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奶杀手”张玉芬:专业打“小三”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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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二奶”的二十多年里,张玉芬一直被视作舆论场上的奇观,在当下的语境下,她被视作“男权社会下女性互害的帮凶”。但走近她会发现,她的身边围绕着一个坚实的女性同盟,在这里,是真实的生活、苦痛和无奈。



“芬姐啊,你帮帮我吧。”女人的声音很急切。

“我问一下,你的丈夫出轨多长时间了?”下午1点,“二奶杀手”张玉芬在自己位于西安的家里,接了当天第一通求助电话。她按了免提,把电话放到餐桌上,也不坐。

“半年。”

“他有工作吗?”

“有工作。”

“下班回家吗?还是跟二奶混?”

“二奶不在我们这边,他每次出差才去跟她混,然后就是微信跟她联……”

“你有二奶电话吗?你大概了解二奶的多少情况?她年龄有多大?家是哪的?他俩有没有私生子?”

“她没有,她就专门做鸡的。”

“噢,专业二奶。”张玉芬下了结论。

图 | 张玉芬在家里接求助电话

这是2020年的8月,因为一部涉及“小三”的电视剧,张玉芬回到了公众视野。她过去接受采访的视频开始在网络流传,她戴着墨镜,熟练地走街串巷,向记者展示前夫婚内出轨后和第三者生活的小区。紧接着的晃动的镜头里,二奶们走在街上,被扯倒在地,女人们一拥而上,打耳光、扒裤子、踢小腹。

“搭上我后半辈子,我都要把这个二奶赶尽杀绝。”这位“二奶杀手”长着一张看不出情绪的脸。过去二十多年来,她跟踪、偷拍、抓奸,组织“行动队”,几十年如一日,专业帮人抓二奶。

媒体乐此不疲地报道她、解读她。起初,她是传统婚姻道德的卫道士;2002年,“包二奶”被收入《新华新词语词典》,包养强调金钱关系,这是社会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才会有的现象;现在,“小三”取替“二奶”,人们对于亲密关系中的忠诚展开了讨论。

她对“二奶”几十年如一日的憎恶,让她成为一个坐标。家庭的秘密和社会的秘辛缠绕在这个女人身上,透过媒体对她的报道方向,你能看到当前的社会咕嘟着哪一种不安。

2020年的夏天,她又吓到了人们。网友想对电视剧中的小三做的事,张玉芬全做了,甚至做得更多、更狠、更极致。于是聚拢来的人群在这里转向,一部分人惊呼她的状态,“眼神儿好恐怖!”“她的精神状态不正常吧!”一部分人转向更加理性的讨论——我们要打的为什么总是“二奶”,而不是那个出轨的丈夫?“喂?芬姐?”电话那头的人还没挂。

“你现在找我你的目的是什么?”张玉芬回头喊回去。

“我就是想找到鸡婆她父母的联系方式,或者是她家里亲人的联系方式,然后找到那个男的,找到他最好教训一下他。”

“怎么个教训法?”

“我想打他,但是不至于说那种违法的,比如抽他几下脸或者是人约他出来开个房之类的,然后报警,把他抓去拘留几天。”

“哟,你还想设计谋呢?”张玉芬笑了,“你对中国的关于道德层面的,你法律你懂得多少?你觉得那样管用吗?”

“我实在是没法跟他过了,那个女的拿走我家10万块钱了。家里人不让我去法院起诉她,怕我把事情闹大,没法收场,说不好,就是痛苦得要死。”对面的声音急了,张玉芬还是慢悠悠的。

“我跟我们的人说一下,但从外地赶过去肯定是要花费的,你要做好这方面准备。”

“好啊,我付。能不能快一点啊芬姐,七夕情人节又要到了,中秋节又要到了,他们都要联系的。”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得从长计议。我把电话给你,你联系小李吧。”

