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的跨性别少年:那个身体太丑了,我为什么不是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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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性别这条路上,黄晓迪曾三次“逃亡”(图片源自网络)

“我根本不喜欢那个(男性的)身体,那不是我。”黄晓迪说。

他渴望被帮助,更渴望能得到家庭的理解。而在此之前,17岁的他能选择的只是逃跑。他一次次地跑进黑夜,逃离那些试图强制扭转他做回男性的力量。

奔跑的尽头,只有一条路摆在他面前。

在跨性别这条路上,年少的黄晓迪把性别置换手术当作“终点”。而已经跨过“终点”的跨性别者皮皮却仍在找寻最后的出口——即使在手术之后,她还是无法以新性别的身份活着。

真正的归途在哪?他们还在找。

人群中的黄晓迪(中间灰色上衣)

出走

2017年春节刚过,正月初十晚上七点二十,距离苏州85公里的江阴早已进入了夜晚。车灯和路边小店的灯光下,行人的影子由长变短,再由短变长。

黄晓迪提起浴筐,告诉家人准备到三百米外的公共澡堂洗澡。出了门,他迅速把塞在最下面的背包拉出来,浴筐扔在大门口,头也不回的走进夜色里。

屋里的桌上留着一封他早就准备好的信,“我自己已经开始药物治疗了,我对不起你们,你们帮不了我,也接受不了我。”

家门口的监控捕捉下他离开的身影,帽子拉起来盖在头上,整个人被棉衣裹得严严实实,背着背包,风一般钻进一辆及时驶来的黑色顺风车。

17岁的黄晓迪是一名男性跨女性的跨性别者(注:跨性别者,即Transgender,通常是指一个人在心理上无法认同自己与生俱来的生理性别,相信自己应该属于另一种性别)。为了这场出逃,他挣扎了很久,“他们不会理解和接受我,我也不想拖累他们”。

八点半,还在车上的黄晓迪手机响个不停,家人的微信不断涌进来,“你在哪里”,“急死我们了”,他一条条扫过,删掉,然后拉黑了包括父母在内的每一个人。母亲江秋跑去澡堂男浴室门口喊,却没有任何回应,她知道事情“坏了”。

晚上九点,黄晓迪到了苏州。那晚他留宿在一个男孩那里,男孩帮他付了车费。他称男孩为“一个开餐馆的老板的孩子”,他们在QQ上认识,男孩说能为他离开家提供帮助。

很早之前,黄晓迪就开始在QQ上寻找同自己有相似经历的人,加了很多跨性别者QQ群,他无条件信任里面的人——相较于家人,他们更能触碰到自己心里最隐秘的角落。

跨性别者周瑜是个高中生,“自己为什么不是女孩子”是他每天都绕不过去的问题。他跟黄晓迪一样对跨性别群体的人保有一种单纯的信任。为了逃离母亲带自己去中医院进行性别扭转治疗,他避开母亲,悄悄收拾了衣服、电脑,藏在房间里。趁母亲下楼开车的空隙,他一边在群里求助,一边拖上小行李箱奔向火车站。

他决定去找在烟台的QQ网友,对方也是一位跨性别者,愿意为周瑜逃离扭转治疗提供帮助。在高铁上的三个小时里,母亲打来电话、发来短信,他没有接,也没有回复。

周瑜感到有种无家可归的孤独,却又觉得释然,“终于暂时逃脱了”。

第五天,警方找到了黄晓迪坐的那辆顺风车。

见到赶来苏州的父母时,黄晓迪懵了,想跑,“我怕逮到我,他不能接受就会打我,我站在那一直在想——要跑”。

黄晓迪一点点往门后挪,但父亲黄邵祥哭了。他抱住黄晓迪说,“我不知道你以前是那个样子的,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我和你妈都接受你”。

出逃的第六天,黄晓迪被父母接回了家。

江秋觉得回到家的黄晓迪像变了一个人,“叫也叫不应”。黄邵祥让她留在家陪着,因为黄晓迪什么都不说,看起来“太孤单了”。他躺在床上,江秋坐在他旁边,两人之间是长久的沉默。

