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若放弃对全球的领导，全球危机将很难协调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需要全国、全世界的协调共同努力，美国作为第一号强国，理所当然来领导全球的抗疫努力。而且不仅是新冠肺炎疫情，这种类似的大传染病在未来还会经常出现。除了大传染病之外，还有气候变暖的问题，有时不时的发生金融经济危机的问题。在面临这种全球性问题的时候，需要全球的协调。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大强国，他应该是天然的领袖，来协调全世界的共同努力。但是，如果美国经济内部的问题不能解决，必然导致现在出现的这种情形——美国放弃领导地位，只顾关心自己国内的问题，那就导致全球危机没有办法进行全世界的协调努力。而且如果美国经济内部，社会经济矛盾、政治矛盾非常多，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就没有信心，不能够真正的以公平竞争的方式来面对中国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就会像这几年一样，不断地来把中国作为自己内部出问题的替罪羔羊，利用科技霸权、军事霸权来抑制中国的发展，而非公平竞争。

现在美国的政治体制被1%的人绑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人一票，但是实际上是一美元一票，如此，美国的政治会被这1%的权贵阶层绑架，来强化这些权贵阶层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的问题，包括贫富差距的问题，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中产阶级不断缩小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内部的矛盾冲突，导致民粹主义抬头。像特朗普那样，利用蓝领阶级跟中产阶级的衰落，催生民粹主义，然后利用民粹主义上台。但是，上台以后，他为了自己的连任，以及党派的利益，实际上上台以后所采取的措施还是有利于这些权贵阶层。比如说，特朗普上台以后推行了减税，收到利益最大的还是这些有钱的人。

像《美国真相》里面所谈的，除非有一场革命，不然的话，这个问题不能够得到解决。但是，美国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结构性的。1/3的人到现在还支持像特朗普，而且美国的知识精英是有左右之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有一场革命，很可能会是新瓶装旧药，这些问题会继续存在。

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这“两只手”都要用

这样对中国有什么经验教训？我们要追溯到经济发展的本质以及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从发展的本质来讲，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把新的知识运用到生产当中来提高生产率。

这个过程当中，有市场来竞争，来提供创新的激励，来有效的配置资源。同时，也要有政府来克服市场失利，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或者是各种制度安排。同时，当处在前沿的时候，要技术创新，必须自己发明新技术，政府要投资到基础科研，来给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提供必要的支持。

同时，也要有了解到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的目的是提高所有人的收入水平，不是提高少数人的收入水平，要让所有人在发展过程当中得益，除了对一些弱势群体，我们经常讲的“鳏寡孤独废疾者”必须有帮助之外，也要防止金融寡头跟科技寡头对财富的垄断，必须有二次分配。

要做这些事情，总的来讲，需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这也是这些年我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所倡导的“两只手”都要用。从美国来讲，美国自1776年建国以后，一直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重要的就是怎么处理政府跟市场的关系。美国其实有两派不同的观点，一派是汉密尔顿，他提倡政府要积极有为；另一派是杰斐逊主义，强调有限的政府，政府最好少管。这两派观点在美国是有争论的。

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引用了2007年一个叫做埃里克·莱特纳的学者的一段论述，他说美国对这两个政府作用一直有争论，但是美国是重视实用主义的，后来怎么解决呢？杰斐逊主义主导话语权，他们都说政府越管的越少越好。但是，汉密尔顿主义指导政策权，在政策上其实美国政府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面是积极有为的。

这让我想起1991年的时候，我在匈牙利参加一个东欧国家转型的研讨会。在研讨会上，斯蒂格利茨建议东欧跟苏联，要按照美国做的去做，不要按照美国讲的去做，美国讲的一套跟做的一套是不同的。非常遗憾的是，东欧国家没有接受斯蒂格利茨教授的建议，他们不是按照美国做的，而是按照当时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美国说的去做。所以，结果前苏联，包括东欧国家转型的时候，它们的经济崩溃了，停滞了，危机不断，而且美国的寡头垄断，寡头绑架政府的情形在前苏联也是比比皆是，美国出现的收入分配问题，在东欧国家也是普遍存在的。

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避免寡头垄断、绑架政府

中国比较幸运，在转型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参考借鉴西方的这些理论思想，但是，中国在改革的时候一直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所以，我们避免了新自由主义的弊端，才能够在转型的当中维持稳定并快速的发展。

当然，我们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我们谈到什么是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呢？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还要发挥好的作用，也就是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这两只手都要用。并且，我们要知道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的目的是要让所有老百姓过好生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一直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这样，我相信我们就能够避免像美国出现的这种金融科技寡头垄断，然后绑架政治的问题。

本文整理自7月3日林毅夫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对话，未经本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