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一年来遭遇到的种种心酸，蔡霞落下了眼泪。

下午6点，蔡霞把柜台里里外外打扫干净，准备下班。她是武汉一家大型超市的营业员，今天是她最后一天上班。与此同时，韩琪和安迪分别从家中出发，赶往武汉市中心的一家小饭馆参加聚会，同桌的人有白领、司机、家庭主妇、自由职业者……

新冠肺炎康复患者，是他们共有的身份。2021年4月8日，武汉解封一年了，而他们的自我“解封”，仍在进行之中。



蔡霞坐电梯前往地铁站。

蔡霞在一家连锁超市工作，病愈回来后，同事们对她明显疏远了很多。为了“避嫌”，她调到了新的门店工作。

第一次见到蔡霞，是在2020年12月30日，55岁的她，第二天就退休了，那是她最后一天上班。

她离开岗位，工装还穿在身上，穿过三个居民区、两个菜市场，一路走回家，“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走这条路了”。面对即将开启的下半场人生，她有些期待。

武汉解封过去一年了，蔡霞还没能完全走出封闭的状态。

她依然觉得别人看她的眼光不对，她也很想告诉对方，“我已经没有传染性了”，但她说不出口。



蔡霞在车站候车。

疫情暴发时，蔡霞还在超市工作，因为大量接触顾客，包括她在内，很多营业员都被感染了，“但无法确认是上班时感染，还是下班后感染的，不能定为工伤，后来也没人去追究这个问题”。

是否为“工伤”这个问题，蔡霞已经不去想了，她自认为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国家化大力气救了她，已经知足了。



2020年3月，武汉方舱医院挤满了患者。

蔡霞是武昌方舱医院的第二批患者。

病房有两个临时开水间，因条件有限没有地漏，积水越来越多。蔡霞承担起了打扫的工作，她问护士要了四个桶，每间开水房两个，每隔几小时就去倒一次。

直到现在，蔡霞到医院复查，还有当时接管方舱的护士记得她：“你是31床的对吧？那时你每天都来倒水，一次提两个桶，男生都提不动……”

蔡霞认为，这都是她应该做的，她不愿“欠人人情”。



蔡霞在看自己感染时的肺部x光片。

蔡霞时常怀念在方舱的日子。那是一个封闭的场所，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开放，又单纯，“一群不认识的人，生活在一起，互相照顾，结下过命的交情”。

反而是离开方舱后的生活，让她很不适应。



蔡霞的床头贴着她和爱人的照片。

蔡霞的家，是武昌区一个小区的水泵房，这是单位分给她的宿舍。

走进房间，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扑面而来。一年过去了，蔡霞依然保持着每天用消毒水泡衣服的习惯。

宿舍17平方米大，只有一个卧室，没有卫生间、浴室、厨房。上厕所要去对面的办公大楼，洗澡在保安宿舍的公共浴室，烧饭在门外起一个炉灶……

康复出院前，楼里和她相熟的保洁大姐给她打电话，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当时我挺开心，觉得还有人在关心我”。蔡霞回到家后，才发现她上厕所那栋楼，她平时进出的门上，挂了一把大铁锁。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进去过了”。

蔡霞到保安宿舍的公共浴室洗澡，每次都带着酒精，洗澡前后会把自己碰过的地方擦一遍。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劝她，“不要再来了，对大家都好”。



蔡霞的卧室中放着一只洋娃娃，她说好看就买回来了。

丈夫也被蔡霞“连累”，“去年单位说，让他别去了，换人了”。说起这件事，蔡霞抹抹眼泪，“有时我和老公吵架，我都不敢做声，确实是我害了他”。

康复以后，蔡霞变得沉默多了，“好多事情我都记在心里，不说出口，因为就算我说了，也不起作用”。

她从不跟人吵架，遇到对自己“不公平”的事，也不愿吭声。

蔡霞说，病友们也常遭遇这样的事，大家常相互鼓励，“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该做什么做什么，都会好起来的”。