这个母亲想知道的太多了,“他为什么吃药?原来他不是乖乖的吗?怎么突然这么让人不省心?之前明明是个男孩啊,怎么就突然想做女孩子呢?”但她一句也不敢问,怕这个她最宠的“小儿子”突然再跑了。

黄晓迪迫切的需要被理解和支持,他不能接受提问和质疑,父母提出的任何问题,他都以沉默应对。

黄邵祥在儿子的床下发现了他服用的激素类药物。不敢问他,就拿去医院问医生,医生说,吃了这个药会分泌雌激素,皮肤会变得细腻白皙,乳房会开始发育。

黄晓迪说吃药是因为觉得自己病了,他认为吃了药就会慢慢变好,不会再觉得自己是个不伦不类的“怪物”。

一家人带黄晓迪去重庆西南医院“治疗”,但一圈的生理和心理检查下来,黄晓迪什么问题都没有。

医生了解了黄晓迪吃药的经历,提到了手术,问他们是否了解性别置换手术。黄邵祥郑重地跟黄晓迪说,“你决定做手术,就马上准备钱给你,第二天就去做手术,以后不要再吃什么药”。在他看来,自己的孩子不能不男不女,要么是一个纯粹的男孩,要么是一个干净的女孩,黄晓迪面对的抉择没有中间地带。

17岁的黄晓迪知道手术是指“变性”手术,但手术是什么样,结束后又意味着什么?一下子被推到了抉择面前的他突然迟疑了,看着父亲不说话。

很久之后,黄晓迪还会为当时的迟疑感到后悔——如果当时自己迅速地回应父亲的追问,选择手术,故事在那里画个圆满的句号,该多好。

黄晓迪对于手术的犹豫被黄邵祥解读为一种机会——“变正常”的机会。2018年3月,快到17岁生日时,黄晓迪被父亲送进重庆一所全封闭军事化管理学校。

这是黄邵祥用手机在网上挑的学校,专门招收让家长无计可施的问题孩子,学员里有常打架的、厌学的、打游戏成瘾的。

“只能送进特殊学校,只有想到这最后一招了,说他也不听,他也不沟通,我怕他跟坏人学坏。当时我们就想让他变好。”江秋说。

“什么是变好呢?”我问。

“变回正常的男孩子。”江秋回答。

在重庆的学校里,黄晓迪的宿舍住了八个人,他对床是个喜欢cosplay的男孩,他妈妈觉得他学习上遇到了困难,平时表现得太忧郁,想让他来这里冷静一下。

第一天晚上八点半点名时,黄晓迪被一个教官踹了一脚,“点名报数的时候我蹲了一下,他说我乱动了”。

一到晚上黄晓迪就害怕,他们被要求在房间里完成睡前任务——出汗,除了教官没人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黄晓迪觉得教官就是想折磨他们,“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出汗就可以了,动静要小,教官会检查”。在冬天,汗出了一身,紧接着他的身体就开始一点点凉下去。

每天的训练从早上五点四十分起床后开始到晚上八点结束,五公里长跑、四百米冲刺、蛙跳。五公里要40分钟内跑完,跑不完的就要用绳子捆着,被两个人拉着跑完。

第七天的时候,他被剃了头发——“钢铁男儿”般的标准寸头。

黄邵祥不知道这些,黄晓迪一进来就被没收了手机,他和妻子带着孩子即将变成“正常人”的信心,交了一年三万五千元的定金后离开了。

在少有的空闲时间里,黄晓迪打量着这个被建在山上的学校——像一座寺庙孤独地坐落在山间,学校有两米多高的围墙,漆成绿、白两种颜色。所有的楼都是三层,每一幢都“阴暗、潮湿”。

黄晓迪在“特殊学校”里训练

逃亡

此前,从没有人设想过黄晓迪的未来,就连他自己也没有,他的精力只够关注眼下的境况。

对于大多数17岁的少年来说,这个年纪意味着校园、做不完的试卷、班级聚会,不具名的情书。而黄晓迪,从被送进特殊学校的那一天起,时间像按了快进,想要快速扭转在他身上发生的那种“不正常”的现象,只在某些瞬间,他“清醒”过来,想到——逃。

