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卫组织武汉调查小组发表与中国口径吻合的初步结果之后，欧美媒体披露了调查组与中国当局的激烈交锋，包括中方拒绝提2019年12月早期疫情当中的174个病例的未经处理原始数据。

调查人员还透露，2019年底武汉首次发现新冠病例之前的两个月里，周边地区约有90人因类似新冠肺炎症状住院，他们要求中国当局允许进一步检测。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对世卫组织如何得出早期结论的方法感到深切关注。

他强调，这份调查报告必须要是独立的、没有经过中国政府干预和修改的一个专家结论。他还要求中国必须提供早期疫情的完整数据。

中国为何拒绝调查人员接触未经处理的数据？调查武汉疫情大爆发前几个月的疑似新冠病例有什么重要意义？预定即将推出的世卫调查报告将会与其初步结果有什么不同？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外界对此次世卫组织赴中国进行病毒溯源调查期待本来就不高。

他说：“其实本来外界对这次世卫组织到武汉调查就没有多高的期待。因为现在离疫情已经一年多了，中国政府有足够的时间做手脚掩盖真相。另外这次调查是由中国政府一手安排全部行程，外国专家只能看到他们让你看的，他们不让你看的你就看不到。就连和中国方面关系最好的达萨克原来说过他想去云南的蝙蝠洞看看，这次也没去成。但即便如此人们实际上还是很难想到，中国方面居然不让世卫组织专家去接触早期病例的原始资料，这点确实让人相当震惊。就像澳大利亚传染病学家多米尼克·怀尔说的，疫情爆发调查的标准做法就是要考察和分析早期病例的原始资料。因为只有通过早期病例原始资料的研究，才能确定新冠病毒是怎么传播的，是什么时候开始传播的。这叫溯源，溯源就要从这儿开始。如果连早期病例的原始资料都看不到，那溯源从何谈起呢？所以这两天媒体报道世卫组织的专家为这个问题和中国方面有很激烈的辩论，甚至发生争吵，这个就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博讯记者、时评专栏作家张杰认为，中方之所以不让世卫组织专家接触原始病历数据是因为那些数据是最有可能揭开病毒源头真相的。

他说：“因为2019年12月早期疫情当中的174个病例是未经处理的数据，是一个潘多拉盒子。这是不能打开的，因为打开，专家就可能接近病毒的源头。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对长江进行溯源，就要找到长江最初水从哪里出来的，就可以最终确定它在青藏高原。所以通过未处理数据接进了病毒的源头就会让王毅以及中国官媒所谓‘病毒源头在世界多地发生’这个谎言不攻自破。调查大爆发之前几个月的新冠病例意义非常重大，也举个例子。比如出现了一个森林火灾，我们要找到什么原因。是因为烟头燃烧了，还是因为雷电，还是其它的原因，我们就要找出那棵最初被点燃的树。新冠病毒也是这样，通过最初病例找到源头，到底是直接传人，还是通过中间宿主，还是冷链食物，还是实验室泄露，就一目了然了。”

张杰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病毒溯源调查已经被高度政治化的情况下，世卫组织专家此行得出的一些结论，特别是认为“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极低”就显得过于草率。

他说：“世卫专家组的结论很草率。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博士在去年2月接受《科学美国人》月刊访问就曾经透露，她2019年听到武汉疫情爆发，第一时间的想法就是‘这个病毒会不会是从我们实验室泄露出去的。’ 因为这个实验室十多年来已经从15,000多只蝙蝠身上取得了上千个冠状病毒的样本。经过对比，她认为这个新冠不同于他们的冠状病毒，所以她认为应该排除。但是我们要看到，世卫组织到武汉已经时隔一年，仅仅是参观了病毒研究所。我想问这些世卫组织专家调查员，你们是否对这15,000只病毒样本进行了检测？显然是没有时间进行检测的。所以未取得原始数据，这种认定显然太草率了。并且这个专家非常有意思，他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规章制度来作为一个佐证，我就觉得有点荒唐。如果是这样还不如要我去，我作为一个律师还可以从法律上进行一些判断。”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现在北京在使用“搅混水”的策略，试图混淆视听，但这种策略不见得奏效。

他说：“在此之前，中国只说其它一些国家，欧洲、美国，也发生过新冠疫情。但是我们知道在去年的2、3月之前，在欧美各地都没有出现医护人员的大面积感染。这就足以证明，那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国这么说是因为大家都在指责中国在这方面应该负的责任。中国就采取倒打一耙、搅混水的战术。其实它自己也未必相信。所以它在这方面不断改口，现在又强调冷链食品，而且搞得风声鹤唳非常紧张。但是我相信它这种说法的主要目的就是搅混水，让大家把一个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变成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只要做到这一点，它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了。关于这点，我觉得我们尤其需要反复强调，反复给它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