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ast American soldier to leave Afghanistan: Maj. Gen. Chris Donahue, commanding general of the @82ndABNDiv, @18airbornecorps boards an @usairforce C-17 on August 30th, 2021, ending the U.S. mission in Kabul. pic.twitter.com/j5fPx4iv6a“82空降师的师长——多纳休少将（Chris Donahue）——是最后一个离开阿富汗的美国大兵。”美国在阿富汗大撤退行动的最后一架军机C-17”全球霸王”运输机，30日深夜23时59分终于自喀布尔国际机场（KBL）起飞，载走了美国驻阿大使与亲自上阵”压阵断后”的陆军少将多纳休。自此对于美国而言，这场耗时20年（美国史上最久）、耗尽2兆4,050亿美金（美国史上最贵）的”无尽之战”，终于在多纳休少将踏上军机的那一刻，象征性地黯淡落幕。
—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ptofDefense) August 30, 2021
奉命断后的多纳休少将，是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的最后一位地面指挥官。原本军方与白宫的计划，是希望能尽可能把疏散行动展延到8月31日的”最后一刻”，但由于KBL机场周边遭遇ISIS－K恐攻不断的关系，前线美军才判断：”应该要提早撤收。”
美军在喀布尔的疏运行动，一直持续到8月30日上午都还在继续——可是从周一上午开始，KBL机场周边的交通就已无法继续通行，就算部队苦守了一整天，在美军决定总撤收前的12个小时内，竟没有任何一位美国公民能接近机场，”因此前线部队才决定提前结束撤离行动。”
军方表示，在确定无法于”有现时间内”救走剩下的美国人与阿富汗盟友后。以多纳休少将为主的现场指挥。就开始进行打包行动——美军一方面开始摧毁机场周边的武器装备，像是带不走的轮式甲车，或者是阿富汗空军留下来的数十架各式军机。
此外，负责镇守喀布尔国际机场、直到最后一刻都还与美军并肩作战的阿富汗陆军机场守备队，其数百名军人与其家属，也都在8月30日的倒数阶段被C-17撤离出境。
至于多纳休少将本人，不仅得坐镇部队断后的一切后续，还需要一直与”塔利班的指挥官”保持联系。除了确认塔利班部队将确保机场周边安全与”不妄动”之外，当最后的C-17准备起飞之前，多纳休还得拨打那通足以加载史册的尴尬电话，亲口通知塔利班：”美军已经履行约定...现在就将全军撤离了。”
直到最后的这架C-17飞离阿富汗领空后，美军中央司令部才与五角大厦联机召开国际记者会，证实已提前完成阿富汗总撤退。而多纳休少将”最后一位离开战场”的夜视照片，也才由美国国防部发给各大国际传媒。
多纳休少将的”断后身影”，虽然是美国军官传统素来强调”身先士卒”的武德符号，但在20年的苦战一场空后，这张最后的撤军照片却给美国舆论更多悲凉的观感。特别是在几天前，于826喀布尔机场自杀炸弹恐攻中阵亡的13名美国将士灵柩，才在极端哀戚的气氛中被空运返国。但移灵过程中，亲自前往现场向殉国官兵致敬的美国总统拜登，却与多名悲愤难平的阵亡官兵家属有着极为尴尬的紧张磨擦。
像是一直无法接受儿子——20岁的陆战队准下士贾里德．舒米兹（Jared Schmitz）——在喀布尔机场爆炸中身死，成为最后一批阿富汗战争阵亡美军的老父舒米兹，就非常不满拜登在将士遗族见面会上的表现，他认为：总统一直在讲他死去的长子博．拜登（ Beau Biden），强调自己很明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椎心之痛。但博．拜登是退伍多年后死于脑癌，整个状况根本与阵亡将士八竿子打不着，”他是美国的三军统帅...我们需要的才不是他的空洞情感安慰，而是他对于混乱撤军政策的负责交代！”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导，激动的舒米兹爸爸，是总统慰灵会场中让拜登最尴尬的一环，他一度拿着儿子的遗照对着总统大吼：”不准你忘记这些人的名字！不准你忘记我儿子死去的面孔！不准你此生胆敢忘记我儿子与他身边12名阵亡将士的名字——你起码该了解这些死去年轻人们生前的故事。”
报导表示，拜登对于老舒米兹的呛声似乎也动了火气，现场也直白地回嘴：”我确实知道他们的故事。”事实上，在慰灵会场里，每一个阵亡遗族对总统的反应都不尽相同，有些家属与拜登相拥而泣，但也有的人根本不愿见拜登。复杂、悲伤却显无可奈何的气氛，亦也是美国舆论对于阿富汗终战撤退的感官缩影。
虽然在美国政坛中，有不少评论者认为2021年的阿富汗撤退大混乱，或将成为压垮拜登政治影响力的”吉米．卡特时刻”——这里指的是前美国总统卡特，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与随后的1980年德黑兰美国大使馆人质危机中，混乱失态的灾难式应变，最终导致民心尽失，让他在1980美国总统大选惨败给了里根，输掉了连任机会。
但反面意见则认为”拜登与卡特的处境不能胡乱相比”——毕竟是拜登的执政任期才刚刚开始；而伊朗危机爆发时，卡特却已进入连任选战时刻。更何况德黑兰的灾难应对，只是加剧了美国选民对于卡特政府的无能形象，真正让民主党惨败的主因，仍是当年的本土经济问题，毕竟外交与国际战略很难单一左右美国的选战风向。
像是《金融时报》就举后来的里根总统为例，强调里根在”1983年贝鲁特美国军营爆炸案”的应对，比今日更是荒腔走版，”但只要时间对、经济好、下一个战略假想敌的设定明确，当代与后来的美国，也并没就当年被炸死的241美军陆战队大兵，为难里根作为『美国最伟大总统之一』的政治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