挂了电话,张玉芬开始挨个给舞蹈队的队员打电话——她是一个舞蹈艺术团的团长。她们正在学两支新舞,前几天下雨,今天必须练起来。

身处舆论暴风眼,这位主人公对网上的争议浑然不觉,她的生活和事业都在继续。



张玉芬拥有三个手机,两个微信号,几十个微信群。

她同时是西安当地一个舞蹈艺术团、一支志愿者服务队、一个国学传播公司的成员,它们每周至少有一次活动。这让她的生活几乎没有缝隙。

图 | 张玉芬在国学传播公司试穿汉服

去年8月,张玉芬在西安摔伤了腿,原本计划年后回北京继续发抱团养老项目,也因为疫情搁置。她得以安心在西安待下来,并很快用广泛的社会活动填满了自己的时间。

每天,张玉芬在西安城里穿来复去,主要交通工具是公交车。她1958年出生,在这里生活了六十多年,熟知每一条公交线路。

“早上9点,南门外公交站。”这是她在微信里常用的句式,简洁,精确,不容置疑。

她过一种一丝不苟的生活,也用这一点来要求别人。每天早上,她喝一杯现榨的黑豆豆浆,这意味着她家的窗台上永远有一小碗泡好的黑豆。上公车前,她要看着前面的人都乖乖刷了健康码,并且都是绿的——不久前她碰到过不守规矩的,一个男的上来,健康码是红的,一个女的眼尖看到了,“他的码是红的!他的码是红的!”全车人都慌了,哗一下散开,让那个男人下车,男的不愿意,张玉芬愤怒了:“你要是不下去,就我们全车人下去!”男的灰溜溜下了车,“我把他轰下去的。”

坐上了车,张玉芬也不闲着,她的眼睛随时瞟着,那些闯红灯的、过马路走得慢的,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公车在绿灯前等人过去,起步晚了些,她立马批评:“哎呦他走那么慢,你还能等着他?”

晚上11点前,她一定会进家门,并以此告诫所有的年轻女性:“女人阳气弱,最爱招不干净的东西,到时候你怎么生病的都不知道。”这是她这么多年研究《周易》的心得。

即使在跳舞的时候,张玉芬的脸也绷得紧紧的。不管是蒙古舞还是扇子舞,她的手臂都伸得笔直,动作大开大合。作为队长,她还要随时盯着别人的动作,“快,快,快!”,“你俩定位,定位!”

上了年纪之后,张玉芬很少再亲自出马抓小三,她的体力和低血糖不允许她再啃着面包熬夜蹲守。现在,“行动”这一块的事都交给她的队伍负责,以长江为界,南北一共三支。她主要负责接电话。她十二年前在博客上留下的电话号码,现在还不断有人打来求助。

“打二奶”的话头总是突然而至。就在她演出完的一个上午,她从小区公厕换了表演服往外走,她突然压低了声音,带着一种讳莫如深的笑容:“我在这儿也打过,就那边。”



1997年4月15日,张玉芬的丈夫胡峰已经一个月没有回家了。作为国税局的税管员,三五天不回家是常事,只是这次长了些。张玉芬在这一天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电话里的人告诉她,胡峰在外面有人了。

这不是张玉芬第一次收到这样的提醒。以前走在小区里,也有女邻居给她说,要看好老胡,她不信,都把人骂走了,“管好你自己家的。”

她没想到这一切会落在自己头上。她和胡峰是下乡插队认识的,后来,胡峰去北京当兵,张玉芬也调去了北京。俩人所有的假期都在一块,去长城,去故宫,去首都体育场滑冰,满城逛。1981年底,张玉芬的调期满了,回了西安,胡峰也待不住了,跟了回来。

图 | 张玉芬过去和胡峰一起旅游时的合影

最初,张玉芬的家人不同意他俩在一起。张玉芬是西安城里的小孩,父亲在国税局,胡峰家在宝鸡,就是个当兵的,家里什么情况都不了解。

胡峰穿着军装去她家,张父门都不开。张玉芬脾气大,直接在外面租了房。一年后,父母不放心,又让姐姐把她叫了回来。胡峰能进门了,张父给倒一杯水,也不说话。没多久,在张父的帮助下,他转业到了国税局。