如他们所言，时隔一年后，随着恐慌情绪的消失，蔡霞很少再因“新冠康复者”的标签受到“特殊待遇”，但要彻底走出这种封闭的状态，仍需要时间。

“希望退休之后，能多学点东西，多帮助点人，重要的是，要为自己而活。”



韩琪、安迪和刘宝昌在KTV聚会唱歌。

和蔡霞告别后，我们来到武汉市解放路的一家KTV。

韩琪、安迪和刘宝昌正在包厢里唱歌。韩琪是位30多岁的单亲妈妈，安迪是20出头的小伙，刘宝昌是一名40多岁的司机。

因为一场大病，这三个原本不搭的人，成了患难之交。



音乐切换之间，三人沉默不语。

生病前，安迪开了一家旅游公司。病愈后，公司也开始恢复工作，但他很少去公司，“怕给合伙人和员工造成麻烦，后来干脆在家办公，有一年没去上班了”。

出院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全家人买了保险，“之前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健康，不会考虑这些问题。没想到突然得了这个病，要不是国家负担费用，我们这些人还真的可能会倾家荡产”。

跟同龄人相比，安迪爱好不多，平时宅在家看剧，在“唱吧”唱歌，有些粉丝互动，也不算寂寞。长期宅家的“后遗症”，是这一年他长胖了很多。



刘宝昌展示病友们给援鄂医疗队赠送的锦旗。

“父母现在对我也没什么期望，只要我好好活着就行”。

“以前总想着赚多少钱，开什么车，买多大的房子，每天加班、应酬……”相比起来，安迪觉得现在的生活也不错。

“但也不能宅一辈子”，他可能结束宅家，尝试回公司上班，但那至少到明年了。



韩琪和女儿小宁在武昌方舱医院治疗期间留影。

韩琪是安迪在方舱医院认的干姐姐。

韩琪刚进方舱时，女儿小宁在其他医院治疗。在女儿转入方舱前，因为想念女儿，韩琪每天都会哭。安迪时常安慰她，陪她聊天，一来二去成了朋友。

和蔡霞一样，韩琪仍然怀念方舱的生活，“医生、护士、病友，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回到现实生活，却常被人当‘病毒’看待”。

韩琪说，从隔离点回家第一天，车刚开到小区楼下，邻居们马上就回屋里去了，没人和她打招呼，她的心情一下落到了最低点。



女儿小宁在武昌方舱医院期间画的画。

“大家心里都清楚，像我们这种康复患者是不会传染的，但心里还是对我们有排斥”，韩琪说，现在到学校接送女儿，熟人开始给她打招呼，但不会靠近。

“我也会自然地离他们远一点，不是怕传染他们，而是一种条件反射”。



出院前，小宁和一位照顾自己的护士姐姐拥抱在一起。

韩琪是病友群的群主，“说起来挺心酸，我们这个群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康复后，丈母娘不让老婆回家、邻居要卖房子、亲戚断绝来往……

安迪说，有和他住同一小区的女病友，“康复出院后，丈夫和孩子都搬到了公婆家，留她一个人独居”，病友在家中摔倒，撞破了头，给老公打电话，老公也不敢回去看她，“后来是我送她去的医院”。

“武汉解封一年了，但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封”，安迪说，即使亲友恢复了联系，即使邻居恢复了来往，但有些隔阂，一旦形成后，就很难再消除了。



小宁写给医疗队的感谢信。

刚出院时，病友们几乎每个星期都有聚会，后来大家陆续上班了，一个月也至少要聚两次。今年春节，许多人都没回老家，而是和病友们一起过年。

韩琪说，“我现在觉得，亲戚朋友都可以不要，只要我们这些病友能在一起”。我们记得，在和蔡霞交谈时，她也曾多次流露出类似的想法。

抱团取暖，或许也是逃离封闭的一条捷径。

在这次聚会的尾声，几个人在KTV包厢里，相互依偎，合唱起了一首《明天会更好》，边唱边哭边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