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制图
“小红楼”消息爆出后，网络舆论充斥着各种质问和不满，但其中更多指向的是这起案件牵涉的公权力。
“在闹市区长达数年几乎全公开的、成规模的非法拘禁卖淫活动，为何当地警方竟然发现不了？”这个被微博转发的问题，现在已经被看不到了，但在中国境外的网站上还是留下了足迹。
加速堕落的公权力
实际上，作为这起案件标志符的“小红楼”本身就在中国的语境下隐射了不法商人与公权力的勾兑。
所谓小红楼，是上海市杨浦区许昌路632号看似破旧的七层小楼，是本案主犯赵富强的主要据点。楼房的外立面上贴着红色墙砖，或许因为这样的原因，坊间称其为“小红楼”。但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二十多年前（1999年）在“远华案”中被扳倒的福建商人赖昌星也拥有一栋用来进行权色交易的所谓“红楼”。
据财新网今年初的报道，受害人女子之一的母亲张蕾描述说，虽然外表破旧，但在小红楼的核心区四楼，“乳白色瓷砖嵌之以金色装饰，即便是瓷砖缝隙也填满了金粉，在水晶吊灯的照射下显得金碧辉煌。”
这栋对外刻意隐瞒其奢华本色的小楼，恰是赵富强暴力强迫卖淫、与本地官员进行权色交易，并进行诈骗和领导黑社会组织的重要场所。现年47岁的赵富强为这个渗透着权钱色交易的“小红楼”奋斗了二十年，但最终仍以多达十种犯罪行为于2019年被抓获，最后被判处死缓；与此同时，为他提供庇护的杨浦区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卢焱，杨浦区法院原院长任湧飞等国家工作人员也悉数被抓，并判处1年到17年的有期徒刑。
目前身在美国加州的亚历克斯（Alex，受访者英文名）十年前曾在广州公安机关工作，他告诉本台，这一事件本身牵涉的权钱交易在中国并不鲜见，但在上海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仍然感到震惊，“由此可见十年以来，中国政法系统堕落的速度。实话和你说，十年前我在广州当公安的时候，有这种现象，但绝对没有烂到这种程度，就是没有烂到可以一手遮天的地步。站在警察的角度，他实在没有很大的必要，为了皮条客冒这么大的风险，为了那么一点点利益。”
从本案公开信息可以看到，就在2019年5月16日赵富强被抓捕前一天，听到风声的时任杨浦区委政法委书记卢焱还在办公室约见了赵富强，劝其快逃。由此可见，卢焱等当地官员在本案中卷入之深。
亚历克斯介绍说，赵富强这种商人在公安系统内部培植自己的关系网并不困难，“他可以先去接触基层派出所管治安这一块的民警，这个民警上面有分管的副所长、所长，他只要打通了最基层的这个关节后，他就可以慢慢地顺着这条线一直摸上去。”
一位前上海公安局警员匿名告诉本台，一旦通过钱色交易等方式打通政府机关内部的通道后，这些不法商人会长期经营这些关系，“就是花钱，这个很容易的，这么长时间的积累，这么长时间的感情笼络，人都是感情动物，一来一去十几年的培养，很容易就搞定了，然后越来越稳固，各种关系扯在一起。”
一位受害人之母所描述的上海“小红楼”中的一个房间（baixuwag.com）
默契与网络
原先只是一个乡间小裁缝的赵富强二十年前从上海的两间暗地从事卖淫活动的美发店开始起步，发展成一个以商业租赁为主要业务，获利达9.7亿余元的大型公司。赵富强在发展的多个主要关节点都存在暴力胁迫，非法收取并转移巨额房屋租金等违法犯罪行为，但他却能屡屡逃过法律的处罚。这与赵富强利用钱色等手段和当地官员进行交易脱不了关系。直到后期阶段，坊间甚至有人称赵富强为“杨浦没有搞不定的”。
“他肯定在杨浦区花了很长时间经营，到了最后所有关系都搞定了，包括信息网各方面，到了一定时候，他就感觉无所不能了，他到这个时候是会犯昏的，”前述那位上海前警员这样告诉本台。
本案牵涉的官员不仅包括派出所，法院，政法委，还有工商局等政府机关的人。
上海前警员分析说，“仅搞定公安局肯定是不够的，政法口的其他单位也要搞定，法院、检察院等等。你把公安局搞定了，公安局肯定也会告诉你，其它部门也要搞定。”
上海本地居民张汝儁告诉本台，他对“小红楼”一事并不感到惊讶，这种情况在上海长期存在，小红楼事件只不过是揭发出来的冰山一角。匿名的上海前警员说，赵富强出事可能也就是因为受害人死磕，告对了地方，他属于运气不好。这个体制就是这样，没有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