上世纪80年代初,张玉芬在工厂工作,丈夫国税局的工资还没有她的高。胡峰每个月挣36块人民币,张玉芬能挣38块。张玉芬勤快、有主意,“标准的贤妻良母”。

胡峰则内向、寡言,主要娱乐是和人打麻将。那时胡峰还是国税局长的司机,他很依赖张玉芬,总开车去接张玉芬下班,给单位里的人说,“我现在走哪都得把我媳妇照顾好了”。

某种翻转也许发生在张玉芬下岗那一刻。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张玉芬所在的工厂也没有幸免,她拿了一笔买断工龄的钱,一万多,之后就不太去上班了,全部拿去买了股票。与此同时,事业单位成了绝对的热门,胡峰的事业蒸蒸日上。他从司机转成了税管员,在那个年代,“油水有的是”。

家里没缺过钱,住的是两室一厅的楼房,是院子里第一个装修的,做了地脚,贴了墙纸,花了七八万。胡峰有时间就叫人来家里打麻将。

下岗之后,张玉芬进一步承担起家里的大事小事,做饭、打扫、带孩子,晚上胡峰下了班躺在床上,还要和她聊天,一聊聊到四点。他们几乎不吵架,张玉芬爱在家做饭请客,家里有时来多了男人,胡峰还会说:“我警告你,少跟别的男的说话,到时候发生了什么,我饶不了你。”

接到这个电话,张玉芬懵了。她开始回想,上一年的国庆节,胡峰出了一趟差,张玉芬洗衣服的时候发现,他在重庆坐轮渡,票都是两张。张玉芬问他都跟谁一起,胡峰说你傻啊,南方阴雨多,他出门就包了个车,他得给出租车司机买票。“我被哄过去了,我还信以为真。”她联系上胡峰,问他是不是真的。胡峰立马承认了。中午胡回了家,两人吵了起来,胡峰说:“咱俩离婚。”

这时家里的电话响了。张玉芬准备去接,胡峰一把夺过来,“喂?”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饭做好了,快回家吃饭。”

“是谁?”张玉芬问。

“我在外头找的。”

“想离婚,门儿都没有。想离婚,拿100万给我补偿损失,你走吧。”

“一分都没有。”

中午12点,儿子回来了,两人停下来,带上儿子去了街对面吃饭。吃饭中途,胡峰出去上厕所,从此再也没回来。



丈夫走了,带走了家里所有的钱和股票,自己没有工作,儿子还在上小学。那一周,张玉芬在客厅的沙发上坐着没动,几乎不吃东西,头发白了,瘦了二十斤。

然后张玉芬想通了。“我说不行,反正我得到他单位看看问问他到底为什么。我这么被欺负,我还不知道对方是谁。”

税务局8点上班,张玉芬7点半到那儿等着,藏在院子里的大树后面,看到胡峰进来了,她就回家,第二天,第三天,胡峰都是从东边进来,张玉芬记下了,第四天,她开始向东,她明白了胡峰现在住在单位的东边。

“我得捋清,我一步一步该怎么办。首先我要知道他在他单位的哪个方位住着,我不能就这一抹黑,我不能白白地让人欺负,我还不知道我的对手是谁,我必须要把这个查清楚。”

她在国税局往东的大街上,用同样的方法等胡峰,每天300米300米地向东移,移了半个月,找到了他和小三的住址,东郊的东方机械厂。

她蹲在楼下,等胡峰出门后,她上楼,敲门,开门的女人她认识,来过家里,自称是胡峰的同学。

“其实我抓奸的那一刻,我只要他给我承认错误,跟我回家,我啥都不说。我肯定我不会跟你住到一块,肯定是分居的,但表面上那还是一家人,可惜他把这个机会也丢了,他跟我在那吵架。”

住处被张玉芬找到之后,胡峰二人搬了家,张玉芬又找上去,二人再搬。

张玉芬的一个姐姐告诉她,尽量把他往回拽,拽不回来就一棍子闷死他,不能饶了他。张玉芬听进去了,“我说行,我会的,反正我这口气就咽不下去。”

张玉芬1958年出生,从小学到高中,她的整个受教育时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那时候,她是绝对的积极分子,背语录,跳忠字舞。她从小就是个男孩子性格,不爱穿裙子,热爱爬树。七八岁就成了院子里的孩子王,带着所有孩子跳忠字舞,一个接一个,跳了才准走。家里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没有人是她这样的性格。

她的朋友黎焕了解她,“她这一口气要是憋着,那她好不了。”