5个月后,父母和哥哥来看他,他知道,时间到了。

家人来到学校时,黄晓迪正在打拳。看到母亲的时候,他表现得很兴奋,跑到父母面前,像最后一次见面般说了很多话,“我说我的事情你们不用担心,不管之后或者下一分钟发生什么,你们要开心一点,不要担心我”。

父母带他去吃了火锅,黄晓迪低头看着火锅,吃不下。他只是在等天黑。

晚饭后黄晓迪跟妈妈、哥哥一起去便利店,“我知道我妈身上只有50块钱,所以挑了两盒巧克力,60块钱。故意让他俩花时间凑钱”。黄晓迪看着他们拿出钱一点点凑,转身拨开塑料门帘,头也不回的冲了出去。

黄晓迪再一次跑进了黑夜里。

沿着门口的新发路一直跑,黄晓迪看到另一家便利店。他掏出一封信塞给便利店老板,上面写了他在学校的遭遇,还留了父母的电话,他冲老板喊,“给我父母打电话”。

他希望父母能知道他在这所特殊学校里的经历,真正理解他。而在此之前,他只有跑。

跑的时候,黄晓迪想到小时候。

一直到上小学前,他都和哥哥在重庆老家,跟爷爷一起生活。父母在江阴打工,每年能回去一次。

小时候,每年父母回老家,他就有新玩具。但他总是玩不了一会,哥哥会抢,同村的男孩子也会抢,他只能跟在他们身后,不敢说话也不敢把玩具抢回来。他感到没人能保护自己,想着离开这里,回到父母身边。

更多的时候他跟女孩子玩在一起,用小刀把草切碎,拌着沙子炒,玩过家家。

上小学前,父亲把他和哥哥接到了江阴。他还记得离开的那个夏天,为了赶火车他们凌晨就起了床,从村子里坐着四轮车去镇上。天色还是黑压压的,什么声音都没有,黄晓迪小声嘟囔了一句,“终于离开这里了”,除了自己没人听到这句话。

再一次从重庆“逃亡”的黄晓迪,迷彩短袖已经湿透了,迷彩鞋上都是泥巴,步子越来越沉。

“得躲掉所有人,包括警察”,黄晓迪想,遇到警察就可能被送回学校。就连看见面包车、小轿车,黄晓迪也躲,他担心里面坐着便衣警察。他躲开公路,跑进路旁的树林,有车灯闪过立马趴在地上。

那一晚,黄晓迪在一家工业园区门口的平地上睡了一觉。

早晨,他坐公交去了重庆西南医院,“我去那做过检查,觉得去那就会有人帮我”。有近十天时间,黄晓迪徘徊在医院附近,身上有五块钱——逃的那天,从母亲那拿的。他有时睡在医院凉亭里,有时是大厅的地板上。

到第三天,他就再没钱买吃的了。饿得厉害就去垃圾桶里翻剩饭,逮到食堂没关门,就溜进去偷包子,躲在角落,一口气吃了八个包子,吃完了也不知道是什么馅。

如果“逃亡”之路就这么继续下去,黄晓迪想先暂时活下来,躲开父母,然后找工作攒钱做手术。

但他被抓住了。

一个晚上他想从超市偷一部手机,联系上群里的朋友给他提供帮助,可手机还没拿到手,他就被老板盯住了。他被送到警察局,随后再次被送回学校。

周瑜的扭转治疗,是一种跟黄晓迪不同的方式。

2020年3月29日,母亲把周瑜带到临沂顺治堂医院,院长一直陪同左右,说要给周瑜治痘痘和口吃的毛病。周瑜每次要注射三瓶药,医院从不开单子,其中一种是叫做醒脑静的中成药,“有清热解毒、凉血活血、开窍醒脑的作用”,可每次注射完,周瑜都觉得浑身肌肉酸疼、乏力。

一周后,周瑜再去医院,除了针灸和吃药,还增加了一个脑循环项目,他的手腕和头上被安了四个肥皂大小的震动器。

周瑜终于忍不住,朝母亲吼:“我到底是得了什么病,我口吃也好了,我到底要治什么?”

这时,隔壁的医生出来问周瑜:"你到底是男的女的?"

