结构的选择、基础设施的配套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近日,赵燕菁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再度阐述了他基于养老金视角的鼓励生育的建议。

养老金制度下仍然是代际养老

赵燕菁指出,在以前的家庭里,“孝”是非常重要的,下一代赡养上一代的老人,这几乎是所有家庭的一个契约,人们通过家庭成员互保,对冲生命周期带来的风险。但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可以更好地代替家庭的这些功能。有了医保、社保、养老金制度以后,家庭互保的功能相对减弱。这也很大程度解释了,为什么金融发达的国家比穷国的生育率更低。

但金融工具是否真的替代了家庭代际养老的功能?

赵燕菁认为,表面上看,我们的社保、医保、养老金等都是个体缴交的,但是所有金融的本质都是今天和未来的交易,养老金、社保也是一样的。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需要跨代进行统筹。通俗来理解,我们(指工作者)现在交的养老金,养的是我们父母这一代(指退休者),而我们今后领取的养老金,实际上是由我们的子女一代在缴纳,其实仍然是代际养老。

“今天我们的养老并没有代替原来的家庭互保功能,只是因为养老金的缴交和发放的两端都是基于个人,给了市场一个错觉,让人们以为可以摆脱对下一代的依赖,以为我们自己交的钱可以在未来养活自己。”赵燕菁指出。

有人质疑,为什么不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养活自己?

赵燕菁回应称,这其实就是相当于个人储蓄的概念。当社会的资本总量增加时,如果养老金不能随着资本的增加相应增值,而仅仅是以储蓄的方式增值,就算最后完全兑付,也很难实现有尊严的养老。这不仅仅是因为通货膨胀,同时也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新产品逐渐成为生活必需品,而最初设计养老金制度时,并没有为这些新增的消费做准备。

也有人质疑,可以通过购买商业保险等方式来保障养老。赵燕菁指出,要考虑到除了富人以外,很多家庭难以负担商业保险的支出,这就意味着一定的代际统筹是无可避免的。

按照生育情况“分级”领取养老金

在解释了养老金制度后,赵燕菁提出,如果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多,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少,甚至没有子女,那么养老金在未来应该怎么兑付?这是一个新问题。按照现在的模式,退休后获得养老金和养育多少子女是没有关系的。

“这也意味着,如果你不生育小孩,未来其实很大程度是靠别人家小孩交的养老金在供养。如果大家都不愿意生育,养老金制度也就成为了‘无源之水’,随着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而下一代的人越来越少,人口抚养比例失调,下一代的负担也将越来越重。”

赵燕菁由此提出一个设想与建议的方向——在设计养老金领取制度时,应该与生育情况相挂钩,比如不生育的,退休后只能领取最基本的养老金,生育一个小孩的,养老金标准再相应地乘一个系数,依此类推,设置分级。实际上这背后的问题,是让市场恢复正确的信号,在小孩抚养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应该让抚养小孩多的家庭在社会再分配中获得更多的分配。

有质疑提出,这一建议的实质是惩罚不生的人,但换一个角度,其实可以看作是对生育家庭的奖励。

诚然,选择“少生”或“不生”的家庭,都是出于独立、理性、自主的选择。但基于生育的正外部性考虑,如果通过养老金方面的制度设计,增加一个新的约束条件,或者说告知大家未来预期的养老金差距,这将可能改变一些人的生育决策。

当然,赵燕菁也提到了其他鼓励生育的措施,尤其是帮助年轻人降低生育、养育成本。他指出,比如城市开发综合体时,更多地考虑将青年公寓、幼儿园、工作场所等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有机会就近就业,节省时间成本。建立专业的婴幼儿托育机构,减轻父母的育儿负担。此前很长一段时间,育儿模式普遍“贵族化”,在当前校外培训机构大规模减少后,一部分补习、培训可以转到校内,减轻父母的焦虑。保障生育女性的就业机会,让她们的晋升不要受到生育的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