2003年,她成立了火凤凰女子侦探社,成员都遭遇了丈夫婚外情。后来,姐妹中,抑郁自杀的、宫颈癌的、乳腺癌的,几乎都死了,这让张玉芬悲痛、愤怒,也让她更加坚定,“有气就要发泄出来,不能忍。”

图 | 火凤凰女子侦探社合影

下定决心要“战斗”之后,张玉芬展现出非凡的行动力。1998年张玉芬告了胡峰重婚,反复告,打了十年的官司,到2007年两人才正式离婚,房子也要到了自己手上。上媒体,国内国外的来者不拒,痛陈包二奶的恶现状,胡峰和小三的名声在西安臭了,都丢了工作。

“二奶杀手”,每一篇报道都把这个标签放大加粗,她在媒体上的形象如此奇人,但在她身边逐渐浮现出一个真实的共同体,在这些人身上,伤害和迷茫切实地发生了。

这些年,她的追踪笔记已经攒了40本,她留在报纸上、博客上的电话号码,从来没断过。最多的一天,她接了146个电话。



对那些没有受过伤害的人来说,张玉芬是洪水猛兽,是失控的,不体面的。但对许洁和李红梅来说,张玉芬是她们的救命稻草。

从第一次求助开始,她们和张玉芬的友谊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她们都是西安本地人,在企业工作,丈夫来自农村,通过考学或是军队转业到了市区,再通过女方家庭的社会关系进入机关单位。

“那时候的政策好得很”,李红梅的丈夫转业后进了公安局,许洁的丈夫进了法院,不久成了法官。

最初,大家挤破头想进的是国企,西安有好多大工厂,直接支援军工,工厂的职位可以“世袭”,父亲退休了,可以选择传给儿子或女儿,在老西安人眼中,这是让人羡慕的是铁饭碗。后来,国企好像在一夜之间不行了,大批的工人被辞退;改革开放的红利转向拥有资本的企业家,以及手握权力的机关单位。

家庭的天平也倾斜了,社会的财富迅速累积,许洁和李红梅家节日的饭桌上,开始出现成筐的水果,以及各大商场的购物卡,都是送给丈夫的。家庭生活的安逸,社会活动的减少,让她们触角失灵,没了抵御危机的能力。

和张玉芬一样,李红梅也是被陌生人的一通电话提醒的。对方是因为要和丈夫竞争升职,冒险用了“后院起火”这一招。

李红梅知道的时候,丈夫已经出轨了五六年。“一下子懵了,人家要和咱离婚,不知道咋办。”

许洁和李红梅都说,张玉芬是那个真正帮到她们的人。13年后,李红梅已经有了新的家庭,但那种伤害永远留下了。她们都是国企职工,丈夫把家里的钱都带走了,就再也不回家,怎么找都找不着人。走投无路,也不敢彻底和丈夫闹翻——要为孩子着想,女儿将来结婚,需要父亲的地位和财富。

她们求助过妇联;也找去过丈夫的单位,但“官官相护”;单位里的人也不帮忙,反过来在背地里嘲讽她们;找媒体,媒体认为这是家事,也不太报。

2015年,张玉芬上了一档节目《社会纵横》,她把打小三比喻成“保家卫国”,丈夫还是家庭的成员,小三是入侵者。同时也道出一种真实的无奈,“我认为打人,那个比较简单粗暴,但是这个男的没有办法制裁,没有办法制裁男人的情况下,只有挥起拳头,收拾的就是二奶,打的就是你。”

她们在报纸上看到对张玉芬的报道,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她。张玉芬已经积累了一系列的经验,告诉她们法律知识,帮着她们找律师,更重要的是拉着她们吃饭、聊天。“最孤独的时候就是过节的时候”,一到过年,张玉芬把她们都聚在自己家里,包饺子,唱KTV。

“就是姐妹吧。”她们结成一种怪异的女性同盟,选择性地忽视那个真正使她们的生活笼罩上阴影的始作俑者,转而去制裁另一群女性。那时候,姐妹里的一个人去法院,能去的人都会去外面站着,相互打气。

跟踪、抓奸、找证据,是对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是张玉芬鼓励她们,才坚持了下来。