周瑜对母亲的信任坍塌了,“我现在对她很恐惧”。

事实上, 2019年下半年,周瑜和母亲曾去杭州一家医院做心理诊断,诊断发现周瑜并没有问题,周瑜的母亲却被查出重度恐惧症和中度抑郁症。但母亲拒绝接受任何治疗,“她认为自己就可以疏理好”。

今年40岁的皮皮是一名做过性别置换手术的女性跨性别者,同时她还是国内一家跨性别群体公益机构的志愿者,为跨性别人群提供线上心理咨询。

她重视跨性者和家人之间的关系,成立了线上的“父母成长小组”,希望改变家庭成员的看法,“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我支持同性恋,但是我儿子绝对不能是。这句话也可以有跨性别的版本。”

在多年的志愿工作中,皮皮发现父母用来“矫治”跨性别孩子的手段非常多,“他们会觉得孩子是被网上的人骗了,会禁止孩子上网,经济控制,甚至关禁闭。”

神灵也曾是这些父母最大的指望。

江秋听人说,神婆能治好,就花了几百块钱请了神婆,但烧了一堆纸也没用。周瑜的母亲也找过“大仙”,“大仙”给周瑜施法,在头上、后背上狠狠地揉,对他念叨着 “男孩子要顶天立地”、“男人最大”。

不同时期的皮皮,2011年她第一次进行性别置换手术

噩梦

被送回学校后,从晚上9点到凌晨5点,黄晓迪写了210封信。

最后一封,他跑到卫生间,用墙面的碎瓷砖割破左手心,写了一封血书。每一封上都是,“救我,给我的父母打电话”。

他把信折成飞机,一只只从窗格中飞出去。有个穿着红色外套,花白头发的老人,看见纸飞机,抬头看,“我看着她的眼睛,她也看着我的”,但老人低下头很快走远了。

下午两点,黄晓迪的纸飞机被外出买午餐的教官发现。他被单独叫到一个房间训话,教官拿出信让他吃下去,并让他把脚背搭在半米高的桌子上,双手撑在地上,“教官一只脚直接踩到我的背上”,每次教官一脚下来,黄晓迪就像青蛙一样扑在地上。

2019年春节,父母接他回家过年。那个春节,江秋录下了一段视频,直到现在还经常看。视频里,短发的黄晓迪打了一套完整的军体拳,他有力地挥臂、踢腿,看起来健壮。

这能让江秋想起黄晓迪小时候,那个听话、乖巧的小男孩。

黄邵祥认为黄晓迪把精力用错了地方,“我家孩子要是把搞性别那个脑袋用在语文、数学上,他那么有毅力,学习肯定没问题的”。

而事实上,读书时,黄晓迪不得不把更多的心思放在自己的身体上。他羡慕班里的女孩们,每天穿的干干净净,一天换一条裙子,扎着辫子。跟男孩的身体相比,他更想要个女孩的身体。

四年级的时候,他趁家里没人,偷偷拿出姐姐的衣服。那是个春天的上午,外面很安静,黄晓迪能听见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他拿了一件深色外套和一条黑裤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明明该是一个女孩子”。随后赶紧脱下来,按照原样仔细叠好放回去。

黄晓迪讨厌照镜子,也不敢照,“根本不喜欢那个身体,太丑了,那不是我”。直到后来留了长头发,他才慢慢开始照镜子。

一个人的时候,黄晓迪常常闭着眼睛幻想,他拥有纤细的身体,穿着裙子,一头飘逸的长发——是个甜美的女孩。但睁开眼,那个女孩就不见了。

上了初一,他仍旧没法融入集体,成绩也越来越差。黄晓迪觉得自己的情况变得愈发糟糕,“每天都在想自己是一个怪物,心中只有这一件事情”,他甚至想自己死了也好。

初二上学期,黄晓迪辍学了。

父母认为既然他厌学,那就学一门手艺。黄晓迪在江阴开始学习汽车改装,给汽车贴膜每月有一两千的工资,这是他喜欢的工作。他享受将一辆车从头到尾覆盖上新贴膜的感觉,车辆焕然一新,整个过程他都要克制自己的手力,让这项细致活儿不出差错。

他开始给自己买东西。一千多一瓶的神仙水,纪梵希的洗面奶,以及一顶黑色的长假发——他把它藏在床底下,有时候拿出来戴上,当头发垂到背部,黄晓迪感到一种隐秘的开心。

父亲发现了他的假发,“你床下藏的是什么东西?再让我发现我就打你”。这是黄晓迪第一次听到父亲用这样严厉的语气跟自己讲话。

黄晓迪用手机上网了解到,有人服用激素来使自己看起来更像女孩子。“我会不会是这一种类的,只需要吃一些药就能变成女生了,就好像一种病一样,吃了药就好了。”

他开始偷偷买药,一个月药费大概是500块钱。吃药之后身体会有一些变化,胸部开始发育了,皮肤越来越细腻。但吃药让他的心理变化更大,“我觉得吃药就意味是一个变性人,所有人都会歧视变性人”。

黄晓迪觉得自己越来越不是“正常人”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

2020年4月,黄晓迪被诊断出了异性症,一种性身份障碍

像树被连根拔起

黄晓迪一次次试图逃离,有时是逃离自己,有时是家,有时是性别扭转。

2019年春节之后,黄晓迪以为父母会送自己去普通学校读书了。但是真正出发那天,父亲的老尼桑汽车驶上高速,没有往重庆开,也没有往江苏开,而是开往了郑州。

黄晓迪想到了武术学校——他曾在家里的桌子上看到过一本郑州武校的宣传册。他只是没想到,父母会再次把他送进这样的学校。

他在车上哭闹,说那里的生活会比之前的学校还要辛苦,“就算我死在这个地方你们也不会知道”。但黄邵祥没有掉转车头。

黄邵祥愧疚,怀疑自己,但不得不坚定。他总是想,如果小儿子放在别人家养,是不是就不会这样?

他瞒着黄晓迪跟学校签了合同,交了学费,一年四万多。

在武校的宿舍,黄晓迪认识了同宿舍的小齐。小齐十五岁,辽宁人,也是跨性别者。他喜欢音乐,给黄晓迪讲琵琶。他告诉黄晓迪,自己是自愿来的,想学武术。黄晓迪把自己之前的经历讲给他听,小齐说会帮助他逃跑,并把自己的电子表送给黄晓迪,还给了他三百块钱。

黄晓迪从里面拿了五十块钱,跟小奇说,“钱和手表以后我都会还你”。他把小齐的微信号写在一页纸上,纸塞进了袜筒里。

黄晓迪第三次踏上了“逃亡”路。

他马上就要18岁了,“我在想我什么时候可以得到正规的治疗,我必须赶快出去,出去以后好好地生活”。

来到这里的第七天晚上,黄晓迪和小齐摸索着来到院墙边,小齐帮他放风。黄晓迪把从食堂攒下来的四五个鸡蛋和二十个馒头装进塑料袋里,扔出院墙外,紧接着只用了不到两分钟就翻了出去。

“要先逃出河南”,天一亮,黄晓迪花六块钱在网吧上了两个小时网,把河南的地图画了下来。

他带着地图沿着高速路走,走不动了,就躺在高速的桥洞底下,就着施工人员的棉花被,铺些稻草,在上面睡。冻醒了就继续走。

奋力奔跑的时候,黄晓迪觉得自己其实很需要父母——渴望被他们理解、接纳,想要回到自己的家。但是想到他们违背自己意愿,把自己送到特殊学校,跑着跑着,“家”这个字就逐渐在心里消散了。

七天,黄晓迪从登封走到了郑州。“那就是一个噩梦”,直到现在,他还会一周两三次地梦见自己不停地在黑夜里奔跑。

下一站黄晓迪到了徐州。他在服务区看到了一辆停着休息的徐州车牌的卡车,里面拉着一辆挖掘机,黄晓迪翻上车藏在履带旁边。

晚上七点车子发动了。一直到徐州经济开发区,司机停下车,他跳下了车。

黄晓迪走不动时,一位工地上的老人看到他,“他看到我的时候说,你怎么回事,瘦的都脱相了”。

黄晓迪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老人给他塞了100块钱,又回屋子拿了馒头。“当时他要我的联系方式,我就把我家人的电话留给了他,说如果要找我,今年(2019年)8月的时候我大概已经回家了,你就可以打这个电话找到”。