图 | 打二奶联盟和前来采访的外国记者合影

前来求助的也不全是职工,我在大学校园里见到了李玲,她曾是一位经济学教授,现在已经退休。她反复强调,如果不是因为张玉芬,是断然不会和我见面的。

她的前夫是负责招生入学的官员,第三者是她的亲戚,通过她的关系结识了前夫。李玲很早开始炒股,财务自由,她根本不关心前夫的现状,但那种屈辱的感受仍炙烤着她。作为一个好强的女性,即使现在李玲也不愿吐露最难堪的时刻,张玉芬是她唯一的出口。

跟踪报道过张玉芬十年的记者康正已经是一个中年男人了。当初,他是初出茅庐的小记者,如今康正已经离开西安,组建了自己的家庭,现实生活错综复杂,他试着去理解张玉芬们把矛头指向女性的原因,他想,这可能是女性被迫对男性的一种校正方式。在家庭生活中,男性校正女性容易,女性校正男性很难。



张玉芬还住在离婚前那套房子里,这套房子保留着过去的痕迹,因为不太开灯的缘故,显得更陈旧了。餐桌上,悬挂着大幅的毛泽东像;立柜里的两只搪瓷杯子,是知青时代的纪念品,一只属于张玉芬,一只属于胡峰;沙发背上展开放满了张玉芬的获奖证书,沙发上那一条被子同样来自知青时代,“我准备等知青博物馆建起来就把它捐了”。

图 | 张玉芬家沙发背上放着展开的各项荣誉证书

她很清楚自己面对的争议,这些争议二十年前就出现过了。无非是觉得她激进,“二奶”这个词太难听。“有人说我是逆潮流,你那个潮流首先要确定你那个潮流是正的,首先你先不对,我才是拨乱反正者。”

张玉芬的脆弱在得知丈夫出轨那一周之后,就再没出现过了。她不再有最爱的,也不再有最恨的,“战斗到现在”。

有男士向她示爱,在北京的聚会上,说着话呢,就过去抱她,要亲她。“哎呦别恶心我了,他就是看上我的名。”

“我从一开始上媒体,我就说,从一开始我丈夫出轨,我就要是把这事要做到底,你只要不怕影响,那你就来,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哪一个人如果跟我走进婚姻殿堂,如果再有外头沾花惹草,我这回就不是杀的是二奶,我先把你宰了。”

这些男士就都退缩了,再不联系。

今年38岁的儿子和她住在一起。父母的事情让他对婚姻没了兴趣,更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但对方家人得知他父亲是谁后,果断拒绝了。

在二十多年来针对张玉芬连篇累牍的报道中,儿子从来没正面出现过,尽管他当年心理压力大到斑秃,成绩直线下降。只有一次,沈阳的一家媒体写了一篇专题报道,说他如何被这个家庭伤害,如何憎恨母亲把家丑公之于众的行为,甚至在家里悬挂横幅抗议。

张玉芬说,这都是杜撰的。但儿子看到了,这刺痛了他,他从此排斥媒体,还砸过记者带来家里的摄像机。中专毕业后,他考上大专,后来又考上本科,现在从事计算机行业,家里最具现代感的家具属于他,一套运行任何游戏都没有负担的电脑。

在外奔波了一早上,张玉芬回到家,餐桌上是她昨天给儿子准备的火锅,碗筷都没洗。她一边笑骂儿子一边走进厨房,揉面,发面,蒸馍,这是她年轻时就擅长的手艺。馍一次至少蒸四笼,多的冻在冰箱里,儿子爱吃,“吃不了两天”。

谈起前夫对她来说是很自然的事。他和那个女的早分了,那么大的舆论压力,怎么走得下去呢,他现在住在姐姐家。去年她隔着家门见过他一面,他要回来拿独生子女的证明,这可以让他领每年的独生子女费。他得了脑出血,浑身肿胀,一瘸一拐的,再不复年轻时候的瘦削。她没认出来他,问他“你是谁呀”,他不回答,只问“你真的认不出我了?”

她的家里,还收着她和胡峰的结婚照——假的结婚照——那是2000年,为了去法院告胡峰重婚,张玉芬找人PS的。照片里,张玉芬一张粉白的圆脸,唇红齿白,眼睛亮闪闪的;胡峰则瘦削,精神,两人穿着西装,都笑盈盈的。那是不曾存在过的,完美的爱。

*除康正外,文中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