晚上黄晓迪和老人睡在工地的小屋里。但他没想到,老人给父亲打了电话。

凌晨一点,黄邵祥接到老人的电话后,赶到了徐州。从2017年到2019年,黄晓迪的“逃亡”之路又一次结束了。

对于黄晓迪在学校的经历,夫妻俩觉得就像普通的体罚一样,“你不听话,我罚你站个十分二十分钟”。不管怎么样,他们看到黄晓迪身体强壮,“像个当兵的,这比什么都强”。

2020年4月,黄晓迪在上海的第三次检查结果出来了,异性症——一种性身份障碍,他们渴望像异性一样生活,被异性群体接受,对自己的性别和身体感到苦恼,希望通过激素治疗和手术改变性别。

看到报告的那一刻,黄晓迪有些踏实了,像是自己的“身份”终于得到了确认,父母也接受了这份诊断证明。这也是接下来进行手术的一个必要条件,性别置换手术规定,在手术前,患者需要提供精神科医生提供的异性症诊断证明。

他有些后悔之前那么多次不顾一切的“逃亡”,因为故事本不必那样展开。

黄晓迪在微博上写下了自己几次逃离性别扭转治疗的经历,黄邵祥仔细地看了,“几百公里,他走了那么多路,太心疼了,他确实比一般的孩子不容易多了。”

黄邵祥说,本来给儿子做手术的钱是够的,但是此前两所“矫正”学校的学费是不退的,两年下来“家底掏空了”。

黄晓迪现在一心等着手术,这至少可以先让他逃离生活中的种种尴尬,“他们用你的外表和身份证否定了你这个人(的性别),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卫生间,我去男生卫生间就要被骂”。

在他看来,手术结束,所有的痛苦、挣扎就都结束了。新的生活会如期展开,“再没有比以前那些经历更痛苦的了”,两相比较,黄晓迪并不惧怕手术刀。

黄邵祥有时候会在手机上查性别置换手术,他把搜集来的图片给江秋看,她一把推开,“真的吓死人了”,“这是大手术,比心脏手术都要大吧,就像把一棵树连根拔起来。”

2011年,皮皮第一次接受了性别置换手术。

她身高一米七七,觉得自己有一张不那么完美、精致的脸庞。手术前,因为情绪问题,她在网络上加入了很多自杀群,日复一日地浏览因各种原因想要自杀的人的言语,想和里面的人一起结束生命。她在群里看到一些女孩,拥有明确的女性身份,漂亮的脸蛋儿,但却还是想死。“做完手术之后也不会有更多改变”的想法折磨着她,“无论怎样,也无法让别人觉得自己是一名女生”。

自杀想法在出席完领导孩子的葬礼后改变,“孩子是出车祸死的,他们痛苦的脸让我觉得我不应该就这样不顾父母去死”,这样的事情让皮皮开始重新思考:“我想,我不能这样丝毫不作反抗,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哪怕死也要死在手术台上。”

躺在手术台上,恐惧曾填满了皮皮的内心,这是一个结果未知又不可撤销的决定。

最后,皮皮闭上眼睛接受了这一切,完成了第一步,将睾丸切除。她回忆,手术完的那一瞬间,压在胸口几十年的那块石头“一下就掉了”。

儿时和当下的皮皮

不惑

今年上半年,皮皮做了最后一次手术,基本完成了自身的性别转换。

“疼肯定是疼的,但是对于那种‘可能会好不了’的恐惧才是最让人害怕的,生理疼痛和人生中被误解、灵魂和身体错位带来的疼痛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

年少的皮皮不喜欢与男生有肢体接触,喜欢和女生一起玩过家家。她想:“也许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觉得女生很好,可能所有的男生都希望成为女生。每个人的真实想法都藏在心里,看不见,摸不着。”

1997年,在高二的一次音乐课上,她在窗台上发现了一本杂志,印刷粗劣的厚厚一本,里面的文章类似报告文学,她默默地看了一整节课。

那本书里有关于金星的故事,当时中国最知名的跨性别者。里面有许多关于接受性别置换手术的论述与回忆, “她是活生生的、真实存在的,这太震撼了”。

除了父母和妻子,家里其他的成员对皮皮的秘密一无所知,直到今天,仍旧认为她只是一个有些内向,但平平稳稳长大了的男孩。前不久,家里的大姨还戏谑她“像个大姑娘”。成年后的皮皮与家族保持着不亲近又不疏远的距离。

高中时她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女孩活泼、主动、大大咧咧,对皮皮示爱。慢慢熟悉后,皮皮向女孩坦白了自己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只要不手术,就不会介意。”

2004年,皮皮25岁,两人结了婚。在婚礼现场,皮皮看到妻子开心的脸,突然有点嫉妒。婚后两年,他们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我对于孩子没有什么期待,我对于将来、未来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期待,像我这样活不成自己的人也就是过一天算一天吧。”

曾经皮皮以为,“也许有孩子,有家庭就会改变我吧,我就不会再想跨性别的事情了,但是后来觉得这些好像对我没什么作用。”

皮皮和妻子曾商量等孩子大一点长到四五岁时,确定不需要皮皮了,她就去做手术。2011年皮皮开始进行性别置换手术的时候儿子正好5岁。

向父母出柜也是在妻子的帮助下进行的,“出柜以后,爸爸说,之前怀疑的那些问题就有答案了”。后来,父亲还偷偷去找了一位东北“大神”。因为他觉得孩子的状态“现代医学救不了”。

“大神”对皮皮的父亲说,“这个不是病”。

已是不惑之年的皮皮,戴眼镜,一头长发梳成马尾。即使在手术之后,她还是没有以新性别的身份生活下去。在外人眼中,她还是那个有些斯文,梳长发的“男人”。

在炸鸡店工作的黄晓迪

归途

6月和黄晓迪见面的那几天,他总是低着头摆弄着手机。他说有回不完的消息,有各地媒体记者的采访,有QQ上群里跨性别朋友的交流,还有通过微博给他捐款的人。

因为经常熬夜,免疫力下降,他得了荨麻疹。每个月仅有的两天假期,他都用来去医院挂水了。现在他一个月四千块的工资,除掉房租能攒下三千五百块钱。

找工作时黄晓迪跑了很多地方,一圈下来,因为外表和身份证完全不符,别家都不要,只有炸鸡店的老板徐良把他留了下来。

这个高大精瘦且健谈的中年男人在某种程度上能理解黄晓迪被质疑,被拒斥的现状。2004年,徐良计算机专业毕业,但找工作的时候,出示过身份证就会被拒绝,“一看到是河南的就不要了,2004年好像全国各地都在拒绝河南人”。

有几个经常接徐良店里订单的外卖员,来店里就会问,“一个女孩子怎么去男厕所?”问的多了,徐良回,“去男洗手间怎么了,没去错”。后来他们就不接店里的单了。旁边的邻居也问,“要是男孩子怎么梳着长头发?”徐良就说,现在小年轻不都喜欢留长头发,为啥男生不行。他告诉黄晓迪,“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要为自己活,在意别人的眼光你就哪也不要去了。”

从医院回来的地铁上,黄晓迪刷着网友们的QQ空间。“每个人的遭遇都很惨”,有个23岁的跨性别者,忍受不了自己的男性身体,在公园的椅子上把水果刀伸向自己的下体,粗暴的给自己做了“手术”。“没有退路了,只能这样做,父母以死相逼,他就自己动手了”。

曾经受过的惊吓和被迫“扭转”的经历,让黄晓迪变得小心翼翼,说话声音细弱。他经常会做梦,悬崖,铁门,血,醒来有时哭着,有时全身湿透。

黄邵祥和妻子清楚,不能再逼这个孩子了,“他健康就好,高兴就好,我们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黄邵祥在朋友圈里发了妻子和三个儿女的照片,配文“这是我的全部”。“谁管怎么样,愁也是过,不愁也是过,顺其自然,该怎么样怎么样”。

2020年新年之前,江秋带着黄晓迪去街上弄头发。马上过年了,他们要回老家。江秋让理发师把黄晓迪的头发拉直,烫了离子烫。黄晓迪的头发像她,长一点就变卷,“我说你要当女孩子,就要做个漂亮的女孩子,头发蓬蓬卷卷的不好看”。

见到江秋时是中午,早上八点她刚下了夜班,下午四点又要上另一个夜班。夫妻俩住在江秋纺纱厂十几平米的宿舍,一张双人床占了大半个房间。

江秋已经在这个纺纱厂工作了七八年,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厂里梳棉。受疫情影响,6月她刚开始复工,厂子里外贸单子就都取消掉了,“今年想赚钱太难了”,但他们得给黄晓迪攒钱做手术。

江秋有的时候会背着丈夫一个人躲起来哭,“他现在不男不女,怎么能不难过”。

“如果手术顺利,是个漂亮的女孩了,你还难过吗?”我问。

“可是他也没有生育能力了。”江秋说。

我离开时,江秋掏出手机,从车窗伸进来,“你加我微信,有跨性别的知识你要记得发给我,多给我发。不光有男孩变女孩,还有女孩变男孩你知道吗?我在手机上也看到过”。

黄晓迪已经联系好了泰国的医院,想今年就把手术做了,现在唯一缺的就是手术费。

为了节约医药费,黄晓迪曾打算自己手术。“让两性同时存在,我身体会废掉的”,他自学注射,买手术刀,止血钳,急救用品,“到了结扎,缝合这一步去医院,我知道百分百会大出血”。

室友阻止了他,“你知道血管长什么样吗?你会死的,慢慢来,你还有家。”

黄邵祥每晚躺在床上用手机查泰国关于变性手术的信息,但都是英文,看不懂,就挨个打电话过去,可接起来说的都是泰语。

晚上下班,江秋跟黄晓迪视频通话,有时候故意逗他,“你的手术推一推吧,以后再说”。她能感到黄晓迪的情绪一下子就低下来,再回答她的问题,“不会超过三个字”。江秋就哄他,“你爸爸一定会陪你去的”,黄晓迪就在视频那边笑起来,给她讲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

以前有过一次,江秋也这样逗他玩,不久黄晓迪就发了张照片,白色的T恤上有血,手上、大腿上也有,像是“自己动手了”。其实那张照片是那个在公园自己做“手术”的男孩,黄晓迪觉得,“这样做是让家人理解我”。

手术后,皮皮还是会选择女装中偏男性化的衣服,这样“生活压力比较小”。已经有不少媒体报道过她,但线下生活中只有几个朋友知道她的故事。“我任何时候穿的衣服都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不合适,在孩子的身边会穿得更偏向男性一点,我不希望孩子过早地去思考这些问题,太累了。”

儿子五岁时,皮皮有时会和他说起自己“跨性别”的状态,孩子听得似懂非懂。在一次参加跨性别主题活动的时候,皮皮被人指着说,家有孩子怎么还干这个事。皮皮想,如果未来孩子长到二十多岁,不喜欢他这样的人,那么他可以从孩子的生活中消失。

2020年的除夕夜,皮皮的爸爸又喝多了,她开车送他回家。“他醉得认不出我是谁,只当我是一个陌生人,跟我说了很多生活的琐事,还认真地跟我说谢谢,父亲面对一个陌生人都能喋喋不休地讲那么多,平时和我的交谈却不多。”

从几次自杀未遂,到能够坦然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她艰难地处理着与父母、妻儿、以及跟自己的关系。

皮皮“隐居”在东北的一个小城市,她想建立一个类似“彩虹养老院”的地方,“欢迎各位trans(跨性别者)来住,我们连吃带唱,一起包饺子”。在皮皮的想象中,这是最好的结局。

“我对于什么都没有期待,但这个群体在老去后,养老、遗嘱这些事都是和正常人不一样的,跨性别者是没办法跟现实逃离开来的,他们都是依附于这个社会的”。

有一天,皮皮问母亲:“你希望我做一个开心的人还是一个看起来正常的人?”母亲没看她,缓缓地说:“正常人吧”。这成为这个家里最后一次关于跨性别这个话题的对话。



小小鸭 发表评论于
严格来说,这个群体是精神疾病, 很难改变,还不如让他们做自己,不要强行改变他们,徒劳的。
何所思 发表评论于
我们就是能自我繁殖机器,大批量制造难免会出残次品。不要太把人类当回事,人权、道德、审美啥的都是想象出来的,不存在的,把人免了都会消失的。
世事沧桑 发表评论于
变性绝大多数是男变女,可见做女人很轻松。